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圖片來源：Feng Li/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6月14日訊】近日，中國財政部、自然資源部、稅務總局、人民銀行等四部門聯合發布了《關於將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礦產資源專項收入、海域使用金、無居民海島使用金四項政府非稅收入劃轉稅務部門徵收有關問題的通知》，決定將由自然資源部門徵收的上述四項非稅收入，全部劃轉給稅務部門負責徵收。
其中河北、上海等七地自7月1日開始試點，2022年1月1日起在全國全面實施這項征管劃轉工作。這七個地方是：河北、內蒙古、上海、浙江、安徽、青島、雲南。
在這四項收入裡，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是大頭，其他三項都微不足道。比如，2020年中國礦產資源專項收入是977.54億元，連一千億都不到，和8.4萬億的賣地收入完全無法相比。至於海域使用金、無居民海島使用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
有網友驚呼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標誌著習近平集權再次升級，從軍隊整編集中軍犬，到設立各種改革領導小組集中政府權力，現在又通過上收財權集中了地方政府的權力。可以說，習近平已經集中了國家所有的權力，當然也集中了中國所有的風險。為什麼習近平要上收地方政府財權？強權的中央和弱權的地方會給中國帶來什麼樣的危機？下面，我為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習近平上收了地方權力
在中國，中央和地方關係是一個大問題，一直處在集權和分權的博弈之中。中央和地方權力的劃分中最重要的就是財政權。
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財政體制一直處於變遷之中，可分為四個階段：1950年─1979年間「統收統支」，地方無權；1980年─1993年間「分級包干」、「放權讓利」，地方有權；1994年至2018年中央地方實行「分稅制」，中共吃肉，地方喝湯；2018年後，國稅、地稅重新合併，中國退回到中央集權，分稅製成為歷史。
為什麼中央要收回地方政府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呢？我們看看數據就明白了。2020年，中國賣地收入是84142億元，同比增長15.9%；今年前4個月是21383億元，同比增長35%。2020年，中國稅收收入是13.68萬億元。地方賣地收入相當於中國稅收的60%，自然是地方財政收入最重要的來源。
中央收了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實際上就收了地方的財政權，這樣就牢牢控制住了地方的權力。無權的地方政府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仰仗中央的鼻息。中共上收地方財權會帶來一個直接的後果，那就是地方失去了發展的積極性。習近平政權為何要出此招呢？實際上，也是事出無奈。因為越來越龐大的地方債務，使中國經濟危機四伏。
有經濟學者指出，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通過無限度的借債來維持城市建設，而不考慮債務償還；絕大多數市政府的財務狀況都遠遠不足以支撐這樣大規模的城市建設投資，也無法償還如此規模的城市建設債務。去年12月8日，中共財政部政府債務研究和評估中心副主任薛虓（肖）干在一個研討會上說，地方政府償債壓力越來越大，債務率將要接近警戒區間下限。薛虓干表示，2020年末，地方政府債券債務餘額將高達26萬億元人民幣，如果按這個規模發債，地方債可能在2021年進入警戒區間。中共國債協會會長、前財政部金融司司長孫曉霞也曾表示，2020年年底地方政府債務率會從2019年的82.9%上升到接近100%。該數值在2018年是76.6%。而國際通行的警戒標準是100%∼120%。根據中國財政部的數據，截至2021年2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260166億元。
有經濟學者認為，中國政府將非稅收收入的地方賣地收入收歸稅務局徵收，象徵著地方政府已經幾乎沒有財權了，中央和地方的蜜月徹底結束。以前沒有完工的工程要想不爛尾，地方就不得不向中央請款。但地方政府為了減少麻煩，大概率會不再規劃新項目，先把手裡的做完再說。比如，2016年京津冀規劃了3500公里的城際鐵路，投資額可能達到6500億元，2030年完成。其中，北京至唐山的城際段鐵路里程149公里，設8座車站，建設工期4年，總投資449億元，要求2020年完工。但現在（2021年6月）還在施工中，說2022年建成。同時，相對富裕地區公務員收入也將隨之減少。舉個例子，蘇州市政府的公積金就比省直屬的明顯要高，因為江蘇省政府要考慮全省，而蘇州市政府只需要考慮自己就行了。
