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謊言錄（1）：中共是馬列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按照中共的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事實真是如此嗎？且讓我們來回溯一下當年的歷史。
「從滿清後期到民國初期，中華古國經歷著巨大的外來衝擊和內在變革，社會處於混亂和痛苦之中。其間許多知識份子和仁人志士，滿懷濟世救國的憂患意識。但是在國難和混亂中，他們由失望變成了完全的絕望。有病亂求醫，他們到中國以外尋找靈丹妙藥，英國式的不行就換法國式的，法國式的不行再換俄國式的，不惜下猛藥烈藥，恨不得一日即能振興中國。」（《九評共產黨》）正是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之下，強調「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馬克思主義於「十月革命」後傳入中國之後，很快便引發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激進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強烈共鳴。此後，在他們的推動下，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
儘管有人說，「1920年2月，陳獨秀為躲避敵人的搜捕，由李大釗陪同秘密離開北京，前往天津（陳獨秀再乘船到上海）。途中，兩人商討了建黨事宜」，但至今沒有過硬的材料說明陳、李當時已有組織大規模共產主義組織的明確想法，他們只不過是在頻繁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罷了，重要的是這一點很快便被共產國際發現與利用了。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送來的不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有共產黨。
如同舊沙俄一樣，新起的蘇俄也有著強烈的對外擴張的野心。中國不僅是古老的東方大國，也是它最重要的鄰國，當然是它想染指的一個重要國度。因此，蘇俄建立不久就積極開始了對中國的滲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國尋找代理人，建立共產黨，利用這個黨把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輸入到中國去，從而最終達到將中國納入到其勢力範圍之內的目的。而具體實施這個計畫的則是在俄共控制下的共產國際。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寧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第三國際實際上是蘇俄對外擴張的指揮機關。它居於各國共產黨之上，對各國共產黨有指揮權。各國共產黨是它的下級組織，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產國際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機構，傳播、鼓動全世界搞共產革命，從一國數國的共產主義勝利直到全球勝利。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俄共（布）遠東局」，在海參威成立「俄共（布）海參威分局」，任命維經斯基為分局負責人，專門從事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工作。不久，俄共（布）中央與共產國際磋商，並獲得共產國際的批准、同意，給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發去一份電報，指示他們派遣一個代表團前往中國。據日本學者波多野乾一等人的研究，這個代表團有三項任務：1、同中國社會主義團體聯繫，組織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及共青團；2、指導中國工人運動，成立各種工會；3、物色一些中國的進步青年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並選擇一些進步份子到歐洲遊歷。27歲的維經斯基被選中擔任這個代表團的負責人。臨行前，代表團又增加了一項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很快，他們喬裝成新聞記者代表團來到了中國。經人介紹，他們先在北京結識了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的早期宣傳者李大釗。在與李大釗的接觸中，維經斯基明確提出「中國應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隨後，李大釗又介紹他們去上海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在上海，維經斯基與陳獨秀一起討論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在那裡，維經斯基還結識了《星期評論》的主持人戴季陶、沉玄廬、李漢俊，《時事新報》的主持人張東蓀。他與他們經常在陳獨秀的家裡密談，在戴季陶的居所聚會。在與這些人的交往中，維經斯基產生了這樣的設想：「就是把《新青年》、《星期評論》和《時事新報》結合起來，乘五四運動的高潮建立一個革命同盟，並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聯合起來，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社會黨。」（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開了幾次座談會，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維經斯基終於把建黨的設想明確地向這幾位「筆桿子」提了出來。當年曾參加座談會的北大文科畢業生袁振英事後回憶說，「1920年5月，陳獨秀約我和戴季陶、施存統、沉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鳳、俞秀松、葉天低、李季、周佛海、楊明齋和李達、劉少奇等社會主義者，同俄國代表密商組織共產黨的辦法」。當時路過上海也曾參加座談會的周佛海回憶說，「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國人維經斯基在座。維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經過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周佛海《往矣集》）曾任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的李達說得更明確：「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列入了日程。維經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繫，他不懂什麼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後，說在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沉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
