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在撿垃圾（圖片來源：NOEL CELIS/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11月8日訊】這是南山中心地帶的一個小區，從這裡步行幾分鐘就是騰訊總部大廈，院子裡經常看到掛著鵝廠工牌的年輕人。
小區新設的垃圾分類區，擺放著大大小小几個垃圾桶。最大的垃圾箱像個小房子，邊沿高度接近1.4米，張玉芬個子小，不得不踮起腳尖，把頭探進垃圾箱內搜尋，而後她拿起旁邊的掃把，把箱底的一個紙袋子挑了上來，再把紙袋裡零零碎碎的垃圾倒回去，緊接著她又挑出一個紙箱，扔在地上用腳踩平，對折，裝進剛剛撿到了的紙袋裡。
12年前，張玉芬從安徽農村來到深圳幫兒子帶孩子。如今孫子讀了初中，孫女9月份也讀了小一。一下子清閑了，這兩個多月，她才開始跟著小區裡的老姐妹們撿廢品，「哎，誰知道還不錯，一個月能有個二三百」，她感覺生活裡有了新調劑。
手裡的紙皮、紙袋，張玉芬不敢帶回家，在小區裡轉幾圈湊夠斤兩，她就到附近的廢品收購站賣了。「不然兒媳婦看見要‘罵’死了，兒子知道了‘罵’的更凶」。
在深圳，像張玉芬這樣的老人不計其數，她們晚年像候鳥一樣隨著子女南遷，有的種了一輩子田，離開農村就意味著失去收入，有的每月領著數目不算高的退休金。從小區垃圾箱挑挑揀揀出廢紙皮、水瓶，既是每天的一丁點零花錢收穫，也是異地生活中難得的寄託。
一、深夜裡的拾荒老人
在深圳北站附近的這個住宅區裡，我幾次在凌晨一兩點碰到陳喜蓮，她手裡拎個大塑料袋，裝著幾個礦泉水瓶和碎紙皮，走近垃圾桶時，幾隻覓食的流浪貓從桶裡倉皇逃了出去，她探頭在桶裡掃幾眼，再把紙袋子、小紙盒從一包包垃圾袋下面抽出來。
深夜，是陳喜蓮一天當中難得的空閑時間。
陳喜蓮的一天從早上6點開始，做早餐，帶外孫女，接孫子放學……她跟著女兒住在這個小區裡，外孫女2歲，她要幫著帶孩子。兒子也住在附近，孫子在小區門口的學校讀書，每天接送孫子也是她的任務。
整個白天她要圍著孫輩打轉，即便有時間，撿了廢品再碰孩子終究不衛生。她只能把時間往後推，一家老小吃了晚飯，上床睡覺，她再下樓轉幾個小時。
小區裡撿廢品的老年人不少，清潔工、上了年紀的鄰居們，都算是陳喜蓮的競爭對手，「沒有老人看見紙箱不撿的」。而到了深夜，這些潛在的競爭者們很少會下樓。不少晚歸的年輕人還會持續下來丟垃圾，她總能有所斬獲。只是等她回到家裡，洗澡，洗衣服之後，已經是凌晨兩三點。
陳喜蓮50多歲了，晚上的睡眠時間短暫得令人吃驚，女兒反對陳喜蓮大半夜撿廢品，可她攔不住母親，「孩子壓力也大，要養小孩，要還房貸」。
「老人不會賺錢，都要撿廢品」，陳喜蓮來自湖南農村，沒有退休金。靠著深夜裡的搜尋、翻撿，一個月也能有幾百塊的零花錢，這點自己賺的錢，能讓她隔三差五給孫子、外孫女買點零食和小玩具。
李正福跟陳喜蓮住一個小區，每天晚上7點多，只要沒什麼事情，他習慣蹲坐在小區東北側的花壇邊，在他正對面2米多遠處，並排立著兩個垃圾桶。
李正福膚色黢黑，臉上溝壑深重，在夜色裡像一尊凝重的雕塑，只有你跟他打招呼時，那一口白牙和樸實的笑容，才讓整個人鮮活起來。
兩年前，孫子臨近出生時，李正福和妻子從湖北老家趕到了深圳。房子是兩居室，住著兩個孩子四個大人，晚上是屋子裡最喧鬧的時候，孫女放學回來了，兒子兒媳也下班了。
蹲坐在小區這個角落裡，李正福能躲個清淨，也能守株待兔撿點廢品。他白天在附近小區做綠化工人，剪剪樹枝，侍弄花草的活兒雖然不累，但到了晚上，他也沒多少力氣，像其他老人一樣在小區裡四處轉悠。
做綠化工，李正福一個月工資有3000元出頭，不過老闆已經拖欠了將近3個月的工資，他嘆口氣，講起了在別人手底下打工的不自在——早上7點上班，一天得打四次卡，工資說拖就拖……來深圳之前，李正福在老家開廢品收購站，收的永遠都是現錢，時間也歸自己說了算。
在深圳的生活他終究不習慣，和他一起工作的是江西人，兩人口音都重，說話時都得放的特別慢；吃一頓晚飯，要等來等去，等上舞蹈課的小孫女，等加班的兒子；撿點廢品，兒子兒媳婦都反對……
坐到晚上9點，李正福緩緩起身，慢悠悠地朝著小區另一側走去，家裡人差不多洗完了澡，孩子們也睡了，輪到他洗漱上床了。
二、燕子壘窩般地賺錢
