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家傅鷹在美國讀到解放軍炮擊英國「紫石英號」軍艦的消息，大受感動，決心回國。圖為傅鷹和妻子張錦。（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知識份子接受改造的主觀因素
當然達到文化專制的前提是「武化」統治。勝利者挾雷霆萬鈞、橫掃玉宇之勢，君臨天下，手無寸鐵的「秀才」們不由得不為之懾服。但是簡單地把一切歸之於高壓下的恐懼，完全是人趨利避害的本性導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層次的還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國情懷」的延續
中國人，特別是其精英，百年來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訴求是國家統一、民族興旺。這一訴求高於個人榮辱。所以，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的話，足以使無數男兒熱淚盈眶，下決心委身於新政權、追隨新領袖，其他的都可以放棄和犧牲。這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1949年，化學家傅鷹在美國正在猶豫是否回國，讀到解放軍炮擊英國「紫石英號」軍艦的消息，他根據以往經驗，以為仍將以中國政府道歉了結，沒想到新政府對英國態度如此強硬，大受感動，於是決心回國。這種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數知識份子擁護新政權，首先是滿足了外抗強權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仍未擺脫寄希望於「明君」的傳統。革命領導的個人魅力、傳說中的長征英雄事跡，都產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沒有參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權開始正處於「其興也勃」的時期，與潰敗前的舊政權成鮮明對比，令人對它能掃蕩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升起無限希望。在這種形勢下，個人顯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覺間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統並不感到太勉強。
2、二戰後的世界形勢和潮流
當時兩大陣營的對立，非此即彼。選擇留在大陸等於選擇留在一個「陣營」。二戰之後，國際知識界左傾也是一種潮流，因此不少知識份子相信「這邊」代表未來，急於跟上世界潮流，怕為時代所拋棄，作「向隅而泣的可憐蟲」。特別是朝鮮戰爭之後，中國與西方多數國家是敵對的關係。政治上的選擇與意識形態的「站隊」無法分開。思想上有任何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傾向，就有「裡通外國」之嫌。國家的敵人與思想的敵人相重合。儘管公開宣布的「政策」有「將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區別開來」的說法，在實踐中卻難得分開，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業業接受「改造」。外部「敵人」的存在被統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眼看自己在中上層幹部中一貫正確的威信有所動搖，領袖曾佈置高級幹部學習柳宗元的《敵誡》。用外敵的威脅轉移對內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鞏固其權威，是統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環境下，對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有效。
3、知識成為原罪
1949年以前受過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農子弟，伴隨著對階級鬥爭理論的認同而來的是無法擺脫的「原罪」感，「階級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書香門第」不是榮耀而是恥辱，這是對幾千年傳統的逆反。即使貧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認為「變質」。除了少數已是「左派」的知識份子外，多數對「馬列」理論不熟悉，所以許多飽學之士都有一種自卑感，真心誠意願意重新學習，用新的理論來審視自己過去的學問。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開始學俄文，卻很少人學德文，可見實際目標還是學蘇聯而不是馬恩經典。
中小學教員都被認為是「國民黨培養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以至於掀起學生羞辱、毆打、肉體摧殘直至殺害老師的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高潮。在「與一切傳統決裂」的口號下，一切基於人性的道德倫理蕩然無存，善惡是非以「政治路線站隊」劃線。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4、「頌聖文化」的延續和大發揚
所以偶像崇拜、領袖神化、歌頌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氣候條件下推向極致而很少遇到質疑和抵制。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不論受到怎樣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確對待」，還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延續。後來冤假錯案得以「平反」，則感激涕零，「天王」更加聖明。「文革」之後，還有人發明了「娘打孩子」之說，一切罪責一筆勾銷，就此對絕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災難心安理得地拒絕反思。