作為建黨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負責人是陳獨秀。到了同年8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又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仍是陳獨秀。維經斯基沿用蘇共的習慣，說負責人應稱「書記」。就這樣，陳獨秀擔任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首任書記。有了「小組」，有了這個「小組」的書記，中共的第一個早期組織就在上海誕生了，並且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
接下來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裏，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法國、日本八個共產主義小組相繼成立。儘管名稱五花八門，有的叫「共產黨」「共產黨小組」「共產黨支部」，有的甚至連名稱都沒有，但它們都是以俄共為榜樣建立的，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1921年初，維經斯基接到了回國任職的密令。臨行前，他到北京重新會晤了李大釗，還會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當時在場的張國濤後來回憶說，「一般說來，維經斯基對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初期活動是表示滿意的。他這次是路經北京，預備回俄國去，向共產國際報告他初步活動的結果，在臨動身之前表示極希望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和他們所建立起來的各地的雛形組織能夠從速聯合起來，舉行第一次全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並迅速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
1921年1月，當維經斯基還在中國的時候，共產國際執委會為了加強對遠東各國所謂革命運動的領導，決定設立遠東書記處。遠東書記處下設四個部：中國部、朝鮮部、日本部、蒙藏部。每個部都有這個國家的共產黨人參加。其中中國部的任務是解決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問題，給中國共產黨和俄共提供情況，並向中國共產黨傳達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國部有兩位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任命的書記，一位就是維經斯基，還有一位則是隨維經斯基一同抵俄的中國人張太雷。張太雷是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委派，前往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成為第一個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儘管那時中國共產黨尚處於各地成立小組的階段，尚未開過全國代表大會，尚未選出中央機構，但張太雷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而且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在朝鮮共產黨成立大會上發了言。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產國際「三大」在克里姆林宮召開，張太雷是出席這次大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在閉幕式上，張太雷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言。他最後說，「必然到來的世界革命中，中國豐富的資源和偉大的力量是被資本家用來同無產階級作鬥爭呢，還是被無產階級用來同資本家作鬥爭，那就要看中國共產黨，主要是看共產國際的支持而定了。」他高呼：「世界革命萬歲！」「共產國際萬歲！」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正式代表第一次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發言。
列寧認為在中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為了繼續推進維經斯基未完成的建黨工作，由列寧直接推薦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馬林於1921年6月抵達上海。與維經斯基不同，馬林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而維經斯基只是俄共的代表，馬林的職位也遠遠高於維經斯基。而且，馬林是列寧直接推薦的。
馬林到中國後，很快跟同期來中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代表尼柯爾斯基接上了頭。然後，又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代理書記李達以及李漢俊這「二李」秘密見了面。馬林聽了「二李」的匯報後，建議及早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李達發信給各地的黨小組，要他們各派代表二人來上海開會。馬林還拿出了帶來的經費：每位代表發給路費100元，回去時再發50元。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開幕，參加大會的都是知識份子，沒有一個工人。
開幕式上先由張國濤向大家報告了大會的籌備情況和大會的議題，並宣讀了陳獨秀的來信。接著，馬林代表共產國際致辭。他一開頭就說，「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友。」作為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馬林向與會者介紹了共產國際的性質、組織和使命。他強調說，「共產國際不僅僅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聯盟，而且與各國共產黨之間保持領導與被領導的高度統一的上下級關係。共產國際是以世界共產黨的形式統一指揮各國無產階級的戰鬥行動。各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
馬林講完話後，尼柯爾斯基也致了辭。他在向中共「一大」表示祝賀之後，介紹了剛剛建立不久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並建議給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發去電報，報告大會的進程。
