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是我經歷的文革最恐怖的一個夜晚，我的童年，從此就消失了，很長時間，一閉眼就是血。（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按：美術老師還有口氣，我清楚地聽到呻吟聲，但是，班主任老師沒有叫醫生，卻在現場開起了批判會。那一夜，是我經歷的文革最恐怖的一個夜晚，我的童年，從此就消失了，很長時間，一閉眼就是血。
我是1957年生的，當時我家在黑龍江墾區，父母雙職工，都在上班，生下來之後一直由外婆帶。大躍進之後挨餓，說實在的，黑龍江墾區的處境算是好的了，但外婆不信，她堅定地認為她的家鄉斷然不會這樣，結果回去了。外婆走了之後，我就麻煩了，幼兒園堅決不去，強制送去就終日哭號，只好東家送幾天，西家看幾天，好容易熬到6歲，老媽走了後門，給我送去上學了。
提前一年上學，也躲不過文革。文革開始那年，我按道理該上三年級，但是，此前的一年，我們家從位於佳木斯的東北農墾總局，搬到了八五一一農場，我湊巧突然乖了很多，估計是換新地方過於陌生了，加上學習成績還不錯，學校方面讓我跳了一級，結果，1966年的新學期，我就直接到四年級上課去了。
別的年級的班主任都是教語文的，但四年級的班主任是教算術的，而且還是男的，這讓我感到更加陌生，終日一句話都不樂意多講。不過，當時的我還不知道，正是這次跳級，碰上這位男的教算術的班主任，啟動了我小學生涯的悲劇。
小時候的我，不是一個很淘氣的男孩，說不上乖，但一般總可以遵守紀律，老師讓我們筆直地坐著，每強調一次，我大抵可以堅持幾分鐘的，大體上，在老師注視的時候，總也不敢幹別的。至於淘氣學生在女同學的書桌裡放癩蛤蟆，在老師進來之前在門上放把掃帚的事，我絕對是不會做的，當然，如果有人做了，我也絕不至於去檢舉，大抵抱欣賞的態度看著。因此，在跳級之前，老師，尤其是班主任老師，也一般性地喜歡我——否則怎麼會跳級？可是，跳級之後，我發現現在的班主任卻一般性地不喜歡我，不僅不喜歡，說話還常有譏諷之意。這讓我做了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摸不著也沒法子問，只好躲著走，加上他的課上得也不怎麼樣，不聽還好，聽了更不明白，心裡未免有些腹誹，因此，隔閡就更深。後來發現，班主任對所有的學習好的男生都不怎麼喜歡，他喜歡聽話的女生，看來，這屬於人之常情，我原不該大驚小怪的。
不過，老師中有我喜歡的，那是一個教美術的老師，畫畫得怎麼樣我已經記不得了，但我的印象中，這位女老師，年輕，漂亮，而且特別欣賞我，總給我五分。只是，這位年輕漂亮的女老師跟我的班主任，關係似乎不怎麼樣，見了面，有時候連招呼都不打一個。這反過來加深了我和班主任之間的小小的敵意。
文革來了，最開始是批判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批了半天，大家連他們是幹什麼的都沒記住，能記住的是，少先隊的三道槓兩道槓不讓戴了，然後紅領巾也沒了，接著課也可以不上了。就是上課，同學們可以在課堂上互相丟石頭，槍林彈雨的感覺，最後把老師打跑了了賬。即使像我這樣比較喜歡看書的好學生，對於不用上課這件事，也感到相當的愉快。我們還天天上學校，到了學校就放羊，捉對兒打群架，攻城，真幸福死了。
幸福的日子沒過多久，比我們大的學生開始鬥老師了。那年月，農場的孩子上學都晚，即使是同班同學，比我大5、6歲的不在少數，五年級和六年級以及學校附設的初中班的學生，年紀就更大，他們比我們更瞭解這個革命是要幹什麼，所以，我們學校一些出身不好的老師，就倒了霉。那年月，黑龍江墾區這些由軍隊的轉業官兵建的農場，裡面有很多1958年由於出身不好，發配到邊疆來的小知識份子，這些人中有很多都做了老師，因此，學校裡面，出身不好的老師比比皆是，還有些人有「海外關係」，「歷史問題」，所以，學生要鬥老師，實在不愁找不到對象。邊疆地區，什麼事都比人家晚半步，其實，我們這裡開始鬥出身不好的人的時候，北京已經開始鬥走資派了。