以上幾點是最初階段接受「改造」的「自願」因素。以後，一輪緊似一輪的「階級鬥爭」使強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無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無，以至婚姻、親情、友誼的自由一切操之於「組織」，想要「歸隱」也無可能。同時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達到「脫胎換骨」，就有希望被接納。這是一種漫長的修煉過程，或可比作經過煉獄達到天堂之路。有人將之比為「溫水煮青蛙」，每次政治運動是一次加溫，但又對不同人群有所選擇，所謂打擊5％，團結大多數，於是人人爭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都被「橫掃」。
當然每個人的閱歷與處境不同，思想軌跡各有差異。每一輪的整人運動裹挾一大批人進一步喪失自我，同時另一些開始懷疑、有所覺醒的人數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飆使全民陷入瘋狂與愚昧，而混亂失控的局面又無意中提供了某種自由思考的空間，那種達於極致的荒謬反過來喚醒了許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經動搖，人性就從混沌中開始尋找回歸之路。這種情況在部分知青中尤為突出，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亂讀」了許多「禁書」，無意中大開眼界，吸取了迥異於官方教條的知識營養，成就了新時期脫穎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幹，有的後來進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間，成為今之頗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標準的辯論為標誌，打破「兩個凡是」，可以說是一次再啟蒙，對三十年朦昧的祛魅作用有劃時代的意義。長期被壓抑的理性爆發出來，藉此衝破牢籠，封閉的國門再一次打開，中國人與百年前的先輩一樣，又一次「睜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長期視為不可動搖的教條和權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來不能想像的都可以成為現實。是非觀念又回歸常識。幸而長壽的老一代學人，劫後餘生，又煥發新的活力，恢復自信，在學術上仍能有所貢獻。恢復高考初期入學的青年學子有幸得到這一代老先生的親炙，在某種程度上，薪火得以傳續。新時期的第一個十年雖然沒有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躍，在精神上充滿活力，為1949年以來所僅有，湧現出一批好學深思、勇於探索的中青年學子。
但是，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掌權者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務，給予一定的鼓勵，但不打算作徹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體系不容突破，舊勢力的阻力十分頑強，所以在前進中道路迂迴曲折——鎮壓「民主牆」、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人道主義……知識份子仍然動輒得咎，心有餘悸，沒有安全感。這一輪新的啟蒙仍以「武化」手段結束。以此為分界線，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轉。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號下，實際上恢復了「兩個凡是」，以在位領導的是非為是非。1992年的「南巡講話」，挽回了經濟倒退，而對政治思想卻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鬆的思想鉗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義、商業大潮和惡性市場競爭，這兩面夾擊對思想文化起到「逼良為娼」的作用，知識份子進一步犬儒化，文化進一步低俗化。當前，儘管以言獲罪之事仍不斷發生，但比前三十年環境已相對寬鬆，也存在體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覺地揣摩上意的風氣卻更盛，說一些常識性的真話者竟成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頌聖文化又一次抬頭，而且隨著國力的加強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點傳統來看今之知識份子的主觀世界：家國情懷、憂國憂民，和對「道」的承載，依然存在於一部分人中間，現在轉化為對嚴重的時弊和改革倒退的憂慮、對普世價值的追求，還有拒絕遺忘，追尋和揭示歷史真相的努力。這些在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別強烈，同時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體以外的報紙、雜誌以及論壇，如雨後春筍，此起彼落，前仆後繼，承載了當代優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網路對衝破禁錮、活躍思想的作用，構成一道閃閃發光的文化風景線。
但是毋庸諱言，多數青年學子的家國情懷日趨淡薄。其原因是現在個人命運不一定與民族國家緊密聯繫，可以「用腳投票」，而且出路與才能成正比。合則留，不合則去。人才國際流動是大勢所趨，無可非議。同時，正義感與理想也為現實的功利所淹沒。如果說，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為威武所屈，那麼現在有話語權的上層精英多為富貴（名利）所淫，而多數尚未站穩腳跟，忙於為稻粱謀者，則可以說是為貧賤所移。多數人並非良知全泯，但感到無力和無奈，而抗拒則立即失去很多，於是選擇與種種明知非正義的「潛規則」或「明規則」妥協。自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的留學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圖回國進行啟蒙，改變黑暗、落後的現狀；今之留學生則是主要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選擇回國來發展，大多不是改造社會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為維護現狀的吹鼓手。士林已無共識，即使有，也各人自掃門前雪，形不成道義的壓力。少數有所堅守，進行了抗爭的，受到迫害時往往孤立無援。有識者所憂慮的社會危機都是長遠之事，至少目前還能在歌舞昇平中苟安於一時，何苦自尋煩惱？