之後，大會選舉陳獨秀為中共中央局書記。據陳獨秀後來對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據他說，全部代表為十三人），我因事在廣東，沒有參加。所以叫我當上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叫維經斯基的到中國來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臺，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陳獨秀的獄中生活》，載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報》）當時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也是莫斯科交下來「著令通過」的俄、英兩種文本，後來才由中共譯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明確標明要「聯合第三國際」。在大會決議中，還規定每月應向第三國際呈送報告一份；必要時，應派代表去伊爾庫茨克遠東書記處，與遠東各國共產黨代表，商討聯合階級鬥爭之事。一年後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決議案》，又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一次，中共的第一任領導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發生同意見分歧，馬林帶一封信給陳說，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雖然陳獨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聽從共產國際「教廷」的命令，隸屬和屈從蘇俄。
綜上所述，不僅建立中國共產黨的設想是由俄共和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明確提出的，中國共產黨的籌備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們的一手指導下按部就班進行和完成的，即使是黨的第一任總書記也是由他們挑選的。在這個過程中，儘管具體的事務性工作是由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信徒們做的，但領頭的起著主導作用的始終是對中國懷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產國際。
可見，中國共產黨決不是由中國人自己自發地獨立地搞起來的，而是在俄共和共產國際的直接干預指揮下成立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蘇聯人出錢直接策劃和指揮中國的左翼激進知識份子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實是共產國際的亞洲中國支部，以俄共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執行的是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仰仗的是俄共成熟的暴力奪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在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等各個方面均聽命於俄共。它不但拿的是共產國際的錢，干的也是共產國際交辦的事。正如有的大陸學者所分析的那樣，「過去我們一直以為中共是在以中國早期幾個共產主義者小組為主體的基礎上，接受共產國際的幫助而建立起來的，這個解說其實根本就是站不住腳的。」「1921年中共建黨，是以共產國際為主推動的，而不是所謂中國已有了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在從事建黨活動，然後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建黨了。不是這樣的，從一開始，這就是共產國際自個兒的事兒。陳、李只不過是共產國際找到的幫手罷了。從共產國際當時的『市場推進『安排看，即便是在中國找不到陳、李，那他們就自己派人干了。如同現在的』外商代表處』。那個印度人羅易不是就給派到墨西哥去組黨，還成了墨西哥共產黨的總書記嘛。」（《兩個局外者的對談》）在這個意義上，中共完全稱的上是俄共的「兒子黨」，是為蘇俄染指中國服務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也不是像中共自己宣傳的那樣，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當時的中國產業工人全國總共才有200萬人，他們既不知道什麼馬克思主義，更不可能有什麼建立共產黨的想法，連列寧都認為當時的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臺。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出現跟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根本就扯不上邊。要說「結合」，稱中共是蘇俄對外擴張的需要與中國左翼激進知識份子改造社會的急燥情緒相結合的產物還差不多。說到底，中共不過是蘇俄輸入給中國的一個「怪胎」，在中國自己的歷史發展中找不到任何內在的根據。這樣一個不是從自身的土壤裡生出來的「怪胎」，對中國來說是禍是福，自然不難推知。
中共謊言錄（2）：農民運動好得很
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中共早期的農運中心很快由廣東的陸海豐轉移到了湖南。到1926年11月底，湖南全省已有54個縣建立農民協會，會員從北伐前的40萬上升為107萬；到1927年1月，會員又激增至200萬。
究竟如何看待和評價這場暴風驟雨般的農民運動？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兩種聲音。反對者說「糟得很！」贊成者以毛澤東為代表，稱這場運動為「農村大革命」，認為「好得很！」「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直到今天，中共仍稱頌這場運動「動搖了帝國主義、官僚專制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基礎，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那麼，毛澤東和中共的觀點是不是正確呢？是不是經得起客觀事實和歷史的檢驗呢？這正是我們要在這里加以討論的。
在做出結論之前，還是讓我們先回到當年的歷史環境中，去追溯一下中共早期農運的實際情形。
不論是廣東還是湖南，在中國的傳統鄉村裡一般都包含著三種不同的社會成分。一個是地主，或者講叫士紳。另一個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再一個就是閑雜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販夫之類。這後一種人大都游離在鄉村結構主體之外，參加不了任何意義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鄉村中最為人所不齒的人物，有的學者把他們命名為鄉村中的「邊緣力量」，中共則常稱他們為「流氓無產者」。在鄉村平靜如常時，沒有這個力量的發言地位。
