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和饒漱石。（網絡圖片）
所謂「高饒反黨聯盟」中的第二號人物饒漱石生於1903年，1925年加入中共。他上過大學，曾經到英國、法國和蘇聯等國留學。抗日戰爭時期饒漱石曾經擔任新四軍政委，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中共華東局書記和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政委。中共建政以後，他先後擔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和中共中央組織部長。
罪名很大 罪證何在
中共說，饒漱石與高崗圖謀分裂中國共產黨、篡奪黨政最高權力。但是中共從來沒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
饒漱石最大的、也是唯一有實質意義的「罪狀」就是1953年中共中央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他借批評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安子文的名義打擊黨的二號領導人劉少奇，配合了高崗反對劉少奇的反黨活動。事實究竟如何呢？
張秀山發言事件
饒漱石從1953年2月開始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1953年9月到10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毛澤東指示說，這次會議要對組織工作進行檢討，而且指定劉少奇在會上作自我批評。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進行了相應的安排。
在這次會議上，中共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曾經發言，對組織工作提出一些批評。中共說，張秀山的發言是高崗有預謀地打擊劉少奇的措施，而饒漱石對張秀山的發言「極為滿意」，配合了高崗反劉少奇的反黨活動。
毛劉出爾反爾？
據2007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張秀山的回憶錄《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一書透露，張秀山原來並沒有準備參加這次會議，更沒有準備在會上發言。但是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安子文堅持要他參加會議，並且要在會議上發言。
饒漱石曾經不想讓張秀山發言，但是劉少奇說：「我聽安子文同志講，張秀山同志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可以讓他在大會上講講。」饒漱石只好服從劉少奇的指示，安排張秀山發言。
1953年10月13日，張秀山向毛澤東匯報了準備在會議上發言的主要內容，包括認為中組部在對於共產黨員可否剝削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上曾發生過動搖，也包括對安子文思想方法的批評。這實際上是對劉少奇一些觀點的批評，涉及到毛澤東和劉少奇當時的政策之爭。
毛澤東當場表示：「我支持你的意見，你可以去講，但有些問題是屬於少奇同志的，……少奇同志會作自我批評的。」
張秀山發言後，劉少奇對他說：「你會上講的這些問題，有的不是安子文的問題，而是我的錯誤。這在以後適當的會議上，我要作自我批評。」
安子文也對張秀山說，他講的問題基本正確。張秀山在回憶錄中寫道：「1954年，高饒問題出來後，這個發言成為我『有預謀配合高饒進行反黨』的證據和罪行，給我後半生戴上了枷鎖。」
張秀山的回憶顯示，讓他在大會上發言的是安子文、劉少奇和毛澤東，而且當時毛澤東、劉少奇和安子文都對他的發言表示贊成。在整個過程中，饒漱石沒有任何陰謀動作。
但是高饒案件發生以後，張秀山的發言也成了饒漱石配合高崗反對劉少奇的罪證。饒漱石被迫檢討說：「我對張秀山的發言，始終未加批駁，客觀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張秀山來反對劉少奇同志，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極為痛心。」
饒漱石多年追隨劉少奇
實際上，饒漱石和劉少奇有很深的淵源。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到四十年代初期，饒漱石一直是劉少奇的直接下屬。1929年，劉少奇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饒漱石任共青團省委書記。1932年，劉少奇任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和黨團書記；饒漱石任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兼秘書長。抗戰期間，劉少奇任中共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主席；饒漱石任副書記、新四軍政治部主任。
劉少奇對饒漱石一直十分青睞，曾經說饒漱石是「優秀的青年革命家」。抗戰期間，劉少奇曾經對周恩來說：「饒漱石不錯啊，很聰明，很能幹，是個年輕的政治家。建議中央很好地重用他！」1945年，中共七大，劉少奇親自為饒漱石說話，確保他當選中央委員。
頂撞老上級 結怨劉少奇
但是在饒漱石擔任中組部長之後，他和劉少奇有了一些矛盾。根據饒漱石自己的陳述，他在對彭真、薄一波和安子文的看法上與劉少奇發生了分歧。安子文當時是中組部常務副部長。
政治評論人士寒竹說：「安子文一直是劉少奇系統的人。饒漱石掌握中組部以後，實際上一直沒有掌握實權，實權完全在安子文的手上。他對安子文的不滿直接就牽扯到劉少奇，因為他知道劉少奇是安子文的後臺。」
