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是寫給別人看的還是寫給自己看的？（網絡圖片）
蔣介石日記開放之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曾四赴胡佛研究所。在楊天石的印象中，去胡佛讀蔣日記的學者，並不是傳說中的「如過江之鯽」，而是「屈指可數」。「『胡佛』本來讀者就不多，很多時候只有兩三個人，甚至只有一個人在那裡閱覽。」儘管如此，蔣的日記還是受到了特別的關注。「兩年以來，胡佛檔案館裡讀者最多的還是蔣的日記。其他檔案讀之前都要填申請表。蔣介石的日記就放在櫃臺管理員的身後，你跟他說我要看1943年5月的，他一轉身，一分鐘不到就取出來了。」楊天石說。
蔣日記開放之後，楊天石所在的近代史所大約有10人次到了「胡佛」。近代史所的前所長、社科院學部委員張海鵬是其中之一。2006年3月，他和楊天石同時踏入胡佛檔案館的大門。張海鵬在胡佛檔案館待了5個星期，第一個星期讀國民黨改革委員會（蔣介石赴臺之後一手創辦的改組國民黨以求自新的機構）的資料，剩下四個星期專攻蔣介石日記，抄錄了30萬字。
7月1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胡佛研究所和復旦大學的學者在北京座談他們依據最新資料得出的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蔣日記「在歷史大勢上沒提供新東西」「抄日記」是近代史所每個到胡佛翻閱蔣介石檔案的研究人員共同的任務。抄回來的日記，在小範圍傳閱。
有賴這些筆跡各異的抄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金沖及幾乎把蔣介石從1919年到1949年的日記都讀完了。
金沖及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共產黨的歷史，但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共產黨的歷史常常跟國民黨的歷史交織在一起。通過蔣介石的日記，金沖及讀到一個他以前所不知道的蔣介石。1932年是民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年，金沖及順著日記看蔣介石在這一年裡一天天看什麼書，見什麼人，感覺到「一二･八」事變之後蔣介石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此之前，蔣介石的主要身份是軍人、總司令，兵書看得很多。「一二･八」之後，蔣介石經常在日記裡感嘆知識不夠，人才不夠，所讀的書從儒家經典、聖經擴展到法國革命史、拿破崙傳、俾斯麥傳、管子……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老黨員觀念陳舊，新黨員又多流於浮躁，外敵內亂之下，國民黨要自新必得吸收新鮮血液。於是在這一年，包括北大校長蔣夢麟在內的一大批大學教授加入國民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沒看過胡佛所藏的蔣介石日記，但他至今記得1988年在胡佛翻閱宋子文檔案的時候讀到的關於蔣的一個「段子」：蔣發電報委託在美國的宋子文給他買四部二手汽車，每部車用在什麼場合都有詳細的交待。
面對同一本蔣介石日記，不同的學者讀出不同的東西。「研究中國近代史、現代史，不看蔣的日記，會是很大的損失。」楊天石說。
他的同事、抄錄蔣介石日記30萬字的張海鵬則認為，蔣介石日記「在歷史大勢上沒有提供新的東西」。
蔣介石日記寫給別人看 還是寫給自己看？
關於蔣介石日記的另一個「根目錄」級別的爭論是：蔣介石日記的史料價值到底有多高？他的日記到底是寫給別人看的還是寫給自己看的？
金沖及在蔣介石1928年3月31日的日記裡讀到宋美齡留的字條：你今天記的東西如果讓別人看到會有麻煩。但這個字條有太豐富的含義，既可以理解成蔣介石在日記中寫真話，又可以理解成蔣介石在寫了真話之後，預留了包括請宋美齡過目在內的「審查機制」。
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牛大勇從蔣介石日記聯想到了雷鋒日記。「雷鋒是一個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從來不留姓名的人，但是偏偏他做的好事我們都知道了。原因就是因為他記了日記。」章百家認為，日記相對回憶錄來說可靠性更高。當事人記錄下來的東西更接近他每天的真實想法。
