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廣州起義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網絡圖片）
方聲洞：如花生命 終為革命綻放
黃花崗烈士方聲洞為了尋求救國之道，17歲就赴日留學，投身革命，是中國同盟會的首批會員，廣州起義犧牲時年僅25歲。
方聲洞，字子明，福建閩侯人，1886年出生於一個福州富商家庭。父親方芷亭，曾任桐鄉縣令，後經營轉運公司，經常輾轉各地，思想開明，對晚清政府的腐敗專制十分不滿。方聲洞的伯公當時雖為朝廷官員，也思想開明，清正廉明。方聲洞的兄弟姐妹中共有7人赴日留學、1人赴法留學，其中6人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方家是真正的革命家庭。其兄方聲濤後來一直追隨孫中山堅持革命，歷經護國運動、護法運動。1918年，方聲濤募捐繼建黃花崗烈士墓園，使其初具規模。園中所立「七十二烈士之墓」墓碑，其上隸體碑文即為方聲濤所書。
方聲洞自幼聰明機警，膽略過人，志向高遠，長於演說。聽其演講，聲情並茂，慷慨激昂，聞之莫不感慨涕泣。雖出身富商家庭，卻自小鄙視浮華，生活簡樸，行不坐轎，食不嗜精。他在十幾歲時就對他人說：「勞則習苦，儉則不匱，吾輩志吞逆胡，來日艱難，正未有艾，今不勖勵，他日何能與士卒忍飢勞涉險阻乎？」寥寥數語，盡顯少年英雄的鴻鵠之志。
1902年，17歲的方聲洞隨兄姊東渡日本，進入東京成城陸軍學校讀書。次年，沙俄侵犯中國東北邊境，激起在日中國留學生的抗俄運動，方聲洞與其兄方聲濤加入了「拒俄義勇隊」（後更名「軍國民教育會」）。1904年，惡鄰日俄為爭奪他們在東北地區的利益在中國的黑土地上燃起戰火，腐敗無能的清廷選擇了保持中立。方聲洞異常悲憤，「逢人便痛論國事」，認為不徹底推翻清政府的專制統治，實行民主共和，中華便無崛起之日，必將永為刀俎之下的魚肉，任人宰割。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20歲的方聲洞隨其兄方聲濤、姊方君瑛加入同盟會，成為首批會員。
加入同盟會不久，因母親去世，方聲洞返回福建老家守孝。清廷專制下的壓抑與閉塞，與海外同志的山海隔絕，讓他陷入難以名狀的苦悶與焦慮。他出盡家中所藏書籍，在家鄉辦起了書報閱覽所，傳播科學、自由、民主、平等的先進思想。1906年，方聲洞返回日本，擬再入成城陸軍學校學習軍事。但搖搖欲墜的清廷擔心這些留日的青年人起來造反，便與日本政府協商，規定中國的自費生不得在日本學習軍事。這令他大失所望，但他革命的志向並沒有因此而改變。為了推翻清廷的專制暴政，他又考入日本千葉醫學校，志在掌握化學知識以製造炸彈，效力革命。
1911年，孫中山準備在廣州發動起義。在日本的方聲洞被福建同志推選為同盟會第十四支部支部長的職務，以接替即將回國參加廣州起義的林文。方聲洞對準備回國參加廣州起義的在日同志說：「諸君不許吾同死耶？是焉置我也。我雖不才，習醫數載，頗自信有得。義師起，軍醫必不可缺，則吾於此，亦有微長，且吾願為國捐軀久矣。今有死所，奈何阻我去？況事敗諸君盡死，我能獨生耶？留我奚意？」壯士為革命拋灑熱血、慷慨赴死的凌雲壯志，躍然於言語中。
1911年3月中旬，方聲洞接到吳永珊（即吳玉章）電報，起義即將發動，但軍火不足。方聲洞在日本籌備到軍火後，準備密運廣州。臨行前夕，他預寫書信數封，囑咐其妻子分期寄給父親，以安其心。與朋友道別時，他笑言：「昔密開會追悼諸烈士時，君曾為文以祭，中有句雲，『嗚呼！壯志未酬，公等卸哀於泉下，國仇必報』，我輩繼起於方來，今所謂方來者，成為現在矣，寧不快哉！」「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凜然慷慨之情怎能不令今人無限感嘆？
