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內鬥內行，圖為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政治局會議後的合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劉少奇在「萬言書」中，對中共的政治路線沒有肯定一點成績，而是說得一團漆黑，認為「白區工作損失幾乎百分之百」，聲稱中共10年來的錯誤已形成「一種傳統」……讓人覺得似乎已到了病入膏肓和無可救藥的地步。
上世紀50年代末，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信，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三面紅旗」（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運動提出了幾點不同意見，結果引起毛「龍顏大怒」，毛措辭嚴厲地將此信批為反黨「萬言書」，毫不留情地對彭「新帳老帳一起算」，把他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一封並不足萬言（大約四千餘字）且不夠尖銳的「萬言書」，使彭德懷遭遇萬劫不復的厄運，先被罷官流放，後被迫害致死。而當時位居中共二號人物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也不遺餘力地對彭德懷的「萬言書」進行批判，其調子之高、火力之大，絲毫不亞於一號人物毛澤東。尤其是他在會議結束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不僅把彭的言行上綱上線為一種「破壞活動」，大有讓其「永世不得翻身」之勢，而且再次積極鼓吹和大力提倡毛的個人崇拜，把毛的個人權威和專制作風推向了一個新高潮，為後來毛隨心所欲地發動「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禍根。劉少奇萬萬沒有想到，從廬山會議到「文化大革命」，僅僅時隔幾年，毛的臉猶如廬山的風雲說變就變，以一紙不足千言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將他「打倒在地」，其下場比彭德懷更為悲慘。
對彭德懷的「萬言書」進行憤怒聲討的劉少奇，竟然忘記過去自己也曾寫過「萬言書」的歷史。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劉給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寫了兩封分別長達萬言的信，主要內容是大量列舉中共過去10年來白區工作中的種種錯誤，對中共10年來的政治路線提出諸多質疑，並對中央政治局和主要負責人表示強烈不滿。著名歷史學家高華在《抗戰前夕延安發生的一場爭論》中分析指出：劉少奇的兩封長信「觸及了當時中共中央的幾個禁區」：其一，劉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僅是「右傾的陳獨秀主義」，而且還有「右傾機會主義之反面的錯誤——『左傾』錯誤」，這與共產國際和中共六大以來的歷次決議嚴重相違；其二，劉反覆抨擊中共「十年來一貫地犯了『左傾』錯誤」，特別集中抨擊中共10年白區工作的方針，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全盤否定中共10年的政治路線；其三，劉要求在黨內公開討論黨的10年歷史，並且詳細敘說自己因堅持「正確」主張而遭「打擊」的經歷，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央有關領導人要為錯誤承擔責任，透露出要求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明顯意圖。（參見高華著：《革命年代》155～15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
與彭德懷的「萬言書」相比，劉少奇的「萬言書」可謂名副其實，不僅在字數上大大超過，而且在「反黨」問題上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彭在「萬言書」中，對「三面紅旗」本是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指出了那麼幾點錯誤，而且根本沒有把錯誤的原因直接歸結到毛澤東身上。彭時隔多年還自我辯解說：我給毛主席寫信的目的，「也正是為了維護總路線、大躍進和鞏固人民公社，並沒有什麼『陰謀篡黨』、『反對毛澤東同志』的目的。」（引自《彭德懷自述》286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可毛抓住彭的「萬言書」中使用了一個「有失有得」的詞語大做文章，認為彭一反「有得有失」的常規用法，而把「失」放在「得」的前邊，顯然是「別有用心」。