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真地相信領導的話，在座談會上毫無顧慮地提出以下意見。（網絡圖片）
禍從天降
1957年間，我由公安機關調至中共城南區委宣傳部任宣傳幹事。反右運動在全國及本市早已開展，直到10月28日城南區委機關才召開全體工作人員會議，傳達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領導又特別對我說：「你是公安局調來的，又是黨員，革命堅定，是最熱愛黨的，劃右派不會劃到你的頭上來，不要有顧慮，要大膽地提意見，起帶頭作用。」我天真地相信領導的話，在座談會上毫無顧慮地提出以下意見：
1、公安部門在鎮反中不應該事先作計畫、定指標，每個月、每季度要關管殺多少人，應該據實情按政策辦事。
2、本市土改中劃階級成份，對某些人劃得不夠準確，不是地主的劃成了地主。
3、本市對退伍軍人的安置工作做得不夠好，引起他們不滿意，有的沒分配工作，連飯都吃不上。
我的發言當場受到領導的表揚，號召大家向我學習。我當時很高興，感到沒有辜負領導的信任。不久後一天的上午，在食堂裡、辦公室的過道內以及戶外，突然用麻繩拉起一串串的大字報，我一看嚇了一大跳：「打倒右派份子凌春華！」「凌春華是有綱領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凌春華必須老老實實交待自己的罪行！」緊接著就是大會、小會的鬥爭，連打帶罵，一連鬥了我一個多星期。我被鬥得昏天黑地，精疲力乏，怎麼也想不通我會被劃成右派。這天大的冤枉向誰能說得清？我被關了禁閉，由專人看守。一個星期天的上午，看守人員疲乏想休息了，我便請假，假說要去買早點吃。獲得同意後，我連忙走了出來，馬上搭車去了南嶽，其實我是想到南嶽山上去跳崖自殺，讓南嶽菩薩證明我是清白的。
可沒有想到，想死沒死成。在上山的路上遇見南嶽派出所所長，他是我在省公安幹校的同學，問我怎麼來到南嶽。我只好謊說是出差，順便上山看看。他忙說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來南嶽視察，做保衛工作的人手不夠，請我協助他們。我不好拒絕，只好同意。一共待了三天。在這三天中我思想起了大的變化，心想這樣去死是不值得的，反害了自己和家人，冤枉總會有一天可申雪的，一定要堅強地活下去。於是我回衡陽，到了我原來工作的柴埠門派出所。在我去南嶽的幾天中，城南區區委派出大批人員四處搜查我，但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我這個「右派份子」此時正在執行保衛中央首長的機密任務哩。派出所有人給城南區委打了電話，區委馬上派來幾個人，把我五花大綁戴上高帽，掛上牌子，押著我從中山北路到中山南路來回遊街示眾，又日夜採取車輪戰術搞逼供又跪又打，還在《衡陽日報》報導我的所謂罪行，想把我置於死地。為了活下去，對皮肉和精神上的折磨之苦，我只有一忍再忍。到1958年5月，區裡宣布對我的處分：定為「極右份子」，開除黨籍和公職，送勞動教養。這是對右派的最重處分，還美其名曰「敵我矛盾作內部矛盾從寬處理」！
在株洲「湖南新生工程隊」
我和一批同類被公安局派員統一押送至株州「湖南新生工程隊」勞教。所謂新生工程隊，實際是一個勞改場，簡陋的工棚周圍佈滿了鐵絲網，高高的崗哨亭上架著巨型探照燈，荷槍實彈的衛兵晝夜看守。我們的任務是修築田心鐵路樞紐站路基。此處荒山亂崗，野樹雜草遍地，要將它在短期內整成平地並建成路基，任務是十分艱難的。早上5點鐘吃飯，從6時幹到中午12時，中飯後下午1時接著幹到6點，晚飯後再從7時幹到晚上11點，一天勞動15個小時以上。初來的些同類們都是知識份子，從未幹過這樣重的體力勞動，不少的人病了倒下去，但為了爭取早日「改造好」脫掉「右派」帽子，不得不極力忍受著，我當然也不例外。晚上沒有電燈也要開工，我是近視眼，看不清路，挑著沈重的擔子不知摔了多少跤，摔得臉青鼻腫腳流血，爬起來又得繼續幹。後來我被調到打夯組。三伏天氣，烈日當空，晒得大家都喘不過氣來，又不准休息，不時有人中暑倒下去。我們只好赤膊上陣，不時向身上潑水來降溫，堅持幹下去。這樣殘酷非人的生活，我們幹了近兩年，不少的人病倒，也有人病死和自殺。這樣的勞教何日是盡頭，誰也不知道。我突發奇想：這比勞改還不如，勞改還有個期限，倒不如去爭取勞改，只要我表現好，可能還能減刑，早日出獄回家。於是我在一次交心會上故意胡說：「我要成立一個黨，自任主席，與共產黨競爭，將來好當總統。」這下引起了同類的驚訝，更引起管教幹部的震動，我卻暗自高興，這下可達到我的目的啦！果然不錯，經過一場鬥爭大會，宣布對我逮捕法辦，判處有期徒刑15年，押送漢壽縣西湖勞改農場。這時我又有些後悔，沒想到竟會判這麼重的刑，但是已無法挽回了。