在農運起來之前，當時的中國鄉村基本上是平靜自足的。為了打破這種平靜自足的傳統鄉村秩序，中共賴以發動農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幾個經過培訓的農運幹部進入鄉村，憑三寸不爛之舌，聚集流氓無產者徹夜談心，向他們灌輸諸如「人人都有手腳，可是農民的手腳一年到頭不停的勞動，卻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勞動，有腳還坐轎子，卻吃大魚大肉，穿綾羅綢緞」，「地主飯桌上的白面饅頭是從你這兒剝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類「革命思想」，挑起鄉村痞子們對富戶士紳的不滿和仇恨，鉤起他們人性中惡的那一面。試想，對這些沒有文化、頭腦簡單、性格粗獷、敢打敢沖、目光短淺，僅僅關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隨眾盲從的鄉村流氓來說，還有什麼比名正言順地把地主家裡的大魚大肉、綾羅綢緞奪過來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地打幾個滾更讓他們感到刺激與神往的呢？！於是，不用費太大的勁，很快他們便被中共派來的農運幹部發動起來了，成了所謂的「革命先鋒」。
在農民運動的開始階段，一般農民都害怕出頭，於是中共的農運幹部便唆使「革命先鋒」打頭陣，捆綁地主士紳，衝進他們家裡打砸搶抄，殺豬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為。眼見有利可圖，場面熱鬧，許多貧苦農民於是也開始跟著起鬨鬧事。就這樣，鬥爭地主士紳的聲勢越來越大，捲入的人也越來越多。正如有學者所分析的那樣，「在鄉村的共同體的傳統作用下，這種暴力的場面會造成一種你必須置身於其間，否則連命也不保的局面，這就是脅迫。於是參加的人就越來越多，被衝擊的人也就越來越多」。
中國的軍閥混戰到1926年時起時伏已進行了10年，自1912年民國成立以來，北京政府也改組了四十多次，但軍閥們都沒有改變固有的社會結構。除非處在兩軍交戰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舊。但自從大規模的農民運動興起後，原有的社會架構崩潰了，暴力橫行，到處是一片混亂，整個鄉村陷入了血腥的恐怖之中。與此同時，農會的暴行也迫使鄉村中的地主士紳不得不起來反抗，以暴抗暴，以惡還惡。
以湖南農運為例，這場運動從1925年春天開始，到1927年五月達到高峰。中間才兩年時間，但不到一年就開始失控了。當時湖南全省農會會員人數號稱有200多萬，他們無所顧忌地揪鬥槍殺鄉村中的地主士紳，不僅奪了鄉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權，而且把各縣的政權機構也打掉了，發展到極端時，在長沙城裡也大開殺戒，從鄉村到縣城上演了一幕幕極度血腥、混亂和瘋狂的鬧劇。結果鬧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長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作為農民運動的領導人被邀請回鄉「指導一切」。
他看到基層農民協會辦事人，大都是所謂的「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他們現在有了權：「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凶的東西了」。他們任意給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叫他劣紳」。他們「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總之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毛看到痞子們很喜歡玩弄手裡的犧牲品，比方說戴高帽子游鄉，「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日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烏了臉。嚇了他結果又不給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巡視中，農協會向毛報告說有人被打死，問毛怎麼辦。毛說：「打死個把，還不算了。」這之後，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視以前，湖南農運領導人曾著手約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們放人，批評他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湖南農運領導人作了檢討，執行了毛的命令。毛還格外欣賞一種凶器——梭鏢，「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東西』。」他要求湖南當局把梭鏢「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
當時中共與寧漢分裂後的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們在前線與軍閥作戰，他們的家屬在後方卻受到農會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國民黨元老，同情共產黨的譚延愷也因女婿（長沙大資本家之孫）受到農會勒索而不得不發電報向共產黨說情。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為國民黨左派唐生智部下，馬日事變前兩日他在河南作戰時，長沙總工會卻抄了他在長沙的家並逮捕了他的父親遊街。何鍵聞訊後急電湖南省政府，大罵總工會搗亂後方。甚至連當時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給湖南農會寫信求情，讓他們不要把他父親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沒幾天農會照樣還是砍了他父親的頭。
而最叫人震驚的是農會竟殺了湖南大知識份子葉德輝。葉當時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慣農會的暴民作風，在農會開會時送了一幅對聯意涵譏諷：「農運久長，稻梁菽麥黍稷，一班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雞亍犬，都是畜生。」中國傳統讀書人有了名，鬧點小脾氣社會一般不以為忤，統治者也不敢隨便殺他們。但葉德輝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對聯被農會以「封建餘孽豪紳領袖」的罪名公開處決了。
即便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當時在致共產國際的電文中也承認湖南農運過激了，說：「當時北伐軍官家屬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與懲罰，米的運輸受阻，向商人勒捐，農民搶米糧，吃大戶，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數金錢均被農民沒收與瓜分。」早期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責「農民運動居然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
當年北伐軍的大部分軍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與農村士紳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農會打殺地主士紳及其家屬、親友，當然激起了他們的義憤：「老子在前方與軍閥打仗，出生入死，你們在後方殺我爹娘、親友，老子不幹了！」