第二、地方財權弱化會加速中國政治危機
中央上收地方的賣地收入是對地方財政的釜底抽薪。地方政府如何實現發展的業績，支付公務員的費用，維持龐大的維穩支出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各種罰款、管理費，甚至濫收費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如此這般，將會進一步加大中國的政治危機。
郭建龍在文章《警察國家必毀於脆斷》中通過分析突尼西亞和埃及所爆發的阿拉伯革命，得出警察國家因為財政經費短缺將造成政治動亂的結論。我們來瞭解一下他的觀點。
他寫道，維穩必須要有超過社會承載能力的警察勢力，為了養活大批警察，又必須讓他們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為了獲得收入，必須將許多生意變成非法，再從這些行業中獲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只能允許警察這麼做，並在必要時為警察背書。但政府沒有想到的是，一旦為警察背書，就必須為警察所有的行為負責；一旦有人死去，人們對警察的怒火必然會轉移到政府頭上。
在維穩經費出現困難的時候。由於警察以維穩為目的，這樣的警察執法效率會越來越低下，但是花錢能力卻越來越高上。有一天，當政府財政出現困難，即便加上警察罰款收入依然無法保障警察的執法積極性時，社會就會出現脆斷現象。這時一個小小的火星，都會引起整個社會的爆炸。
中國以維穩為目的建立起了龐大的警察組織，並鉗制輿論，防止人們反抗。中國比突尼西亞和埃及擁有著更多的人口，更廣闊的國土，更要命的是，它有著更強大的政府，也擁有著更加逆來順受的人民，同時，它的財政如此豐裕，想雇佣多少警察就可以雇佣多少警察。這樣的一個超級國家，是否能夠依靠維穩而實現長治久安，避免脆斷的命運呢？答案是不可能。
首先，中國在很長時間內能夠保持穩定，是政府不管做什麼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裡塞毒品」，或者「虛構嫖娼」的方式，將事情掩蓋過去。由於人們缺乏懷疑精神，也必然傾向於認可政府的權力。
但是，中國最終還是會出問題，原因不在於軟弱的社會和犬儒的人民，而在於維穩機構本身。
維穩機構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會蠶食掉一部分的社會經濟活力，在最初表現得還不明顯，日積月累，即便經濟再強大，也總有在維穩的幌子下被吸乾的那一天。一旦經濟被吸乾，政府將無法再獲得豐裕的財政；一旦財政無法養活龐大的警察群體，而政府又離不開警察的維穩，就必須允許他們自己找食吃。
於是，各種抓嫖抓賭，各種許可證，各種以維穩名義收取的費用，必然呈現幾何級數攀升，警察們擾民的程度終將達到一個臨界點。
在他們擾民增加的同時，執行能力卻在逐漸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經無法控制社會的穩定。這就是革命爆發之時。再大的超級國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維穩的道路，哪怕持續的時間再漫長，也必然以脆斷為結束，脆斷之後的結局也必然更加混亂。
實際上，中國早已走在脆斷的道路上。只是這種時間上的不確定性，讓中共當權者抱有僥倖心理，但又時刻恐懼不安。
郭建龍的文章寫於多年前，但今天中國政府的財政已經被習近平政權折騰得差不多了，現在又搜刮地方財政，使本來不富裕的地方政府變成了窮光蛋。不僅是維穩的警察沒飯吃，就是官員和公務員也朝不保夕了。
現在，我們總結一下。中國政府上收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實際上斷了地方政府的財路，儘管有利於控制地方債務、發展慾望和腐敗，但也沈重打擊了地方政府的發展積極性。地方官員為了提升業績只得回到跑中央部委爭取經費的老路，不僅加深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進一步為權力尋租提供了土壤。財政飢渴的地方政府並不會因為財權的減少而減少支出，也很難減少公務員和維穩的經費支出，無錢和剛性支出決定了地方政府只能就地取材、羊毛出在羊身上，加大對民營企業的罰款，增加罰沒收入和濫收費，進一步激化官商、官民衝突。當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權利被侵害，社會群體衝突事件會不斷發生，加上國際社會對中共的圍堵和對抗，習近平政權會更加進退失據，中國的革命就會加速到來。
原題目：習近平強奪地方財權 中國已處在革命前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