從日本密運軍火入廣州後，他不顧勸阻，毅然參加了廣州起義。起義前夕，方聲洞留言給父親和妻子，「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但望大人以國事歸心，勿傷兒之死，則幸甚矣。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然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為四萬萬同胞求幸福，以盡國民之責任。刻吾為大義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無憾矣。」
4月27日起義爆發，方聲洞在黃興的率領下，攻入總督署，在戰鬥中身中數彈而死，年僅25歲。事後，黃興向黨內報告起義經過時，說方聲洞「以如花之年，勇於赴戰」。
喻培倫：謀刺攝政王 血濺黃花崗
喻培倫，字雲紀，四川內江人，1886年出生於內江縣文英街一個富裕的糖商家庭。喻培倫少時聰慧好學，喜好來自西方的現代科學技術，「常竊啟鐘錶及機械器具，察其究竟」。在西方進步思想的熏陶下，喻培倫對清廷專制統治的黑暗腐朽和東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欺辱深為憤懣。他給自己刻了一方印章，署名「世界惡少年」，表明向腐朽制度挑戰的決心。
1905年喻培倫東渡日本留學，先後入東京警監學校、經緯學校、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學習。他在赴日留學的初期深念非科學不能救國，起早貪黑，對學業孜孜以求，還實地考察了日本的洋瓷、火柴、製糖等工業。在考察學習的過程中，他還研製出一種安全無毒的火柴，為以後研製炸藥和炸彈積累了寳貴的經驗。隨著國內時局的動盪，國運日益衰敗，他實業救國的熱情漸漸消逝，最終放棄實業救國的理念，走上了革命救國的道路。1908年，經吳玉章介紹，他在日本加入同盟會。
喻培倫加入同盟會後，「捨豪華而尚質樸」，全身心地投身於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之中。為了掌握研製炸藥的技術，他考入日本千葉醫學校藥科，專攻化學。經過多次實驗，他終於成功製造出一種威力強大而又安全可靠的烈性炸藥和多種引爆方式。1909年初，喻培倫與汪精衛等在北京安置炸彈刺殺攝政王載灃，因事敗時正在赴日購買化學藥劑途中，才得免被捕，遭到清廷通緝。喻培倫被迫逃往香港，化名王光明、尤國楠（分別是「望光明」、「憂國難」的諧音），一面行醫為業，一面繼續研製革命之需的炸彈，並著有《安全炸藥製造法》，由其弟喻培棣在日本秘印，廣送中國的革命黨人。這種製作炸藥的方法被稱為「喻氏法」。從此，喻培倫被革命黨人們譽為「炸彈大王」。
廣州起義爆發後，喻培倫前胸掛一大筐炸彈，一馬當先，率四川和廣東籍的同盟會會員直奔總督衙門，用炸彈將圍牆炸裂後，攻佔了總督大堂。而後準備繼攻督練公署，途經蓮塘街口時與清廷援兵遭遇。鏖戰三個多小時後，喻培倫終因彈盡力竭被捕，英勇就義，時年25歲。殉難後數月，與同難同志共葬於廣州黃花崗。
辛亥百年，風雲變幻，白雲蒼狗，潮起潮落。回望來路，我們在尋求民族復興、中華崛起的道路上是何等的曲折艱辛。那個滄海橫流、英雄輩出的年代已經遠去，但民族復興的偉業還遠未完成。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些「80後」富二代海歸，憂國憂民，救亡圖存，內爭自由，外求獨立，用鮮血和生命詮釋了一代青年矢志不渝的愛國情懷，捨生取義成為他們自願選擇的人生歸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