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在農村積極勞動，卻沒有任何醫療設施，生命得不到保障。（網絡圖片）
導讀：老人以為，死可以為自己一生的苦難、為兒子蒙受的冤屈解脫。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難也許解脫了，兒子的頭上又加了一筆：母親畏罪自殺。家門貼上了封條，知青徐某無家可歸，又不敢回鄉，只有四處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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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說的話
1978年的10月10日，雲南農場一名女知青因為難產不幸猝死，引發雲南知青的憤怒。下鄉十年，平均年齡30歲，依然集體住在最初簡陋的茅棚裡，沒有任何醫療設施，知青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他們聯名上訴，自發組織請願團一批接一批地向北挺進。
1978年12月28日，請願團百名知青代表北上請願，因為重重受阻，代表們在昆明火車站以東兩公里處的羊角凹集體臥軌，他們手挽著手、沉默堅決地堅持了三天三夜……
早在雲南的上海知青返城風潮前11年零4個月，1967年8月17日的深夜，湖南長沙的六千知青開始了驚動全國的知青大逃亡。上海知青所有經歷過的請願、遊行、絕食、臥軌，長沙知青早他們十幾年就一一做過了。這和湖南的上山下鄉運動要早全國四年有關，和湖南1964年的「徹底貫徹階級路線」有關。
1964年9月，長沙市六千初、高中畢業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縣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類子弟」佔百分之八十五，這個比例在我們白水知青中還可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五，且不乏學業優秀者。從數字來看，湖南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一開始顯然有失公允，使得六千少年下鄉的動機中或多或少的帶有「原罪」。
在最初的兩年裡，這些從16歲至20歲的年青人幹得有聲有色，他們積極勞動，辦夜校、組織農民學文化；有知青為病重的農民獻血，有熱心的家長捐款給生產隊建發電站；他們寫詩、寫劇本，抒發自己的理想情懷、頌揚村裡的好人好事，自編自導自演，很受當地農民的歡迎。不少人寫下了豪言壯語：「誓把青春獻給黨，紮根農村幹革命……」
江永知青的表現很快影響到了省內外，一位中央首長說：希望省省有江永。
著名導演謝鐵酈拍攝知青專題片《在廣闊的天地裡》，其中有一個大場景就是在江永、在我們白水公社拍攝的。他指著一座山頭上的圳景塔說：「你們知識青年下農村不就是幹革命嗎？看，那就是延安塔，衝啊！」
臨時組織起來的知青有千多人，導演一聲令下，大家就向著「延安塔」跑去……
帶有「原罪」的單純少年，他們特別看重「革命的知識青年」這個稱號。
1965年新年剛過，江永四個長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一是高澤源林場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廣西灌陽招募民工和定打挖山鋤頭，回場路上在突來的風雪中迷路凍死；二是大遠公社兩名剛滿十七歲的女知青在一場大火中喪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卻失去了美麗的容貌和健康的體魄；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陳，身體虛弱又不甘落後，在堅持犁完一丘田後咳血不止，因為得不到及時的救護，幾個小時之後就停止了呼吸。
他們的死必然地引發出一些問題：知青下放的生產隊多是貧困隊，本身不具備接收知青的能力，農民只能將老隊屋、豬牛欄屋稍加改造讓知青住進去，沒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在大火中燒死的兩名女知青就是住在豬欄屋搭建的閣樓上，樓下儲備著飼料、稻草等易燃物）；部分知青身體瘦弱承受不了超負荷的體力勞動，患病得不到醫治，意外死亡的情況仍不斷發生。
1966年後，隨著知青的年齡增長，不滿情緒悄然滋生。而這時，有人別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場自覺革命，寫大字報，互相批判，互相傷害。這場自覺革命的結果實質上成了日後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當地農民十分驚愕。
