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山（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1年5月13日訊】（接上文）【大選啟示錄】民主的前世今生（上）
沒有完美的制度 制度背後的推手
人類走到今天，經歷了專制社會，也經歷了民主社會。經歷過古典民主，也經歷過現代民主。當我們深陷於哪一個是好制度哪一個是壞制度的爭論時，歷史卻告訴我們每一個制度都既好又壞：專制制度下，出過唐太宗，路易十四那樣的明君聖主，但相應的，也出過桀、紂、尼錄之類的暴君。古典民主制度下，阿里斯提德這樣的公正之士會被放逐，但相應的，希臘城邦卻也藉此制度度過了它全盛的200多年。現代民主制度下，以近代美國為例，選出過里根那樣的好總統，但相應的，也選出過歐巴馬、拜登這種熱衷於男女同廁之類奇葩新政的總統。
同一個制度，能夠既好又壞，這就說明制度本身並非全部，而在制度之外，還有反過來影響制度的因素，所謂時也，勢也。
時者，天時也，也就是客觀環境。就是說，任何一種制度，都有其產生、存在的社會環境和需要，也就是應時而生。但也正因為如此，一旦時過境遷，再實用的制度也會過時，再高明的制度也會顯露弊端。
勢者，人勢也，也就是主觀因素。就是說，制度是一種工具，工具要通過人去設計，通過人去執行，因此就必然要受到人的學識、智慧、觀念等各種主觀因素的影響，所以，同一個制度會因執行人的不同，而效果不同。
然而在諸多的可以被歸為客觀環境的天時條件中，沒有什麼比社會道德水準更為重大的因素。而在諸多可以歸為主觀因素的人勢條件中，沒有什麼比個人道德更能夠直接對執行制度的人產生影響。
這一點，在人類制度變遷史中不斷的被佐證。舉個具體例子，比如科舉制。最早的科舉制很寬鬆，沒有很多森嚴的規定。後來，為了防止閱卷不公，於是有了相應的糊名制，將考生姓名，籍貫等信息都封上。但是當道德不行時，就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作弊者還可以通過字跡來辨認考生，於是又發明瞭謄錄製，也就是試卷內容由封彌官抄寫一份，將抄本交送批閱。但是考生仍可接觸到考官，發生請託之事，於是又有鎖院制。也就是考官一接到任命後，就進入貢院內，期間杜門謝客，直至放榜才出貢院。由此我們清晰看到，制度的「發展」過程，說到底，其實是一個不斷彌補道德空白的過程。
也就是說，真正影響和決定制度的因素是道德。
至此，我們的第三個思考結論就是，這個世界沒有完美的制度。制度可以時過境遷，制度也會因人而異，制度出現問題時，要從影響制度的天時與人勢兩個方面去考察，所謂審時度勢，才得根本之解決。而天時與人勢中，道德為最大之因素，制度變遷皆以道德狀況為背後之推手。因此，當制度出現問題時，一定要從道德層面上去反思，並尋求根本之解決，而非僅就制度本身去就事論事。
美國民主VS中共專政
美國國父約翰．亞當斯曾說：「美國的憲法只為有道德、有宗教信仰的人而制定」，所以，一旦道德崩潰，美國的制度、法律就將癱瘓失效。今天，亞當斯預言成真，美國的民主制度在一部分不道德者的手中，成了謀取私利的工具。人們失望之際，不禁感嘆民主與專制相差幾何，也有人將現今美國的亂象與現今中國的亂象作比較。
誠然，我們可以說，無論美國亂象與中國亂象都非只限於制度問題，而與道德下滑有關。但二者又有不同。如果說美國的道德下滑是一個相對自然的過程，而中國的道德下滑，則是人為在推動，從一開始便是刻意造就，有意為之的。而這個推手正是做為執政者本身的中共。中共與道德之間的關係，與其說中共推行暴政因此敗壞了道德，不如說中共為了摧毀道德所以要實行暴政，來得更為準確。所以然者，是因為中共政權的邪惡性，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先天性的本質上的邪惡，它的存在就是以摧毀道德為目的的，而一切暴政表現只是其摧毀道德之手段。
回顧中共七十年暴政殺人誅心，過程中，但凡能利用的東西，無不拿來為其所用。比如，中共偽政權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它居然也號稱「共和」，為此，它還設立了「政協」，謂之「多黨合作」。中共又詭稱民主，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為此，中共設立了「人大」，儼然代議制民主。最後，中共雖無專制之名卻有專制之實，於是，民主，共和，專制各種形式的大雜繪在中共這裡實現了「和諧統一」。