當下的「頌聖」不一定表現在直接頌個人，而是頌「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因經濟增長迅速而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相當多的知識份子在收入和社會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況下，直接或間接「頌聖」表現為新特點是：以各種「理論」維護現有體制，否定必要的改革，為顯而易見的弊病——特別是當前嚴重的社會不公和瀰漫性的腐敗——辯護。一部分所謂「文人」在因頌聖而名利雙收中不但墮落到無恥的地步，而且已經超越了起碼的人道底線。以至於汶川地震中出現「縱做鬼，也幸福」和「含淚勸家長」那樣的「作品」醜聞，此舉招來網上一片罵聲，但是並未引起「輿論嘩然」，他們感受不到任何壓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為主流媒體所追捧，頻頻以「大師」面貌亮相。實際上這種「頌聖」充斥於媒體乃至日常生活，人們對此習以為常，已經麻木，只不過那兩位的言論發生於國殤之際，特別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頌聖有真誠的一面，出於對某種綱常的認同。今之「頌聖」多數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會、小會上一本正經地說，大小筆桿子成本大套地寫的內容，在茶餘飯後私人之間卻是諷刺譏笑的話題。人人都做兩面派，絲毫沒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來帝王還相信以史為鑒，可知興替，所以史官還有一定的寫真事的空間。今之官史不但不發揚「以史為鑒」的優良傳統，卻著力於屏蔽真相，偽造歷史，拒絕反思。這一點對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們對當代事、近代史完全無知，對古代史嚴重誤讀，重新陷入朦昧。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或者更早，各種版本的極端國家主義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現為「國學熱」，有的表現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幾年經濟增長之力自大狂，真以為中國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傳統」（例如所謂三個傳統——儒家、［1949年以後］前三十年、後三十年——一併繼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後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導「政教合一」，還有赤裸裸地恢復已經被拉下神壇的領袖的神話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極端國家主義否定了百年來灑滿無數先烈鮮血的謀求民族振興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這些論調，殊途同歸，落腳在質疑或反對普世價值，把「社會主義」嫁接到專制皇朝，通過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頌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憲政的道路轉型的關鍵時刻，總有以「國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現，以「愛國」為名，反對社會進步，行禍國之實。而這種言論總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為它能打動國人一種敏感的情結——即「五千年輝煌」與「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滿轉向洋人。所以，以「反洋」為旗號的，無論理論上如何不合邏輯、如何歪曲歷史，無視客觀現實，在表面上卻常佔領道義制高點，同時為當局所鼓勵，至少默許。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過去是「帝國主義」、「帝修反」，現在是「境外敵對勢力」）來掩蓋施政的缺失，壓制國內的不平之鳴；搖旗吶喊者以虛驕的對外的「骨氣」，掩蓋實質上與權勢的默契和「頌聖」。上述「含淚勸家長」一文，用的藉口也是家長維權討個說法，就要為「境外敵對勢力」所利用，罪名嚇人。這種論調動不了國際霸權主義一根毫毛，只能掩護國內的貪腐權勢集團，誤導善良的愛國者，抵制改革，阻撓中華民族走人類共同的進步道路。此種思潮再次進入主流文化，則改革頭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將遭毀滅性打擊，社會不進反退，中華民族可能付出沈重的代價。
有鑒於此，當前我國急需開啟民智，掀起一次再啟蒙，打破新老專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鎖，否則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縮之虞。在這方面，號稱「知識份子」者責無旁貸。有人認為「啟蒙」是某些人自以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別人。其實如康德所言「啟蒙就是……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朦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制度下，每個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啟蒙，也可以相互啟蒙。當然不能諱言「聞道有先後」，先覺者有義務與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識份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聖文化，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平等、憲政、民主，這可以說是今天的「道統」，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無關「西化」或外部壓力。不斷撐開文化專制的縫隙，見縫插針地做一些紮實的啟蒙工作，繼承百年來先賢未竟之業，建設以民主和科學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時日，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興或許有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