毛在會議上怒形於色地質問彭：「失、得之說，反映靈魂深處如何？」（引自李銳著：《廬山會議真面目》219頁，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什麼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此可見一斑。相比之下，劉少奇在「萬言書」中，對中共的政治路線沒有肯定一點成績，而是說得一團漆黑，認為「白區工作損失幾乎百分之百」，聲稱中共10年來的錯誤已形成「一種傳統」……讓人覺得似乎已到了病入膏肓和無可救藥的地步。尤其是劉對中央政治局及其主要負責人的批評和責難，所提問題之尖銳、所用語氣之強硬、所懷用意之「如何」，更是彭的「萬言書」所不能相提並論的，恐怕只有歷史上海瑞罵嘉靖皇帝的《治安疏》方能與之不相上下。
劉少奇不僅在「萬言書」上「公然反黨」，而且在隨後由張聞天主持召開的中央白區工作會議上，竟然面對面地向黨的總書記張聞天「公開叫板」。劉在會議上所作的《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其精神實質與他的「萬言書」如出一轍，都是「肆無忌憚」地痛批中央的錯誤，而且，劉借開會之機把批評公開化和白熱化，大有為推翻中央最高領導製造輿論之勢，套用文革中批劉的話說：「反黨氣焰十分囂張」。劉少奇當年在延安的這一「歷史壯舉」，當然是彭德懷後來在廬山會議上難以做到的。彭的「萬言書」一經被毛澤東御批為「反黨政治意見書」，他哪還能像劉少奇那樣膽大包天地與毛「公開叫板」？由此看來，論「反黨」的能力和膽量，劉少奇也堪稱「老資格」，而彭德懷不過是「後起之秀」。
更讓彭德懷「自愧弗如」的是，劉少奇當年上「萬言書」和作大報告「公然反黨」，可他竟然「安然無恙」，不但沒有被打成什麼「分子」、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而出人意料地成為毛澤東的政治盟友，隨後與毛聯手一舉瓦解了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的「教條主義宗派集團」，並由此「一舉成名天下知」而位居中共第二號人物。
當然，劉少奇的「萬言書」和大報告，當時並不是沒有遭到非議。劉對黨中央的「惡毒攻擊」，在黨內引起了「公憤」，有人給他扣上「反共產國際，反中共中央」的大帽子；有人譏諷他是陳獨秀的「應聲蟲」；有人指責他中了張國燾的「流毒」；有人甚至當場指著他的鼻子罵他是「老右」……高華說：「許多代表反對劉少奇提出的白區工作損失百分之百的觀點，不同意劉對白區工作的總體評價，堅持認為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白區工作的『總的路線是正確的』。」由於會議爭論激烈，致使會議開不下去了而不得不臨時「叫停」。張聞天當然不同意劉少奇在「萬言書」和報告中對白區工作進行全盤否定的說法，與劉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爭論。他在會議上作了《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報告，強調「實踐中的某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區工作上所犯錯誤的性質不是政治路線錯誤，「不是由於什麼一定的政治路線或政治傾向」，「而是在領導鬥爭中有時犯了策略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過是整個領導群眾策略與群眾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錯誤，而不是整個領導的錯誤」，黨「堅決領導鬥爭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張的報告得到了參加白區工作會議代表的一致擁護，在這種情況下，劉不得不「被迫退卻」，便在會議結束時不大情願地進行了一番自我批評：「我在會上作的報告，著重是批評『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並不是否定過去的一切，因為主要是批評錯誤這一方面，沒有說到其他方面，並且對某些問題缺乏具體分析，有些地方說過火了。」（參見《革命年代》157、158、159頁）
劉少奇如此「公然反黨」，為何沒有「遭殃」，反而得到「好下場」？有人說他之所以「倖免於難」，是因為遇到了「大救星」毛澤東。劉上「萬言書」和作大報告遭到眾人非議之時，毛確實是中共高層人物中唯一一個堅定支持劉的人。他從一開始就為劉撐腰打氣，聲稱「劉並沒有反對中央的野心」；後來又專門在會議上發表講話，明確表示劉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並稱讚劉在白區工作方面「有豐富的經驗」。