饒漱石在1953年2月23日的檢討中這樣說：「在對個別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劉少奇在一個時期內有過個別的不同的意見。這就是在對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來對安子文的看法上，我與少奇有過不同的意見，由對他不尊重發展到公開對他表示不滿。……我在處理組織部問題上曾經對劉少奇不尊重，在個別場合甚至發展到對劉少奇感情用事，蠻橫無理的地步。」
饒漱石本來是劉少奇的親信，卻在進京擔任中組部長之後頂撞劉少奇，使已經受到毛澤東和高崗壓力的劉少奇有腹背受敵的感覺。劉少奇有可能據此認為饒漱石忘恩負義，因此在打倒高崗的過程中，決定把饒漱石一併打掉。
陳毅與饒漱石之爭
劉少奇和饒漱石的關係還牽扯到中共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就是陳毅元帥。1942年，劉少奇被調往中共中央。他讓自己的親信饒漱石接替他，代理中共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讓新四軍軍長陳毅代理中央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主席，使陳毅這個老資格成了饒漱石的下級。劉少奇後來還專門向陳毅道歉，說自己當年看錯了人，讓陳毅受委屈了。
當然，這種人事安排一定得到了毛澤東的批准。正由於這種人事安排，饒漱石和陳毅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爭鬥。1943年，中共「延安整風」期間，饒漱石和陳毅在中共中央華中局發生激烈內鬥，並且分別向毛澤東告狀。
饒漱石為陳毅羅列了「十大罪狀」，其中頭一條就是「一貫反對毛主席」，指1929年陳毅在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讓毛澤東落選紅四軍前委書記，自己取而代之。陳毅還說過：「誰錯了我就反對誰，毛澤東錯了我也會反對。」這使陳毅在新四軍和華中局受到空前的孤立。
陳饒相爭的結果是陳毅敗陣。1943年11月，中共中央以參與中共「七大」工作的名義將陳毅調離新四軍；饒漱石正式就任中共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
毛澤東對陳毅表示，陳饒之爭是工作關係的問題，不是路線鬥爭。問題已經解決，不應再提。毛澤東偏袒了饒漱石。從後來「文革」中毛澤東的言行來看，毛澤東顯然對陳毅當年曾經兩度反對自己耿耿於懷。
政治評論人士寒竹說：「在新四軍的時候他就是把饒漱石作為控制新四軍的一個棋子。他對陳毅是不放心的，他認為陳毅是周恩來系統的人。他是把饒漱石作為一個親信來制約陳毅。」
陳毅受毛唆使 向饒發難
1953年12月，毛澤東準備搞掉饒漱石，特別找到陳毅，把當年饒漱石告狀的情況告訴陳，並且向陳瞭解饒漱石的情況。陳毅開始時不明真相，沒敢多說。後來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得知毛澤東要打倒饒漱石，陳毅便向毛把多年的苦水倒出來，還特別匯報說，饒漱石對他講了許多劉少奇的壞話。
毛澤東後來便指定饒漱石的老對頭陳毅、譚震林和鄧小平一起主持批判饒漱石的座談會。陳毅做了長達7個小時的發言，歷數饒漱石十幾年的「罪狀」。他還揭發說：
「在四中全會之前，我到饒漱石家和他談了七個多鐘頭，他親自對我講，他有兩種投機：一種是投主席之機，因為他錯誤地認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關係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劉少奇的幹部，因此以種種行為和言論反對劉少奇。
「另一種是投高崗之機，他看到高崗的威望高、能力強、高反劉，因此就處處設法反劉，向高崗表示態度。但是他在四中全會不講了，把投機和野心安在一個次要問題上。在這次十天的座談會上，凡是接觸到這個本質的問題，就竭力辯護。」
譚震林在座談會一開始便鼓動說：「老賬新賬一起算。」於是，原來曾經與饒漱石共事的二十幾個人對饒漱石「牆倒眾人推」，七嘴八舌批判饒漱石。
寒竹：毛疑新四軍想用饒控制
政治評論人士寒竹說：「饒漱石在黨內根本就沒有什麼山頭，也沒有什麼背景，黨內沒有人出來為饒漱石說話。而且他在新四軍裡的角色是很尷尬的。毛澤東對新四軍一直不放心，因為它不是自己親自帶出來的部隊。」
「『皖南事變』以後，當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有一個決策，決定把饒漱石扶起來。劉少奇走之後，中共中央就一直希望用饒漱石來控制新四軍，後來的『華野』。所以說華野的幹部對饒漱石很反感的，什麼譚震林啊，鄧子恢啊，這些人都非常反感饒漱石。」
如此「反黨篡權」
但是這些人說來說去基本上都是說饒漱石個人人品有問題，根本談不上「反黨」。例如陳毅後來在上海的一次幹部大會上說，饒漱石說過：「歷史上，我最佩服的偉人就是林肯和羅斯福。」「饒漱石不止一次說：他到過世界上很多國家，他認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美國的生活方式』。」陳毅譏諷地說：「不如乾脆去作美國人吧！」這種東西與「反黨」實在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饒漱石當時連中共政治局委員都不是，要說他想篡奪「黨政最高權力」，恐怕沒有人會相信。所以座談會的結論只是說饒漱石是一個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和高崗共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
毛澤東對反饒鬥爭失控
當時，就像毛澤東還想保護高崗一樣，毛澤東也想保留饒漱石的黨籍，撤銷職務就算了。但是後來發生的三件事使毛澤東也難以控制局面了。
第一件事發生在1954年11月，中國公安部逮捕了上海公安局長揚帆，罪名是揚帆在維持治安和鎮壓敵特工作中實行「以特反特」的策略，重用和包庇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3300餘人。而批准揚帆實行「以特反特」的就是當年擔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的饒漱石。
