今年5月，民陣召集人陳皓桓（右一）因參與反送中集會而遭到當局的檢控。上庭前，陳與社民連黃浩銘（左二）、曾健成（右二）等成員拉起「和平集會無罪政治檢控可恥」的橫幅。（圖片來源：宇星/看中國）
【看中國2021年12月25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懷橘綜合報導）2020年7月1日港版國安法生效，至今已有一年半時間。12月17日，無國界記者組織在年度報告中表示，香港在國安法後首度有新聞工作者被囚，74歲的《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是目前全球被囚記者中年紀最大的幾位之一。2021年，香港有超過50個公民社會組織解散或停運。有學者分析，反送中運動後，北京藉國安法對香港公民社會進行一次徹底的、有系統的大清洗，將公民社會「斬草除根」，令香港變成一言堂的社會。
新聞工作者被囚被打壓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對美國之音表示，國安法實施後，港府開始以國安名義針對新聞工作者，特別是那些曾經批評政府施政的，而且有公信力的傳媒。2021年七一前夕，港府凍結《蘋果日報》資產，迫使《蘋果》停運。與此同時，當局還逮捕黎智英等多名前《蘋果》編採高層，指控他們觸犯國安法「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陳家洛指，事件在社會上引發寒蟬效應。他批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國安法紅線處處，令新聞工作者防不勝防。
公民社會遭全面瓦解
綜合港媒統計，2021年期間，香港共有50個公民社會組織，在國安法壓力下解散。「解散」一詞或是今年新聞報道當中，出現得最頻繁的一個字眼。
在這些被解散公民社會組織當中，最為人熟悉的莫過於支聯會、民陣、職工盟和教協。支聯會是在八九民運中應運而生的組織，代表香港人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過去31年間，每逢六四夜晚，支聯會都會風雨不改地舉行燭光晚會，悼念六四死難者。
而民陣是因反23條而成立的民間組織。2003年，民陣首次主辦七一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後，遊行活動約50萬市民參加，當年成功迫使港府無限期擱置23條。之後每年七一民陣都會主辦遊行，向港府反應民間訴求。今年被迫解散的還有具31年歷史、曾經領導多次工人運動的職工盟，及擁有近50年歷史、超過9萬會員的全港最大教師工會——教協。
陳家洛表示，由2003年開始，香港公民社會發起的每一場運動，都是希望追求民主，阻止香港的自由受到威脅，每一次社運之後都會孕育出更多的組織及團體。不過反送中運動之後，北京借國安法對香港的公民社會進行一次徹底的且有系統的政治清洗，令香港變成一言堂的社會。
以黨的領導取代公民社會
香港時評人、港府中央政策組前顧問劉細良指，公民社會是西方民主憲政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也是公民社會，中共的目的是全面瓦解香港的整個公民社會體系，令一切民間自發組織的組織、團體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共產黨自上而下的領導。
香港曾經是一個公民社會，表現在港人可以自由創立、註冊各類團體、組織、機構，如信仰團體、社區組織、慈善團體、專業協會、商會和工會等，這些民間組織可以匯聚社會力量，幫被壓迫的群體發聲，定期組織集會、遊行等活動。公民社會被認為是評判一個社會是否民主開放的標準。
不過，公民社會是為共產黨所不容的。2013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文件指，「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值得注意的突出問題」並提出七大危險，要求警惕和予以根除，其中一項即為「宣揚公民社會」，認為它「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
劉細良指，在大陸，黨國統治機器直接管治國家，而公民社會的組織不受當權者控制，同時可以制衡獨裁者的權力，因此獨裁者十分痛恨公民社會以及大眾自發所組成的組織，因為這些組織具備「集體力量」，「而這個『集體力量』對獨裁者的統治可以做出反抗」，具有「動員和組織能力」，可與當權者進行抗爭。所以，共產黨要將香港這些公民社會組織打散，如果港人變成單一個體受到迫害時，「再無一個專業工會可以保護他們」和政府抗衡，最終變成政府獨大的局面。
國安法和公民社會背道而馳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表示，國安法的本質就是一種泛政治化的檢控，以打壓言論及公民社會集會結社的自由，與香港社會長期以來建立的公民社會文化完全不同，造成公民社會的解散潮。
鍾劍華又指，北京透過國安法對香港公民社會實行「斬草除根」，消滅反政府聲音，令到爭取民主、改革社會的訴求失去發聲的平台，他認為這對解決社會矛盾及不滿的情緒沒有幫助。他認為，這會令到很多社會矛盾及不滿情緒難以抒發，將來或發生當局難以預測的社會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