鬥老師開始，跟我有關的兩個老師的命運，出現了變化，我的班主任神氣起來了，因為他是學校裡少有的出身好的人，來自山東的貧下中農。相反，我喜歡的美術老師卻下了地獄，她出身不好，特別的不好，據說是大地主的小姐，而且家裡還有人在臺灣。她挨鬥挨得特別多，而且鬥得特別狠。現在看來，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她比較倔強，不夠恭順，另外的原因，就在我的班主任身上，因為，當時我們學校的所謂紅衛兵，居然就都聽他的。很多時候，他不出面，但第一線的紅衛兵們，鬥起人來，也相當積極。那年月，我們那兒的紅衛兵，有兩部分，一部分是社會上，主力是我們鄰居那些沒有工作在家做家務的阿姨們，她們中的很多人，是甩了自己的相好，俗稱拉幫套的（即在主夫之外尋的副夫，在那時的東北，很常見），投身革命的，雖然革命了，但比較溫和，僅滿足於扭著碩大的屁股，戴上紅袖標上街喊喊口號。一部分是學校裡的學生，主要是些半大男孩子，則相對凶狠，特別喜歡鬥老師，尤其喜歡鬥爭年輕漂亮的女老師，於是我的美術老師就在劫難逃了。
當時，美術老師已經懷孕了，挺個大肚子，大概有七八個月了。但是這也難以讓鬥爭者手下留情，一天，一群學生在她的脖子上掛了一個大鐵桶，裡面裝了很多石頭，鐵桶上的鐵梁深深地勒進了她的脖子，脖子上還掛著很多破鞋，那是文革鬥爭的慣例，凡是鬥女的，從小學老師到國家主席夫人，都掛這個。一個禁慾的時代，但性羞辱卻無所不在。當天晚上，美術老師用丈夫刮鬍子的刀片，抹了脖子。消息傳來，我們都去了，班主任老師也去了，當時，美術老師還有口氣，我清楚地聽到呻吟聲，但是，班主任老師沒有叫醫生，卻在現場開起了批判會。那一夜，是我經歷的文革最恐怖的一個夜晚，我的童年，從此就消失了，很長時間，一閉眼就是血。
美術老師死後，我跟班主任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他越來越喜歡在課堂上諷刺挖苦我，羞辱我，大約是打聽到了我們家出身也不好，而且我父親還有所謂的歷史問題。而我則對他的態度，從躲避變成了公開敵視，開始他說我時候，我怒目而視，最後公然頂嘴。記得一次他說我的時候，我回了一句，別以為你是個貧下中農就吃老本。然後他就宣布，我有反動言論，居然說貧下中農吃老本，攻擊貧下中農，屬於階級報復。
從那以後，我的厄運加劇了，幾乎隔兩天他就在班上開我一個批判會，讓我上臺交代問題。班上一些貧下中農子弟，也跟著起鬨，不僅鬥爭我，而且下課揍我當開心，幾個人一起打。最後我也急了，天天跟他們對打，縱然被打得頭破血流，嘴巴腫的連飯都吃不了，但是依舊反抗到底，老師批評說我的反抗是階級報復，我還是打。這樣不怕死的反抗，居然嚇住了他們，漸漸地，人們不怎麼理我了。
挨揍挨的少了，噩夢卻沒有結束。很快，我的父母都被關進了牛棚，10歲的我，要自己做飯吃，還要自己打理一切的家務，有時候，還要給父母送一些吃的和用的。生性倔強的我，此時，雖然感覺到了恐懼，但更多的卻是憤怒和不平。一次，我去牛棚給父母送東西，看守把我拉到一個空屋子裡，說，你要表達一下對你父母的態度，意思是要我對著他罵自己父母一頓。這樣的事兒，估計他們已經讓若干像我這樣的孩子演過了，他們以此為樂。但是，那天我很讓他們掃興，一聲不響，一直挺了一個下午，一句話沒說，我已經準備好了，想要揍就揍好了，反正讓我罵我爹媽，沒門。
他們沒揍我，但是把我的不良態度，轉給了我的學校。學校裡的負責人，所謂革委會主任是一個剛解放的老幹部，不敢說話，真正主事的人，是我的班主任。於是，第二天，一紙告示貼了出來，我被開除了。
得知消息之後，我什麼表情也沒有，該做什麼還做什麼，到現在我也記不得當時我究竟怎樣想的，反正我從那以後，就不去學校了，那份告示，我也沒有直接看到，也不想看。待在家裡看書，把所有帶字的書，從繁體字豎排的蘇聯小說到哥哥姐姐的課本，都看了，不是為了學什麼，而是打發日子。再就是跟已經摘掉了紅袖標的鄰居阿姨們學做飯，她們都對我不錯，當然，我也看見了她們偷偷摸摸地跟拉幫套的來往。
這樣的日子過了差不多一年，我的班主任被人查檔案查出，他當年反右的時候，是中右，於是下了臺。學校由一些軍隊的復員兵來管，他們中的一個人，結了婚住在我家的隔壁，對我的印象還不錯，於是，就讓我再去上學了，就這樣，我又回到了學校，這時才發現，小學生涯已經悄然結束，我上的是6年級，按那時的學制，已經是初一了。
責任編輯: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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