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中國事務部主任伊利夏提（圖片來源：自由亞洲電臺）
【看中國2021年4月27日訊】3月31日，大約是下午，我正在聚精會神地在辦公室整理文件，突然手機響了，拿起電話，是《紐約客》雜誌記者打來的。
寒暄過後，記者似乎有點猶豫，然後他說：「有一件事，我想在文章發表前告訴你，以便你思想有個準備。」我感覺心提到了嗓子眼，沒有說話，靜靜的聽著。記者頓了一下：「你在聽嗎？」
「我在聽，你說。」
「是這樣，根據我們和證人的調查採訪，確認你大妹妹、二妹妹及她的丈夫和大女兒，都在奎屯集中營。你的二妹妹有心臟病，經常暈過去；每次，警察都不讓任何親人靠近幫忙，直接把你妹妹拖走；你大妹妹也似乎精神上已經垮了。你在聽嗎？」
「我在聽」，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聲音變了，有點顫抖。
「根據證人，集中營領導當眾對你妹妹說：‘你們的問題，是你們的哥哥。等你哥死了，你們的問題才能結束。’」
記者後面的安慰話語，我只是機械地回答：好好，沒有事，你放心。放下電話，我不知道自己呆坐了多長時間，想哭，又哭不出來；心在痛，那是一種沈重鑽心的疼。
警察那句話不斷在我耳邊響著：「你們的問題，是你們的哥哥。等你哥死了，你們的問題才能結束。」我活著，父母親人就是中國政府的人質，家破人亡；中國政府在監禁折磨我父母親人的同時，也在精神上監禁折磨我這個逃亡者！
大妹妹和我最要好。在國內時，每次我去拜訪她，她都會往我口袋裡塞一些錢，說你一個教書匠工資不高；我知道你喜歡讀書，這是給你的買書零錢。我逃往一年多，她和丈夫離異，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特別不容易。
因而，我到美國，收入穩定之後，給她寄過幾次錢和包裹。到後面，她婉轉地告訴我，取錢變得非常麻煩。我明白了。後來她女兒想要個手提電腦，她拗不過女兒的求情，問我能否寄一個電腦。我說行。
我到處打聽，得知一位在德州的朋友要回國探親，我要他幫我帶過去，他答應了。我就在網上訂購了一個手提電腦，直接發到德州朋友家。朋友拿上電腦，連包裝都沒有打開帶到了烏魯木齊。
後來輾轉得知，在機場等著的外甥女拿上電腦後，感謝完朋友走出機場，就有兩個警察將外甥女帶到了什麼地方。我僅得知，外甥女在那兒呆了一段時間。至於一段時間是幾個小時，還是一兩天，或者是一兩週，我不知道。
2014年8月15日，妹妹被從家裡帶走。我僅知道，她的家被翻了個底朝天，甚至小外甥的台式電腦也被帶走了；而且，警察通過二妹妹帶話給我：讓你哥停止活動，否則……。自此，我和三個妹妹的聯絡完全被切斷。
我二妹妹乾脆利索、潑辣，是那種得理不饒人的人。她的漢語也非常好，性格也和我差不多，眼裡容不得沙子，一旦遇到不公平就會不計後果站出來。她在鐵路上工作，而鐵路是一個完全由漢人壟斷的中央企業，歧視是赤裸裸的，因而二妹妹得罪人不少，包括領導。
二妹妹最大的罪過，我猜，一個是她竭盡全力試圖保護膽小怕事、卻因我而攤上了政治大事的大妹妹；二是因她非常自豪有個敢挑戰權威的哥哥，而且她曾經在很多場合公開表達過她的這種自豪。
自從大妹妹被抓捕，我就有一種負罪感，總覺得自己毀了大妹妹在艱難掙扎中試圖維持的家庭！