在勞改農場
西湖勞改農場土地肥沃，生產甘蔗、大豆、花生、稻穀、棉花，在此勞動改造的犯人多是刑事犯，勞動強度卻沒有在株州那麼大。我想：我總算是幹過公安工作的，政治條件比這些刑事犯多少要好一些，只要積極勞動，做出一些成績來，可能會獲得減刑，早日出獄。經過一段時間，不出所料，我被任命為小隊長，小隊在我帶動下多次較好完成了任務，管教幹部對我有所好感，鼓勵我爭取減刑。
這裡我要說我曾做過的三件事。第一件：隊裡那年種了許多棉花，由於雜草叢生，棉花生長不好，管教幹部要求我們用鋤頭除草。我認為棉花剛出苗，根系不牢，用鋤頭去刨，必會傷壞許多苗，只能採取用手去拔草的辦法，因此時間不能要求太快。但管教幹部為了快些完成任務，堅持要用鋤頭刨。我不知哪來的勇氣，竟與他爭吵起來。他揚言要撤我的職，處分我，我便找上級說明理由，得到上級的認可，同意我的做法。在我們細心的照管下，棉花得到了豐收，我受到表揚。第二件：湖區夏天蚊子極多，過去犯人都沒有發蚊帳，晚上被蚊子咬得難眠，白天就勞動不好。犯人們要我向上面反映，我鼓起勇氣找領導說明情況和要求，領導最終同意發給每人蚊帳一頂，犯人都很感謝我。第三件：過去發給犯人穿的衣服上面都寫了「犯人」二字，這是對犯人人格上的侮辱。我大膽地向領導提出：這樣做影響犯人的情緒，不利於他們的改造……沒想到領導居然沒有加罪於我，接受我的意見，看來管教幹部中還是有好人。
我在農場待了6年，多次提出申訴，但一直沒有回音，直到1965年四清運動中湖南省政法部門派四清工作組來場清理案情，沒想到我第一個改判為6年，期滿被釋放。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裡回家後，才知道因我的問題連累了親屬，大哥從鐵路調到街道工廠，妹妹也從軍工廠調到街道辦的酒店當服務員。我孤身一人無處可去，只有靠妹妹安排我的食宿。我這個「右派」、「勞改釋放犯」沒有技術專長，很難找到工作，幸好遇上過去的老同事秦大慈（人民公社分社主任）介紹我到城北區泥木隊學木工，後又與一個農村姑娘結婚，總算有了一個安身的家。然而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一來，分社的造反派把我揪出來，進行跪、打、遊街無情的鬥爭，最後把我全家押送農村老家衡陽縣渣江區赤石公社聯誼生產隊。老家同族叔伯兄弟們對我很同情，看我勞動力不強，收入難養活全家，便向隊長說好話，同意我回城裡打工，但每月要交30元給生產隊。就這樣我一個人又到城裡，但已是一個沒有城市戶口的「黑人」，憑著友人的幫助和自己學到的一點木工技術，東遊西蕩，才勉強賺點錢交給隊裡換工分養家。可是不到一年，大隊幹部說我不老實，流竄城市，不在鄉下好好改造，又把我從城裡抓回，多次進行殘酷批鬥，逼我在天寒地凍時光著身體下水修水閘，結果大病一場，從此得了坐骨神經痛，再不能參加農業勞動。生產隊長羅義瑞見我留在隊裡做不了多少事，反增加隊裡的負擔，便找大隊求情，這才又放了我回城去打工。
回城流浪
回到城裡後，我先後在湘南紙箱廠、濂溪街煤店做工，1970年間，市打擊辦說我是倒流城裡的黑戶，多次將我的工資全部沒收，使得我家陷入極端貧困，有時連飯都吃不上。我只有在這個惡劣的社會中掙扎，求得生存。1971年，上面政策有所鬆動，在羅隊長的努力下，我全家才得重返城市。我到處做零工養家餬口，日夜在膽戰心驚中生活，挨打挨鬥是常事，漫漫黑夜，何時才能走到盡頭！直到1976年毛澤東死後，「四人幫」被打倒了，情況才有所好轉，終於盼到1979年，我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恢復了工作。如今我早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當年發動反右派鬥爭，將55萬多名知識份子打入地獄，對我國的建設造成極其嚴重的損害，始作俑者將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凡是尊重事實的明白人，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