1967年8月13日，與江永毗鄰的道縣，由派性武鬥瘋狂演變為對「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集體屠殺。「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成立，他們的宣言是：「斬盡殺絕黑五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畫大紅勾的殺人佈告赫然在目。殺人手段之殘酷，不忍再述。
8月29日，湖南省駐軍解放軍陸軍47軍奉中央軍委命令「堅決制止湖南道縣的反革命BaoLuan」，9月初的幾天裡還只能動用軍用飛機在道縣的上空往下投「禁止殺人、殺人犯法」的宣傳單。9月27日，47軍和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聯合發出緊急通告，直到10月17日，歷時66天的殺人事件才徹底平息。
「BaoLuan」影響到周邊十個地區，與道縣相鄰的江永縣首當其衝，一個夜晚的速度，整個江永縣就已經籠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未能倖免，一條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知青中的「黑五類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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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之死
8月17日，長沙知青王伯明和一知友在飯店吃早餐時，四個端著鳥銃的農民衝了進來，「誰是王伯明？」王伯明回答：「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伯明！」呯！呯！呯！一連串的鐵砂彈在王伯明的臉上、身體裡炸響，頓時鮮血噴濺，全身烏黑，當即死亡。年僅22歲。
王伯明的死決非偶然。
王伯明何許人也？長沙市第三中學62屆高中畢業生，中學生歌舞團樂隊指揮、「紅雲詩社」主筆，連考三屆大學，因出身問題未被錄取，1964年下鄉。在江永縣成立知青農藝隊時，因出眾的才華，成了農藝隊的一員。
王伯明和大多數知青一樣，是帶著「原罪」下鄉的。父親本人只是普通的會計人員，他的罪惡是在解放前夕為岳父，也就是王伯明的外公買了一張去臺灣的車票並將他送上了火車。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幾年，逢運動都是鬥爭靶子，被反覆投入獄中，由反革命演變成歷史反革命，加之「右派」頭銜，最終失去工作癱瘓在家，對他的鬥爭才算結束。
下鄉後，王伯明對農村生活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他的一首小詩《吹煙》，寫得抒情浪漫：不是虛浮，是向上的表現/雖無雲的色彩，也想打扮藍天/狂風吹不斷我的軀體/我啊，和火熱的生活息息相連。另一首長詩《新農民之歌》，寫得激情澎湃：扶著犁，揚起鞭/趕著我的小黃牛朝前走/緊緊地追趕春天……這些詩句朗朗上口，在知青中影響很大。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無疑有些「左」，而對於1964年下鄉的知青來說則頗具代表性。因為出身，他們的心靈深處或多或少的存在著一種「自虐」。
挑擔子只挑得起100斤重的拼著命也要挑上150斤、200斤，以折磨自己、以肉體的疼痛求得罪惡的洗滌、靈魂的升華；日記中經常寫些勉勵自己的話，寫學習心得，對個人的思想行為嚴格地上綱上線乃至批判。因著一份真誠，對自己有過高的要求；因著父輩的陰影，有著超出年齡的被扭曲的成熟。
王伯明在1965年9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要加強文學、藝術修養，在這方面為人民做出貢獻來。要快，你的時間不多了！一年之後，將有大的變動發生。」
文革一開始，偏僻小縣江永沸騰了。紅衛兵旗幟到處飄揚，派性組織針鋒相對。
自覺革命之後，同一批下鄉的知青被劃分了等級，有人評為勞模，有人已經內定要抓進看守所，有人已經關進了看守所。膽大的直接向省委寫信申訴，並提出了江永知青安置工作中的一系列問題。
1966年秋，以零陵（今永州）地委書記寧生為團長的調查團來到江永，對知青的安置工作進行考察。持正反觀點的人有過幾場大的辯論會，在辯論會上，王伯明就知青問題發表了個人觀點。他以事實為依據深入闡述，令持反觀點的人瞠目結舌。他的銳利的目光，標準宏亮的普通話，給到會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67年新年零點，江永縣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頭頭為名，王伯明和十幾名知青被捕入獄。
可以說，王伯明是帶有「原罪」下鄉的知青中最早覺悟的人之一，他成了第一個被槍殺的目標，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有策劃的必然。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