不但農村士紳和北伐軍官兵不滿農會和中共的暴行，許多本分的農民也十分反感農會和中共的所作所為。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文明禮義之邦，受儒家傳統道德的教化與熏陶，在農村中，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地主士紳與農民之間雖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賴、和睦共處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謂你死我活的仇恨與鬥爭。但中共一手發動的農民運動，卻人為地製造和挑起了鄉村貧富階層之間的極端仇殺，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輪番交替，把昔日平靜自足的農村一下變成了刀光劍影血肉橫飛的人間地獄。在不斷上演的循環仇殺中，失去生命的不僅是成千上萬的地主士紳，人數更多的是大量無辜的農民。
顯而易見，這樣一場打著「革命」旗號以燒殺擄掠為主要內容，以血腥恐怖為突出特徵的痞子暴民運動，純粹是一場破壞，毫無建設和進步可言，與歷史上以改朝換代為目的的農民造反暴民恐怖本質上是一回事，可能「好得很」嗎？絕不可能。只能是「糟透了！」
中共謊言錄（3）：蔣介石背叛革命
迄今為止，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國現代史教科書書目上，都印著「蔣介石背叛革命」這樣一個赫然的標題。而任何一本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亦都在這個標題之下，稱「中共領導北伐成功，大革命卻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便是蔣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這卻是一個彌天大謊和欲加之罪。關於這一點，辛灝年先生在其所著《誰是新中國》中曾做過深入的分析。
辛灝年先生認為，既然北伐成功，國民革命就沒有失敗。此其一。其二，如果國民革命失敗，便沒有中共領導北伐的成功。因為大革命就是國民革命，北伐就是國民革命的具體內容和勝利進程。其三，中共之所以要稱國民革命失敗，無非是要以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革命為手段，妄稱國民革命失敗以掩飾共產革命的失敗，由是它才需要製造一個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謊言，來充當自己失敗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壞和背叛國民革命的敗績。
書中說，當我們對中共已經重複了千次萬次的「歷史性謊言」，在邏輯上稍加清理之後，我們對蔣介石究否背叛過革命，和究竟有沒有背叛過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論證得多了。
第一、從蔣介石追隨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的歷史來看，他投身的乃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他非但從來不曾背叛過自己一心相與的中國國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豐功偉績而作成了他的領袖。所以，指蔣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參加和推進的中國國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樁赤裸裸的栽贓。
第二、蔣介石除參加由孫先生創建的中國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以外，就不曾參加過其它任何黨派，尤其是作為第三國際一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而且，如前所說，蔣介石作為一個同盟會員，一個國民黨人，他忠於信仰，堅於職守，功勛卓著，更無背叛之可言。蔣介石作為一個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革命者，則同樣是在忠於自身信仰、堅於自身職守的前提下，為堅持三民主義而反對共產主義，為保衛國民革命而反對共產革命，為保護國民黨而反對共產黨，是舉世所知的反共先覺之一。由是可知，蔣介石作為共產黨和共產革命的敵人，卻被共產黨指為「背叛」，則「叛」從何來？
第三、中共指蔣介石「背叛」革命，還有一層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蔣介石背叛了孫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謂三大政策，乃為蘇俄與中共所造。單就孫先生「聯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孫先生亦向有採取這一做法的原則。孫先生一再申明的「共產黨要反對國民黨，我就要開除共產黨；蘇俄要支持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的話，以及孫先生在實行「聯俄容共」做法之後，曾一再堅持表明的「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堅持民權革命，反對階級專政」和他「堅決反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的態度，便是「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在這些原則下，蘇俄若真心助我國民革命，則聯俄；蘇俄若違背了此一原則，要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國的共產革命，則必須抗俄。同樣，中共若真心參加國民革命，則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參加國民革命，以行共產革命，直至公然反對和公開背叛國民革命，則非但不能容，而且還要反對之，清除之。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蘇俄與中共為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為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已經從竊奪國民黨黨權、竊奪國民革命領導權走向了反對、利用、破壞、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蔣介石本孫先生的遺教，因蘇俄和中共對孫先生的背叛而決心抗俄和清黨，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蔣介石對「聯俄容共」的態度而言，應該說，他從來就是「聯俄容共」的反對者。但因他深知孫中山先生是為「俄援」而聯俄，雖不便公開反對，但卻數度「託故假歸」，消極待之。及至孫中山要派他這個最能幹的人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俄考察，他考察歸來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頭上，又在書面上，向孫中山及國民黨中央匯報了他對蘇俄「主義與事實」有別的看法，明言蘇俄有對中國的赤色帝國主義野心，揭露了中共黨人在蘇俄對三民主義以及孫中山本人的攻擊和誣蔑，並明確認為俄人是要借中國的國民革命，來達到它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移植共產專制制度的目的。