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的政壇詭譎變幻，暗潮翻滾。袁世凱撲滅二次革命後，由臨時大總統而正式大總統繼而終身大總統，併進而企圖「承天建極」，而被推翻的清王朝並不甘於這種命運，伺機「恢復祖業，光復舊物」。
於是，袁世凱和溥儀周圍聚集了兩種形象各異而實質相同的複闢團體。這是兩個呼之欲出的幽靈，他們寄生於民國而又與民國為敵。一個企圖恢復清朝，一個企圖恢復帝制；一個擁戴溥儀，一個擁戴袁世凱。兩種複闢勢力所擁戴的具體對象不一，但他們根植於相同的社會土壤和由千百年的歷史積澱而成的皇權心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創立了中華民國，但在紫禁城裡仍然保留著最後一代君王以及與之相稱的全套帝王禮儀。按《關於清帝遜位之後優待之條件》規定：溥儀擁有皇帝尊號，每年坐收四百萬元巨款，養尊處優於北京皇宮的小朝廷，依然用宣統年號，稱皇道朕，依然可以頒布上諭，英文教習莊士敦還穿著馬褂在南書房行走，民國政府還要以對待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在歷史已經進入20世紀之後，這裡滿是19世紀留下來的灰土和塵埃。它是一個國中之國，完整地保留著前清的皇朝體制。溥儀後來回憶說：「在我師傅陳寶琛嘴裡，革命、民國、共和，都是一切災難的根源，和這些有關的人物，都是和盜賊並列的，民國不過幾年，早已天怒人怨，我朝兩百多年仁慈厚澤，人心思清，終必天與人歸。」
這是一種懷著深沉的失落感等待奇蹟的孤臣之情，而紫禁城小朝廷的存在又給他們伺機而動的希望。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之後，共和民國在一切舊勢力的進攻和腐蝕之下，變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這就使那些力主「還政於清」的封建孤臣和宗社之人更加躍躍欲試。
袁世凱要復的當然不是清朝之闢，歷史已經證實了這不過是那些醉心於清朝復辟者的一廂情願。但袁世凱的姿態卻使得他們高興，一時復闢之聲大熱。袁世凱「洪憲帝制」失敗後，紫禁城中又出現了一種新的聲音：袁世凱失敗，在於動了鳩佔鵲巢之念，帝制非不可為，百姓要的是舊主。他們按照自己的邏輯進行思維，並從袁世凱的失敗中看到了滿清復辟的希望。
在這復辟勢力中，既有以張勛為代表的武裝力量，也有以溥偉（恭親王）、升允（原陝甘總督）等為代表的清室王公貴族勢力。他們絕大部分在紫禁城之外而又對紫禁城心而往之。他們居住於青島、大連、旅順、天津、上海等地的租界，公開反對共和民國，並與外來勢力勾結，從事復辟武裝運動。
其中一支由蒙古貴族巴布扎布率領的隊伍，一度逼近了張家口，氣焰十分囂張。直到後來巴布扎布被手下刺殺才告終結。在鬧得最兇的時候，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一方面「勤王軍」和民國政府軍隊在滿蒙幾個地方打得火熱，另一方面在北京紫禁城裡的民國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舊祝賀往來，應酬不絕。
紫禁城從袁世凱去世的那天起開始興隆氣象，這確實是一種很奇特的現象，但比這種非常不協調的社會現象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寄居於紫禁城之外的宗社和前清遺老，他們身在租界而神馳於紫荊城，食民國之粟而緬懷前清之恩。不平等條約所帶來的租界，在清朝曾被革命同志用為躲避通緝之地，在民國卻被前清遺老用為寄託復辟之所，這有點像歷史的嘲弄。
民國取代了清朝，但又給反對民國的清朝復辟勢力留有週旋的餘地。所以，清室復辟活動從民國成立起一天沒有停頓過。與這個複闢實體相互依靠而又相互排斥的是，聚集在袁世凱周圍的另一股積極謀求恢復帝制的力量。這是一些學識、經歷和動機各不相同的士大夫，以袁世凱的實力與權勢所吸引。
兩種複闢勢力導致了「洪憲帝制」和「丁巳復辟」兩場歷史醜劇。雖然這兩場復辟醜劇很快灰飛煙滅，但歷史的醜劇又常常蘊含著迫人深思的內容。
在袁世凱和張勛的背後，有著新朝的佐命元勳和舊朝臣子，而他們後面又有著辛亥革命所沒有革去的社會心態。梁啟超曾說：「中國官方的和商業的傳統習慣」都強調個人關係。就制度和一般法律來說，抽象的思想形式為我國人民所不理解。在皇帝的統治下，權力將更加穩固，因此才能徹底的進行基本財政改革，要抵制官員污腐，就必須要有對個人衷心和負責的因素。
復辟的醜態顯示了袁世凱和張勛的可鄙和可憎，又顯示了舊社會的社會心態感染下不止一人的眩暈和迷失。
人們常說，辛亥革命是一次既勝利又失敗的革命。說它勝利，一條重要的理由就是皇帝不那麼好做了，任憑你像堯舜禹一樣聖賢，像秦皇漢武那麼雄才大略，像曹操司馬懿那樣狡猾奸詐，再想做皇帝，永遠沒人答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