正如之前所述，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到了沒有道德的人的手中，都可以被用來作惡。而中共政權的特殊性正在於，它最大程度的發揮利用各種制度負的一面，自始至終不遺餘力的作惡，卻不是為善。
當需要用暴力革命否定私有制，摧毀原有社會秩序時，中共打出民主旗號，發動草根民主，暴民民主。當需要拉攏各黨派各階層以度過亡黨危機時，中共提出「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儼然要與各黨派階層共和治國。當江山坐穩需要鞏固權力時，中共又拿來專制制度中的集權部分，卻完全拋開專制時代的執政者也要遵守的道德規範、也應承擔的責任義務。在中共眼中，一切只是「利用」而已。
如果說，美國亂象更像一個有機體在其生命進程中由健康到衰亡的過程，而中共則更像一種病毒的存在，其所展現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邪惡過程。這也就是美國亂象與中國亂象根本之區別。一言總之，中國之亂在於中共。
用制度彌補道德 還是用道德彌補制度
那麼，我們要如何走出這些亂象呢。每當道德下滑時，原有道德標準下制定的制度就會顯得應對乏力，人們稱之為不完善。於是人們就會不斷的去森嚴制度，以適應道德下滑後的更為複雜的環境，並稱之為制度的「完善」。這種做法說到底是用制度來彌補道德的空白。然而，制度是有形的，道德是無形的。有形必然有限，無形必然無限。以有限入於無限，自然收效甚微，結果就是，制度無論多麼森嚴，還是不斷的有漏洞，有空白，有灰色地帶不能覆蓋，而這些制度不能覆蓋之處，正是道德的空白。同時，由於既有的制度不斷的在所謂的完善過程中變得更加複雜，於是道德的空白尚未填充，人卻已被不斷複雜化的制度捆綁得快要窒息，走入作繭自縛的極端。只是這一切變化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做為過程，在過程之中，人們對於制度彌補道德的侷限性很難察覺。相反，當人們在短期內，通過完善制度從而使一些問題暫得解決時，甚至還會為此沾沾自喜，從而更加高估了制度的調節作用，卻越發忽視了道德的重要。然而，當這個過程越發接近盡頭時，人們會發現，制度的調節作用越來越小，並且，新定的制度雖然能夠解決一些問題，而其製造出的新問題卻遠遠更多。今天美國的民主亂象正是在社會道德江河日下，而民主制度的調節作用已經走到盡頭的展現。
但是出路並非沒有，那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不是一味的森嚴制度來彌補道德空白，而是用提升道德來彌補制度空白，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正道。任何制度在有道德的人手中，就會被用來行善。如果社會道德能夠回升到美國國父建國之初，今天這套制度就會變得像建國之初一樣有效。至於中國的亂象，亦是要從提升道德入手，只是更多了一步，那就是先要將破壞道德的黑手中共清除。
那麼，我們要如何重建道德呢。誠然，重建道德，這聽起就像說教一樣的枯橾和抽象。制定制度則更為具體，立竿見影，這也就是為什麼對道德失去信心的現代執政者們更願意在制定制度上去花樣新出，而鮮有人願意為提升道德去呼籲奔走。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一定要等到一個有道德的政府來帶領我們才能回歸道德——事實上，這正是提升道德與制定制度的不同。制度是外在的，人定的，道德卻是內在的，是天定的。每個人心中有道，就可以從自己做起，去走一條回歸傳統，重建道德之路，這條路是人在做，天在看，有多少努力，必有多少回報。誠然，在人心大壞江河日下的社會重建道德，譬如在滾滾洪流中逆行而上，此間困難可想而知，然而，我們如果能夠清楚認識到當道德崩解時，人類除了重建道德已別無出路，那麼再大的困難，也無非是要我們拿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不敢稱為天下先，但吾從吾道，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