宋曹琍璇以家屬的身份，以更近距離的觀察，捍衛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我想每個親身讀過蔣公日記的人都曉得他是寫給自己看的。在他1949年之後的日記裡不斷出現他把1949之前某一天的日記拿出來看，並且給經國先生看的記載，如果當初的日記都是假話，我想兩蔣父子也不必事後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欺欺人。我們當初決定公開日記的時候，受到來自家屬的非常大的阻力。蔣孝梅甚至一度要起訴蔣方智怡。只是因為蔣方智怡的做法完全合法，起訴才沒了下文。因為日記是蔣介石留給經國先生、經國先生留給蔣孝勇，蔣孝勇死後又留給蔣方智怡的。我們在決定是否公布蔣公日記之前還曾經回臺灣向各位老先生請教。像秦孝儀先生（蔣介石秘書）就是非常反對開放的，理由是對老人家隱私不尊重。」按照胡佛研究所和蔣家的約定，宋曹琍璇在五類信息上「貼條」：個人隱私；個人財務情況；健康狀況；敏感的人際關係；蔣介石在日記中對某人給出刻薄的負面評價，而這個人的後人目前還在臺灣執政。
按照這個標準，蔣介石日記被貼條的地方非常少。
掀開國民黨赴臺後的「整黨」序幕
1950年2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此次復出主政對於軍政經濟制度政策、人事組織以及本黨改造方案皆未確定，恐蹈過去功虧一簣之覆轍，或不如過去之尚有所成也。故三十日之內必須積極準備，對於下列各項必須切實研究，有所決定也。
在下文中，蔣介石用紅筆勾出六個圓圈，每個圓圈後面是一項有待落實的「要務」，包括政府組織形式、幹部會議綱領與人選、總體戰實施程序與經濟政策、監察制度與組織之實施、黨的改造方針、臺灣黨政方針與人選。
這篇日記掀開了國民黨赴臺之後「整黨」的序幕。
事實上，早在1948年，蔣介石就在日記中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大局之危險困厄至開封淪陷以至極點，乃知歷代亡國之原因並不在於敵寇外患之強大，而實在與內部之分崩離析所致。尤以親近左右之幹部不知自強自立而一意推諉塞責……只怪他人，互相抱怨，而不肯為國家盡職責，減損絲毫之權益與名利，凡一切失敗皆推至元首一身……」那個時候蔣介石就萌生了整黨的想法，但是每況愈下的戰況，再加上國民黨「中立委」對整黨提議敷衍塞責，蔣介石的計畫並未付諸實施。
到臺灣之後，1950年8月爆發的朝鮮戰爭給他吃了定心丸，「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
從1950年到1952年的兩年間，「改造委員會」一共開過420次會議，一週要開4次會。胡佛研究所把每次會議的記錄及委員們之間的通信都收入檔案館。
蔣介石以「改造委員會」取代了被認為無能低效的「中立委」和「中執委」，改造委員會以陳誠為首，由16名蔣介石的得力幹將組成，平均年齡47歲，全部擁有大學學歷，其中9人有海外留學經歷。蔣介石把他的反對派組織到一起，形成沒有任何實權的「中諫委」。
蔣介石開始了他在臺灣高度集權的鐵腕統治。意識形態灌輸和黨紀整頓被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上。
1949年10月16日，蔣介石在陽明山官邸附近建起了國民黨的黨校「革命實踐研究院」。任何人如果想在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政府謀得高位，都必須先在這個研究院接受4到6週的培訓。在此後，兩年多的時間裡這個研究院培養了3000名「畢業生」。
繼「改造委員會」從上層改組國民黨之後，蔣介石又開始國民黨基層的「換血計畫」。蔣介石認為他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失去了知識份子的支持。從1950年年底開始，國民黨以「黨員再登記」的名義，把「內戰中與黨失去聯繫」的國民黨黨員重新召募入黨，並讓這些人作為種子從臺灣本土發展黨員，特別是知識份子黨員。到1952年，臺灣的原住民黨員中40％具有高中或大學以上學歷。國民黨黨員從赴臺時的5萬人擴大到28萬人。
「村鎮一級的民主選舉」
1950年到1951年，「改造委員會」在蔣介石的授意下組織村鎮一級的民主選舉。
1949年到1953年，在陳誠的直接領導下，臺灣進行了不流血的土改。第一步是減租——規定最高地租是農民年收入的37.5％；第二步是向佃農出售島內1/5可供耕種的土地，佃農買地不用真金白銀地掏現金，而是以十年為期用勞動所得還債，而且不算利息；第三步是把地主的土地收歸「國有」，政府以土地債券和股票的形式賠償他們的損失。「『土改』全面鋪開之後，陳誠和『改造委員會』成員的執政信心大增。」胡佛研究所的馬若孟教授在《與過去決裂——國民黨改造委員會1950到1952》中寫道。
20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