這既是他考察歸來即「託故假歸」的原因，更是他幾度赴粵，又幾度離粵，連黃埔軍校校長也不想做的根本緣由所在。若不是孫中山對他的器重，和他對孫中山與國民革命事業的忠誠，這個校長大約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後的蔣介石，一是於孫先生在世時，為忠于先生，而自行韜誨，努力辦好軍校，盡力培養黨軍，盡量使之不受蘇俄的過度鉗制和中共的過分操縱，從而使俄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視他為眼中之釘。二是在孫先生逝世之後，於蘇俄僭權、中共篡權、國民黨和國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時，堅定地起而護黨，捍衛國民革命，直至走向決心抗俄清黨的道路。由是可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像廖仲凱那樣發作過「左派幼稚病」，更不像汪精衛那樣發作過「左派權力病」。他無非是在無可奈何時，虛與委蛇；被迫還擊時，則旗幟鮮明；事關國民革命大業時，乃義不肯讓。由是，「蔣介石背叛革命」之一語究從何來？而真正背叛了孫先生的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者，究竟又是誰？
中共謊言錄（4）：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在所有中共編撰的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中都寫著：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事實果真是這樣嗎？
中共建黨之初，中國人中以信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人居多，而相信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則很少。為了讓中共在短時間內發展起來，俄共根據自身的經驗，指使中共加入國民黨，『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
而此時的孫中山因為建立新政府受挫，對於蘇俄多次派人來尋求合作的意願也未拒絕，但並不同意將國民黨更名為共產黨，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於是，蘇俄一方面命令全體中共黨員迅速加入國民黨，一方面派代表與孫中山聯合發表宣言，稱「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以此取得了孫中山的信任。而希望藉助蘇俄勢力的孫中山雖然採取了「聯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則就是「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但中共黨員在加入國民黨後，卻根本不遵從孫中山提出的原則，一方面，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界限，在國民黨內部製造左派和右派之分，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甚至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另一方面，中共藉著孫中山「聯俄容共」的契機，成功打入了國民黨內部，特別是進入了國民黨的宣傳、組織部門以及黃埔軍校，從而從內部控制了國民黨；中共還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中共黨員。
為了蘇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將民族利益置之腦後。比如當1924年7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國民黨公開指責蘇俄時，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卻沒有一人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不顧孫中山提出的「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原則，在中共的機關刊物《新青年》等不斷地登載批評國民黨組織上的缺陷和缺點的文章。
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這自然引起了國民黨員的不滿。在國民黨中處於上升勢力的蔣介石為了護黨，於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限制國民黨內共產黨的領導權，併進而提出繼續北伐，在數月之內統一了中國南方。
為避免國民黨勢力的壯大，蘇俄與中共首先堅決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在所到之地發動共產革命，繼而破壞北伐。1927年4月，鑒於蘇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種種行為，鑒於孫中山先生「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推進國民革命、反對共產革命，主張人民民權，反對共產專政，建立共和國家、反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之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已為蘇俄與中共所毀，鑒於國民黨再度分裂、國民革命陣營內亂頻生，叛亂將至，北伐已經無以為繼，鑒於需要一個真正的國民革命政權和一個真正中國人的政府，來領導國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蔣介石決心實行「清黨」，並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
由於中共為奪取上海政權，一是在軍閥駐滬軍隊已經表示向北伐軍投降、上海即將和平解放之時，曾搶前發動三次暴動，並自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這個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蘇維埃、巴黎公社。」；二是陳獨秀、羅亦農等推動「武力進攻蔣軍」，並驅使工人糾察隊襲擊租界，意在激怒列強，挑起國際事端，並認為「此一決鬥，實比對直魯軍閥還有更重要的意義」；三是煽動工人罷工鬧市，無了無休，使滬上商人「自國軍臨滬以來即處於憔悴呻吟之下」，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級工會不僅自持武裝，並且擁有一支兩千人的武裝力量，實際上已造成另有一個上海政權的存在；因而，在國民黨中央監委已一致決定「清黨」以後，1927年4月12日晨，駐滬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即在白崇禧指揮下，解除了上海各處工人糾察隊武裝，逮捕了中共上海總工會主席汪壽華。