毛為何「孤家寡人」力挺劉呢？原來他們在對中共過去錯誤問題的認識上是「心有靈犀」。毛其實早就對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領導時期的政治路線懷有一肚子不滿，認為他們那一套「教條主義」害死人，把白區的共產黨幾乎鬧得「一乾二淨」、把革命根據地幾乎搞得「片甲不留」……可毛在遵義會議上由於考慮到當時軍情緊急就只解決了軍事指揮問題而不便同時解決政治路線問題，後來一段時間又因為他與張聞天結成了政治同盟，一時不好與之翻臉清算他們的「歷史舊帳」。正在毛澤東認為解決歷史問題的「時機已到」之際，劉少奇猶如「半路上殺出來一個程咬金」，無疑使毛「如虎添翼」，於是便把劉視為新的政治盟友，暗中和明裡鼓動劉對著張聞天等人「打頭炮」。正如高華所說：「促成毛澤東劉少奇政治結合的契機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劉少奇就中共歷史問題向洛甫陳述自己綱領性意見的兩封各長達萬言的信。」儘管當時毛劉結合的「首演」並沒有取得圓滿成功，「但是劉少奇、洛甫的爭論給中共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前奏和一次針對『教條宗派分子』的短促突擊，為以後毛澤東、劉少奇全面批判六屆四中全會政治路線，聯手打倒王明等製造了輿論。」（參見《革命年代》155、159頁）
不過，儘管劉少奇得到了毛的鼎力支持，但當時的毛畢竟還不是名正言順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不能一言九鼎決定劉的政治前途和命運。因此，劉「公然反黨」之所以「倖免遇難」，並非因為毛充當了「大救星」，而是遇到了張聞天這個難得的「明君」。張雖然被人認為是「掛名」和「虛位」的總書記，但他畢竟是中共公認的馬列主義水平最高的領導人，而且在遵義會議上與毛澤東、王稼祥聯手推翻了「三人團」，為「挽救紅軍、挽救革命、挽救中共」立下了汗馬功勞，憑他當時的威信和權力，對付劉顯然是不成問題的。而劉雖然也是中共老資格的領導人之一，當時位居中央政治局委員、北方局書記，但他長期在白區工作，較少參與中央重大軍政問題的決策，在黨內的知名度和權威性還不那麼高，與張「公開叫板」一時還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倘若張聞天和後來的毛澤東對待彭德懷那樣，劉少奇恐怕就「在劫難逃」了。
張聞天為何只是與劉少奇「打嘴仗」——進行觀點爭論、而不利用權力對劉「上手段」——進行政治打擊？高華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處在調整政策的關頭，中共中央內還未真正形成某個人的絕對的政治權威。洛甫雖是黨的總負責人，但其權力有限，其他中共領導人大都是獨當一面；毛澤東儘管處於上升狀態，但當時也並非大家一致公認的唯一領袖。」（引自《革命年代》156頁）筆者認為，除此之外，張聞天崇高的個人品格和可貴的民主作風，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張聞天堪稱是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身上有著濃厚的「五四」文化精神情結，因而具備人文關懷的「天性」，缺乏某些政治家心狠手辣的「基因」。著名學者何方在《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演變》中說：「正像許多後人和同代人的評價，他是個光明磊落、豁達睿智的人」（引自何方著：《何方談史憶人》49頁，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曾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稱張是「共產黨人的楷模，革命知識份子的典範。」（引自程中原著：《張聞天傳》495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對於張聞天在擔任總書記期間的為人處事，何方說道：「他上任後，一改原來的家長制，實行集體領導，發揚民主作風，反對突出個人，開了中共黨史上一代新風，把中央的領導提高到一個新階段和新水平。這在當時是得到全黨公認的。
毛澤東對張聞天遵義會議後的領導就曾倍加讚揚，戲稱其為『開明君主』或『明君』，說洛甫（張聞天）這個人很民主，不爭權，主持會議能讓人暢所欲言。整風開始時他還說，五四運動到大革命（陳獨秀任總書記）和遵義會議到抗戰開始後（張聞天任總書記）是唯物辯證法運用得比較好和我黨生動活潑的兩個時期。」（引自《何方談史憶人》62頁）也許是張聞天的民主作風太「過猶不及」了，使得毛澤東「領受不起」，竟然批評「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中央會議」……這樣一個老老實實講民主的張聞天，怎麼可能會對劉少奇「上手段」呢？他這個「動口不動手」的君子，雖然不贊同劉的觀點，但堅決捍衛劉發表觀點的權利。這樣的總書記，這樣的個人品格和領導作風，要是能在中共一以貫之，並能形成為制度和固化為法律，那麼就一定不會發生彭德懷因寫「萬言書」而獲罪挨整的悲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