2016年，當母親在最後一次的電話裡告訴我：你三個妹妹的兒女，大學畢業也都沒有一個找到工作的；你大外甥女找到了工作，幾個月後也被莫名其妙解雇；我們的麻煩太多了，兒子，你父親早逝也是因受不了你弟弟被殺、你妹妹被抓的雙重打擊呀！不要再給我們打電話了，願真主保佑你，兒子。
母親最後的通話一直折磨著我，自責、內疚，儘管我知道是中國殖民政府無恥，是殖民政府如黑幫綁架我的親人，拿他們做人質，但始終也無法擺脫對親人的負罪感。這種負罪感在從內心吞噬我的生命。
幾個月前看過一部反應猶太人大屠殺的影片，片名《莎拉的鑰匙》，講的是1942年德國佔領下的法國警察開始抓捕、驅趕猶太人。當警察來莎拉家要帶走他們時，天真的莎拉將其年幼的弟弟藏到壁櫥，上了鎖，鑰匙拿在手上，她以為他們還能回來。但極其不幸，被迫與父母分離的莎拉九死一生逃離兒童集中營後，在好心人幫助下輾轉回到巴黎來拯救弟弟時，她剩下的唯一親人——弟弟，早已餓死在了壁櫥裡。
儘管在一家好心法國人的幫助下，莎拉最終躲過了納粹迫害，熬到了巴黎解放，但她始終無法原諒自己，一直生活在抑鬱之中。那種負罪感、自責和內疚折磨著她。
後來，大概是為了擺脫法國生活的陰影，她告別養父母，移民到了美國，也找到了一個好丈夫，也有了孩子。但是，她未能擺脫折磨著她內心的負罪感、自責和內疚，最後她選擇了開車撞車自殺，永遠地離開了這個對她極其殘酷無情的世界，去尋找她可愛的弟弟和消失在大屠殺集中營的父母。
不幸，今天的維吾爾人在以另一種形式，在被迫經歷猶太人莎拉的慘劇。儘管維吾爾人還沒有弟弟被鎖到壁櫥裡餓死的慘案報導，但因父母被抓捕關押，無人照看年幼的孩子，而被凍死、被淹死維吾爾兒童的報導，已經有幾例。
我三個妹妹，大妹妹有兩個孩子，我不知道他們在哪兒，是否還活著；我只知道自大妹妹2014年被抓捕，她的兩個孩子就在失去父母的艱難困苦中，掙扎生存。
我二妹妹的兩個孩子通過《紐約客》記者知道，她的大女兒和他們在一起，在集中營；小的不知下落。
我的小妹妹也是兩個孩子，她和母親生活在哈密。現在，大人、孩子都不知道下落，也不知道是否還活著。
儘管我知道，父母、弟妹的家破人亡首先是因為他們生為維吾爾人，就算是我順從了中國政府，今天無差別大規模抓捕關押維吾爾人，包括抓捕那些曾對共產黨忠誠的維吾爾人，再一次證明，極大的可能我和親人們一起也同樣逃脫不了集中營、死亡。
就如猶太人莎拉，她的弟弟，即便沒有餓死在莎拉藏起來的壁櫥裡，可以肯定，也逃不過納粹的集中營、毒氣室。
然而，我們海外的維吾爾人也都如影片中大屠殺倖存者莎拉，仍然無法擺脫那種內心深處的負罪感、自責和內疚。因親人的失蹤、被抓捕，本來就讓我們海外維吾爾人生活在家破人亡的悲哀中；而被中國殖民政府倒打一耙，指責成其親人被抓捕是海外維吾爾人的追求自由、尊嚴和尋親控訴，成了傷口撒鹽，加深了每一個維吾爾人精神上的折磨。
漫漫長夜，有多少維吾爾人的兒女、父母在默默地哭泣；漫漫長夜，有多少維吾爾的兒女、父母輾轉難於入睡；漫漫長夜，又有多少維吾爾的兒女、父母在無法擺脫的負罪感中，掙扎於自責與內疚。這痛苦，這折磨，這箇中滋味，只有經歷之人知道。
我不會如大屠殺倖存者莎拉一樣撞車自殺，但這負罪感、自責和內疚的精神折磨，卻也在慢慢消耗我的精力，在慢慢吞噬我的生命。我們逃亡者、倖存者，就我個人而言，只為期盼中與家人團聚的最後奇蹟而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