13日，中共上海總工會召開市民大會，發表「全面罷工」宣言，並於會後持槍武裝集合進攻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部，迅為第二師彈壓。中共叛亂武裝當場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魯匪軍特遣證章。隨後，國民革命軍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總指揮部——上海總工會。這就是中共恨之入骨的所謂「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那麼，這次事變是否如中共所言，是一次「反革命政變」呢？對此，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做了富有說服力的回答。他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的「反革命」究竟是誰?在共產黨的教科書裡,這個「反革命」就是國民黨,而今天在我們重新認識歷史的時候,才發現這個「反革命」不是國民黨,因為那個時候的反革命只有一個人是軍閥,北伐打倒軍閥,就是在打這個反革命,在打這個打反革命的過程當中,第一,全國人民都是非常贊成和支持的；第二,凡是打這個反革命軍閥的,那他就是革命的,凡是不打這個軍閥的,製造混亂的，那他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那麼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北伐軍正在打這一夥軍閥，你怎麼能說他是反革命的呢?而恰恰在打軍閥的過程當中,在斯大林親自命令之下，中共一次又一次地破壞北伐,甚至於要用武裝暴動的辦法提出「南伐」,要打回廣東去,以阻止中國國民黨打垮北洋軍閥,統一全中國,你想到底誰是在逆革命而動呢?到底是誰在做著有利於北洋軍閥的事情呢?那是共產黨。」「歷史的事實是，中共明明要政變北伐成功後的國民革命新政權，卻將國民革命軍為保衛新政權而扑滅政變的不得已手段，不僅垢之為『政變』，甚至反污為『反革命』，此亦無非是中共一己的『邏輯』，即政治的謊言罷了。」
中共謊言錄（5）：秋收起義
當年，毛澤東在延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把1927在湖南發生的秋收暴動繪聲繪色地描繪成了一次由他親自領導的農民起義。毛澤東是農民領袖的神話大半即源於此。但歷史的真實卻是另一回事。
根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記述，1927年4月蔣介石「清共」開始時，斯大林剛成為克里姆林宮的頭號人物，他親自制定對華政策，要中共建立軍隊和根據地，以便最終用槍桿子征服中國。
用槍桿子奪權，斯大林早在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時就為中共想到了。跟國民黨合作時，莫斯科派中共黨員打入國民黨軍隊設法控制它。蔣介石「清共」後，斯大林命令中共馬上從國民黨軍隊裡儘可能拉出隊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裝」。
斯大林派他的親信老鄉羅明納茲來中國管事。蘇軍情報局局長伯金給「中國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寫信說，蘇聯在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紅軍。主要城市都派有蘇軍情報局人員，負責給中共供應武器、資金、藥品、情報。同時派來的還有軍事顧問，在蘇聯國內也加緊了對中共人員的軍事訓練。
莫斯科的第一步計畫，是把拉出的隊伍帶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蘇聯軍火，然後在那裡建立根據地。同時，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它三個有農民協會的省舉行暴動。
毛澤東舉雙手贊成這條道路。他在羅明納茲主持的「八七」緊急會議上說：「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後來演變成他的名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當時莫斯科剛撤掉了中共領袖陳獨秀，把國民黨分裂怪罪到陳頭上，換上了同他們關係密切的年輕文人瞿秋白。剛當上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不要做這種任人想換就換，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槍桿子，建立自己的地盤，使自己處於實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權。有自己的領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沒有一桿槍，一個兵，莫斯科也沒有派他搞軍事。毛要擁有軍隊，必須靠別的手段。
1927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裝是駐紮南昌的一支兩萬人的軍隊。8月1日，在蘇聯顧問庫馬寧的直接指揮下，中共負責軍事的周恩來組織這支隊伍舉行兵變。這就是「南昌起義」，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軍節」。人們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話說，這個行動是「共產國際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產國際的主意」。「起義」部隊隨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頭挺進，去接收蘇聯人準備運來的武器。
毛打算把這支部隊的一部分抓到手。由於他們預計的行軍路線接近湘南，毛便在8月初向中央建議，在即將舉行的湖南秋收暴動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從路過的南昌起義部隊中給他一個團，稱加上其他農軍，他至少有佔領五縣以上的把握。從毛後來的行為可以看出，他並不是真要去發動農民搞暴動，而是以暴動為藉口，希望從中央那裡挖出一支武裝帶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動建議。湖南全省暴動的領導者們約定8月15日在長沙蘇聯領事館開會。開會那天獨獨毛沒有來，儘管他三天前已回長沙，就住在楊開慧娘家。由於他是主要人物，會議只好改到第二天。據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到了16日，到會的人部齊全，唯澤東一人未到。」
18日，毛才姍姍露面，大家很生氣，他卻說他去搞「農民調查」去了。
毛遲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義的部隊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動」了。
南昌起義的部隊離開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彈藥也丟了一半。氣溫高達攝氏三十度，極度的悶熱，士兵們沒有水暍，只好暍田裡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隊伍七零八落，只求掙紮著拚到汕頭，不可能繞到湘南。
