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七一，警察在銅鑼灣嚴陣以待，阻止市民集會、示威，期間有被截查市民高舉「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手勢。（圖片來源：李天正/看中國）
【看中國2021年7月15日訊】今年7月1日是港版國安法實施一周年。香港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人程翔撰文分析這一年間，香港社會急劇大陸化的過程。他指出，香港由難民避難所成為難民輸出地；以前不少人都有同感，從大陸入境香港後，都覺得鬆一口氣，因為香港很安全，如今這種安全感已不復存在。
程翔的文章題為《國安法一年來香港的退化》，他總結國安法對香港造成的五個歷史性大改變：
一、香港從原來大陸異見人士的政治避難所變成向世界各地輸出政治難民的地方。
二、香港從原來人人享有安全感的地方變成沒有安全感。
三、香港從本來華人地區最自由的地方變成同大陸一樣政治絕不自由。
四、香港從原本全世界公認法治最健全的地方變成法治岌岌可危的地方。
五、香港社會從本來強調制度理性變成強調政治正確、政治壓倒一切。
在文章中，他先分析上述第一、二兩點。
一、香港從輸入難民變成輸出難民
程翔指，自香港1842年登上歷史舞台後，由於不再受大陸政權摯肘，香港自然地成為大陸異見人士的政治避難所。從太平天國開始，到啟蒙家王韜、再到康有為、梁啟超和孫中山等，均來香港尋求庇護。1949年之後，更多人逃難來港，包括不願降共的國民黨官兵、逃避中共暴政的商賈學人以及普通民眾，他們都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而獲得棲身之所。
六、七十年代，大陸爆發大逃港潮，導致香港人口激增。六四事件後的「黃雀行動」更見港人積極營救深陷大陸的政治蒙難人士。程翔指，這是160多年來香港的光榮傳統：為大陸異見人士提供一個安全的政治避難所。可惜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這個光榮的歷史傳統被瞬間摧毀，香港自己也自身難保，港人逃難，一時間，香港成為輸出政治難民的源頭地。
程翔根據《南華早報》數據指，從2019年反送中開始，截至2021年4月，共有10,260人被捕。其中的173名泛民陣營的領軍人物中包括47名元老級人物和政壇新秀，及全港108個區議會的主席或副主席。程翔感嘆，整個泛民陣營稍微有影響力的人物幾乎都被一網打盡。在這種高壓下，很多政治活躍分子、意見領袖，和部分被捕人士，都被迫踏上逃亡之路，「政治逃亡潮」已經出現。
二、香港從令人有安全感變成令人失去安全感
程翔表示，自己和很多朋友都有一個共同的經驗：當從大陸入境香港後，大家都有種「鬆一口氣」的感覺。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大陸肅殺的政治氣氛濃厚，即使不是當地人，不在當地生活，都可以感受得到。因此一踏進香港，就不期然地出現一種壓力舒解的感覺。當年的香港就能夠予人一種安全的感覺，也正是這種政治安全感，令香港成為大陸政治難民的棲身之所。
不過在在國安法陰霾的籠罩下，這種政治安全感正在迅速消逝。程翔認為其中明暗原因有二：明的是該法的魔抓高張，因為該惡法凌駕香港所有法律，包括保護香港人權鬥法例。暗的是該惡法鼓勵大陸式的檢舉、揭發和批鬥，導致人心慌慌。例如，天水圍一家小學教師曾買了10份《蘋果日報》回校派給相熟老師。有其他老師向校方舉報，副校長之後召見涉事老師，批評其「動機不良」，要他收回報紙，否則會報告辦學團體及校董會，並暫停他當日的5堂課。其他老師也被勒令將報紙歸還予涉事教師。
另一件類似事件發生在今年7月，元朗信義中學兩位中五學生參加校內歌唱比賽時，演唱了Dear Jane的《銀河修理員》，因歌詞中有「亂世」與「對抗」等字眼，被質疑含有政治含義。兩人遂遭校方訓話，被各記一大過，並禁止他們以該校學生身份參加任何校外比賽或活動，其中一人被辭任校內學會主席，另一人身為校隊運動員，被禁止代表學校參賽。
程翔指，學校出現這種現象，因為國安法鼓勵告密，鼓勵互相監督。香港國安處在2020年11月5日開設舉報熱線，據報導稱，截至今年5月10日，共接獲超過10萬則舉報訊息。程翔說，正是這種有中共特色的舉辦、揭發的行為令香港的政治安全感不復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