第二件事發生在1955年3月初中共中央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饒漱石在家中向秘書陳麒章和妻子陸璀發牢騷，說他沒有反黨，是陳毅要報復他，還責怪陳麒章「充當了陳毅的打手」。陳麒章和陸璀分別向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報告了這個情況。中共中央將他們的報告散發給黨代會代表。代表們紛紛指責饒漱石企圖翻案，並且同「揚帆案」聯繫起來，認為饒漱石的所作所為屬於敵我矛盾。
饒漱石堅持認為自己沒有反對毛澤東，也一直拒絕承認反對劉少奇。高崗的遺孀李力群也說：
「高崗根本跟饒漱石沒有什麼來往。就是他在1952年去過大連。是毛主席讓他去東北，經濟建設搞得好，要他向高崗學習。和他沒有什麼來往。只是組織會議上和饒漱石對於劉少奇有意見。是張秀山在那兒發言。高崗根本沒有參加組織會議。在中央，跟饒漱石，就是工作上有意見，也不能說是反黨聯盟啊。」
儘管如此，在黨代會代表「群情激憤」的情況下，毛澤東在會上重提高饒反黨聯盟問題，堅持說高崗、饒漱石「是有一個反黨聯盟的，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和單幹戶。」於是，會議確定存在「高饒反黨聯盟」及「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饒漱石被開除黨籍。
潘漢年坦白從嚴 交待招禍
第三件事發生在1955年4月。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潘漢年在參加全國黨代會時聽毛澤東說「與高崗、饒漱石問題有牽連的幹部，本人有歷史問題，要主動向中央講請楚」，他4月2日找到上海市長陳毅，說自己1943年夏天在進行統戰工作期間曾經見過大漢奸汪精衛，當時請示過饒漱石和陳毅，並且得到饒的批准。
陳毅說他記不清這件事了，並且當天將這件事寫成材料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看了材料後當場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潘漢年和饒漱石都於4月3日被逮捕。4月4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七屆五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說：「我感覺到，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這次會議確定饒漱石是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首犯。
劉周陳聯手反擊毛澤東 敗後棄將？
政治評論人士寒竹說：「實際上，『高饒事件』，毛澤東是一個失敗者，而不是一個成功者。他實際上是敗在了周恩來和劉少奇的手裡面。他想動用高崗和饒漱石去扳倒這兩個人，但是後來不成功。不成功以後他就不認賬了，就撒手了。那麼對饒漱石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說要把他弄死、弄得很嚴重的。」
「饒漱石，他（毛澤東）也說留在黨內。要對饒漱石下死手的不是毛澤東，而是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黨內的官僚集團。毛澤東是順水推舟。這群人就是要報復他，就是因為，第一個，陳毅跟他有歷史恩怨；第二個，在高饒53年這件事情上，他們覺得饒漱石很猖狂。所以這個事情實際上是劉少奇、周恩來和陳毅聯手起來要置饒漱石於死地。」
欲加之罪
後來中國公安部專案組經過一年多的調查，認為在「以特反特」問題上饒漱石沒有直接責任，也無法找到饒漱石是內奸的證據。但是由於中共七屆五中全會已經給這個案子定性，公安部上層便對專案組施加壓力。
一次專案組在匯報時指出，「以特反特」的方針是陳毅也同意過的方針，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當場打斷匯報人的話說：「你怎麼能這麼看問題呢？」後來公安部上層不顧專案組的意見，在饒、潘、揚三個專案組的聯合偵訊報告中加上一句話說，饒、潘、揚「實際上是一個反革命集團」。
但是直到饒漱石在監獄中度過了10年以後，中國最高法院才於1965年8月30日宣布判處饒漱石有期徒刑14年，並且隨即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批准已經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饒漱石於9月23日假釋出獄，將他送到一個勞改農場養起來，配上一個服務員和一個廚師，每個月發給200元生活費。
「文革」開始以後，饒漱石又於1967年重新被投入監獄。1975年3月2日，饒漱石病死在獄中。
「反革命集團」中別人已平反
「文革」以後，揚帆和潘漢年都得到平反，所謂的「饒、潘、揚反革命集團」不存在了。「饒漱石反黨集團」中的揚帆和原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向明都平反了，這個「反黨集團」也不存在了。
當年饒漱石是由於「包庇」了潘漢年和揚帆而被定罪的，有心人在1986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第436條註釋中發現這樣一段話：
「饒漱石上海解放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在這期間，他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在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而被認為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
有心人據此得出結論認為：中共以這種特殊的方式為饒漱石的「內奸」罪平反。
不過，由於「高饒反黨聯盟」尚未翻案，饒漱石至今還是「反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