於是，毛出現在蘇聯領事館時，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堅決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動計畫。毛的理由是，暴動應該縮小范圍，應該集中精力打長沙。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說：「縮小范圍的暴動計畫，澤東持之最堅。」
就像他並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動一樣，毛也無意打長沙。他提出「打」是因為該城附近有三支紅色武裝，他可以以打長沙為名，把它們帶走。這三支武裝，一支是原農運的活躍份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礦倒閉而失業的礦工和礦警，還有一支是原駐武漢的部隊，奉命去參加南昌起義而沒趕上。一共數千人。
毛如願以償地當上了指揮這些軍隊的「前委」書記，受湖南省委領導。毛沒受過任何軍事訓練，讓他當前敵指揮官，純粹是因為他對莫斯科暴動奪權指示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樂觀和熱情，而主持長沙決策會議的是兩個蘇聯人。毛的積極可以在他8月20日給中央的信裡看到：「某同志[蘇聯人]來湘，道及國際新訓令，主張在中國立即實行工農兵蘇維埃，聞之距躍三丈。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1917年……我們此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此政權既建設，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國的勝利。望中央無疑的接受國際訓令，並且在湖南上實行。」
8月31日，毛離開了蘇聯領事館，說是到部隊去。他並沒有去。9月11日是約好的起事日子，這天，毛一個人悄悄待在長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說法，毛率領三支部隊中的一支，從銅鼓出發。而當時跟毛關係密切的何長工等人，都說毛根本沒去銅鼓。14日，三支隊伍還沒有到長沙，毛就傳令要他們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隊都到了文家市。
這一切完全出乎在長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們只好在15日取消整個暴動。蘇聯領事館的書記馬也爾說，發生的這一切「可說是最可恥的背叛與臨陣脫逃。」莫斯科稱之為「暴動的玩笑」。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毛先前不遺餘力地鼓吹「暴動」、打長沙，為的都是調兵——調到自己手上。
可見，秋收暴動根本就不是一次真正的農民起義，就連中共湖南省委當年給中共中央的檢討也承認：這「純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掀動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狂潮，連取得農民對此次暴動的興趣都沒有」。更有甚者，毛還拆了它的臺。
文家市遠離長沙，在沒有無線電聯繫的情況下，湖南省委和蘇聯人無法直接指揮。毛早已計畫好了這支部隊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岡山。井岡山位於湘贛邊界，兩省當局都鞭長莫及，歷來是土匪、綠林好漢的出沒之地。那裡有兩位山大王：袁文才，從前是學生；王佐，從前是裁縫。這兩人手下有五百人馬，佔領著有十三萬人口的寧岡縣大部分，靠收租徵稅過活。毛如今要把他們的地盤拿過來作自己的根據地。
毛很清楚，他要帶隊伍進山，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沒有黨的明確指示，這樣做無異於當土匪。毛擔心一旦攤牌會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揮官開會宣布決定前，先找到部隊中幾個從前熟悉的人，幫助壓陣。找的人之一是何長工，何長工這個名字還是毛給他取的。何後來回憶說，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楊立三的在會場上保護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楊立三在會場上打雜呀、拿菸呀，我們兩個人是你一進，我一出；我一出，他一進。」會上爭得很厲害，指揮官們都不同意進山，但最後勉強服從了毛，因為毛是唯一在場的黨的代表。
部隊向井岡山行進。一路上，毛穿著他鍾愛的長衫，脖子上繫條土布長巾，一副鄉村教師的打扮。開始官兵不認識毛，有人以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給他們扛槍。當毛宣布部隊是去上山做「大王」時，大家都驚呆了，他們參加革命不是為當土匪。但是毛以黨的名義要他們放心，說他們是「紅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儘管如此，許多人仍滿心疑慮。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離去，只不准帶槍，他知道他不具備強留任何人的條件。兩名最高指揮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後投向了國民黨。部隊著實筋疲力盡，打擺子，爛腿子，拉痢疾，宿營地裡瀰漫著強烈的腥臭味兒，有的人一躺在路邊的草叢裡就再也起不來了。
兩星期後隊伍到達井岡山時，只剩下了六百人，跟著毛大半是因為沒有別的出路。他們成為毛起家的班底。
中共謊言錄（6）：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貫的說法，當年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但事實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撤離江西蘇區時，並沒有具體的前進目標，此後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沒有一次與「北上抗日」有關。紅軍長征其實是一次大逃亡，與「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邊。
從1933年10月開始的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由於採取了構筑碉堡群包圍「蘇區」、步步為營的戰術，不給紅軍打游擊戰、運動戰的機會，使紅軍屢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蘇區」北方門戶廣昌失守，紅軍元氣大傷。中共已無信心守住江西「蘇區」。6月10日前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突圍」事宜。周恩來提出，有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向東北方，沿閩、贛邊轉移到沿閩、浙、贛邊，可以威脅國民黨心臟地區江、浙一帶。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贛粵邊突圍。周主張採取第二方案，毛澤東主張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懷贊同毛的意見。結果通過了周案而散會。
顯然，這兩個方案均未將「北上抗日」考慮在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