許慧珍也是陳喜蓮的鄰居。疫情之前，許慧珍常去深圳北站做義工。疫情之後，考慮到安全她沒再去過，況且60多歲的老人，精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許慧珍跟女兒住在一起，大部分時間家裡只有她一個人，一天當中，電視絕大多數時候都開著，儘管播放的節目她也看不下去。下樓轉一圈，她總能撿幾個小紙盒或者水瓶，然後再帶回家一一踩扁，再分門別類地捆紮、收拾，而後一趟紙皮，一趟水瓶，運到附近的廢品收購站，大半天的時間也消磨完了。
許慧珍的退休工資有4000多元，應付日常生活沒有問題。但生活在深圳，她總感覺賺得不如花的多，尤其每次跟女兒吵架，她賭氣嚷著要出去租房時，總要在心裏算一算，這點錢夠不夠付房租。
因為撿廢品，女兒跟她吵了好幾次架，最後倆人各退一步，妥協的結果，就是許慧珍的廢品只能放在陽臺角落的小推車裡，放不下以後就立即賣掉。
何明亮也住在同一個小區。老何60多歲，開朗健談，每天收拾得清爽體面。他和妻子在小區裡住了十幾年，在鄰居當中人緣不錯，不少年輕人有了紙箱、水瓶等廢品，會特意打電話讓他上門取。
何明亮和妻子算是小區裡最勤勉的老人。倆人各自為戰，從不結伴，從早上7點多到晚上9點多，總能在小區裡看到他們的身影。
何明亮和妻子的退休金加起來有6000多元，兒子買房買車老兩口都出了力。現在孫子讀中學了，兒子經常出差，兒媳在臨深片區上班，每週只能回來兩次。多數時候，家裡只有老兩口大眼瞪小眼，前兩年老何還能在附近打打小牌，誰知道這牌越打越大，老何不敢再玩，能做的也只剩下四處閑轉撿點廢品。
一樓架空層角落的某個隱蔽處，被老何用來放廢品，有了這點空間，像泡沫這種佔地方的廢品，別的老人不願意撿，老何都留了下來。
泡沫1.2元一斤，紙皮1元一斤，塑料5毛錢一斤，銅、鐵、不鏽鋼這些金屬也能賣上價錢，夏天的衣服1塊錢一斤，秋冬的衣服5毛錢一斤……何明亮和妻子每天象老燕壘窩一樣，一點點積攢著這些不起眼的東西，每月能賺1000多塊錢。
三、賣廢品的門道
許慧珍所住小區附近有3家廢品收購點，都位於城中村。
其中老董的廢品收購點離小區最近，他和妻子在深圳收了20多年廢品，前兩年才租下門面辦理了執照。
小區撿廢品的老年人都知道老董常缺斤短兩，有位將近70歲的老人，攢了幾十斤的紙皮，運到了老董這裡，生生被剋扣了十斤的重量。為此，許慧珍每次出門前，都要自己先稱稱重量，這樣老董就坑不了她。
但小區大多數老年人，像李正福、何明亮，寧願選擇更遠的收購點。從小區走出去，過十字路口，再走一段上坡路，進城中村穿街走巷，一路走下來接近1公里。
很多人一次性攢幾十斤的廢品，要運到收購點，要麼靠平板車，要麼靠買菜小推車。許慧珍見過小區裡一個瘦高的老太太，每次都是把幾十斤的紙皮，要麼用一根棍子，像挑水一樣挑著，或者捆成一捆吊在肩後，就這麼步行1公里賣掉，許慧珍清楚，這是農村搬運莊稼的方式。
不同的廢品有不同的去處，像舊衣服，舊鞋，舊皮包這些，都要賣給老胡。每到下午3點，老胡的三輪車會準時停在小區附近。不到半個小時，這兩三輪車就會裝得滿滿噹噹。
跟幾家收購站老闆比起來，老胡態度最和氣，嘴也甜，老遠看見個老太太就招呼一聲「來了阿姨」，這一聲招呼也能讓老人們寬慰不少。許慧珍記得有一年，她去附近一家收購站賣廢品，看見收購站老闆衝著一個同齡老太太吼了聲「滾」，從此她再也沒去過這個收購點。
老胡做這行已有7、8年，他每天要在龍華轉十來個小區，收購上千斤衣物。而後這些衣物再經消毒、處理，被運到非洲作為二手衣物出售，「我們做這個利潤再低，也比收紙皮的高的多」。
偶爾也有年輕人來賣舊衣服，老胡稱重後遞給人家幾塊錢，好幾次對方都擺擺手不要，「年輕人看不上這點錢」。
不過老年人們，就覺得老胡的生意做得精明，幾百塊一件的衣服還沒穿過幾次，就被老胡捆成一捆論斤收了過去。但老胡也有苦衷，收的衣服太差，上一級老闆也要扣他的錢，為了賣得上價格，他還得跟人家週旋。
每天賣廢品的這點錢，在許慧珍心裏算是小小的意外之財，「花起來不心疼」。
許慧珍出生於河南農村，關於飢餓的記憶伴隨整個成長歷程，家裡一年到頭的主食是紅薯面，白面逢年過節才能吃上一點，許多同齡人到了富足年代，看到紅薯胃裡就忍不住泛酸水。每茬莊稼收割後，半大孩子們會跑到地裡再扒拉一遍，「一顆豆子，一個麥穗，看見了得趕緊撿起來」。
節儉，是上一代人刻在骨子裡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