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老照片是我和婆婆、爺爺大約在五八年照的。（網絡圖片）
我這個爺爺其實是後爺爺。親爺爺在三十多歲時就因病去世了。婆婆靠幫人洗衣把我父親養大。她只有這一個兒子。改嫁後也沒有再生育。我這個爺爺叫章祖臣，聽說是紹興人，抗戰時期隨亨達利鐘錶行內遷到重慶來的。聽婆婆說，他有個女兒嫁給了漁民，經常寄點乾海鮮來，爺爺也經常寄錢回去。他在亨達利鐘錶行任財務主管，工資有七十多元，算是當時的高級白領了。我兩歲多就和爺爺婆婆在一起生活，印象中在重慶城裡解放碑周圍搬過很多次家，九尺坎、滄白路、臨江路……最後在戴家巷定居下來。我們住的是一幢四層樓房子的樓上兩層，一層是臥室，一層是飯廳、廚房、晒臺。晒臺就是我在家裡的活動場所。婆婆在晒臺上養了雞，每當母雞要生蛋了，我就在那兒等著，等到雞蛋生出來後，我馬上拿去給婆婆，婆婆把蛋殼敲個洞馬上喝了。那時候的我，每天只曉得蹦蹦跳跳地玩，什麼也不懂。我只記得婆婆很注重儀表（用重慶人的話來說叫「很愛好」），每次出門前都要用線把臉拉一拉，頭髮梳得光光的，再抹上油，換上熨得很平整的衣服。別看她是一雙纏過的小腳，她還擔任了地段上的居民委員，很熱心為公益活動顛來跑去。
這張老照片是五九年一月學校放寒假我到涪陵去看父母時照的。（網絡圖片）
跟爺爺婆婆一起生活，特別是剛上小學那幾年，是我最幸福的時候，可以說像個「小公主」，亨達利鐘錶行在公私合營後有圖書室，爺爺不斷借書回來給我看，家裡也有些藏書，全是那種老本子線裝書，紙都有些發黃了。記得有《戰國策》、《康熙字典》，還有《賣油郎獨佔花魁》一類古典小說。有些書我也記不住名字，看不懂我也看著玩，有的書拿到學校去看，還被老師沒收了。爺爺對我的學習幫助很大，晚上或星期天只要有空就給我講故事，講書，教認字，教數學，教寫作文等，所以我上學以後學起功課一點不覺得費力。
亨達利鐘錶行一直在解放碑旁邊。我和婆婆經常去解放碑等爺爺下班，吃晚飯後一起去看越劇或京戲，回家的路上，我在前面跳，他們就跟在後面走。我腳上一雙新鞋穿不了幾天，婆婆就又該修鞋掌了。因為我長得快，衣服很快就不能穿了，婆婆愛去買典當行的舊衣服，買回來改了給我穿。同學看我穿得又好、還經常是新的，都很羨慕。學校組織出去郊遊，別的同學都帶饅頭或自家烙的餅子，只有我帶買的蛋糕，背個電影中日本兵背的那種帆布包。因為生活上顯得「特殊」，儘管老師同學都喜歡我，但是因為有同學提意見，說我從來沒穿過補疤衣褲（當時是「艱苦樸素」和「勞動人民本色」的表現），班上評三好學生好久都不評我。
我因為從兩歲起就跟著爺爺婆婆生活，一直沒和父母住在一起，直到婆婆爺爺都去世後我才回到母親那裡，當時父親已經去世幾年了，所以我對父親的印象很淡漠。聽婆婆講，父親小時候學習很刻苦，日本飛機來了，人家都慌著跑警報，他卻只把頭伸出窗口去看一下，又接著做作業。他寫得一手好毛筆字，過年的時候，好多單位和親友、鄰居都來找他寫春聯。父親很喜歡唱歌，而且也唱得好。五十年代初，他在立信會計學校學財務，後分配到涪陵榨菜廠當會計，母親也作為家屬隨著去了。我只是在小學二、三年級放暑假時曾去那裡玩，同父母一起住過幾天，留下的印象就是在鄉間捉蜻蜓。那裡說是廠，其實就是在鄉下，工作條件十分簡陋，做榨菜的廠房其實就是個工棚，是用稻草蓋的屋頂，廠裡沒錢買瓦蓋。
五八年大躍進時，提倡技術革新，我父親就想造機器自己做磚瓦，我只知道他回重慶來買過幾次有關機械的書，後來聽說是改裝單位的切麵機沒有成功，和上級部門領導發生了矛盾，上級領導要處罰他，調他到另外的單位去，他不服，不知怎麼他就被關起來了。支持過他搞革新的廠長也被開除了。
父親出事，我母親也不瞭解詳細情況，只是聽人說。當時不准她和父親見面，只准送了點生活用品去。本來還要把母親及我弟妹的戶口下放到當地農村，可以想像我母親當時在那裡舉目無親好艱難，母親堅決不幹，說我從哪兒來的就要回那兒去，這樣母親就帶上子女回了重慶。先是幫人織毛衣，後來到街道運輸隊當搬運工，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一家的生活。街道運輸隊是生產自救性質的小單位，承接到業務，做一天就有一天工錢，收入沒有保障。
父親被關了半年後（五九年）放回到重慶，工作沒有了，他也曾到街道運輸隊上過班，隊上的人還是很照顧他，有時讓他做做帳或寫寫東西，不知為什麼後來他又不在那裡上班了，東搞一下，西搞一下，什麼都沒做成。困難時期，有段時間開放自由市場，他就想做點小生意，也沒做成，賣伊拉克棗子，碰到鄰居、熟人的小孩來了，他就抓給他們吃，最後連本錢也沒收回來。其實父親是個很聰明能幹的人，我們幾個子女，除了最小的弟弟在醫院出生外，都是爸爸自己在家裡接生的。但是那時他卻到了連自己都養不活的地步了。
大飢荒年代，爺爺也得了浮腫病。婆婆為了讓爺爺生活好點，省吃儉用，精打細算，操不完的心。又因我父親一家回到重慶後衣食無著。婆婆又餓又急，在六一年一月突發肝硬化去世。當時這種病還很少，醫院提出想要拿遺體去作解剖研究，我父親很爽快地答應了，那時生活那樣困難，也根本沒想找醫院要點報酬。
婆婆去世後，家裡就像蹋了半邊天。爺爺無人照顧，我也無人管，父親當然也得不到婆婆的關照了。
回想起來，有件事使我悔恨終身。大約在六二年初，我剛到凱旋路中學上初中，有一天中午放學後，我邊走邊看書，走到觧放軍劇院時，聽見有人喊我，我抬頭一看，是我爸爸，他悄悄問我：「有沒得糧票和錢，給我一點……」我一聽這話，心裡就不高興，心想我哪有多的糧票和錢？當時，爺爺每月給我8元生活費，要我自己計畫著用。我知道我母親在運輸隊上班很辛苦，家裡弟妹多，她又有肺病，我從不去找母親要錢，只能自己省著用，中午經常是在飯堂打3兩飯，再買兩分錢豆瓣下飯吃，節省下錢來買書、買本子、租書看和買一點生活必需品。因為長期營養不良，結果六四年初中畢業體檢，查出我有結核病，後來病是怎麼好的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沒理會爸爸，扭頭繼續邊走邊看書回去了。根本沒想到這就是我和爸爸的最後一面。我和爺爺住在解放碑附近的戴家巷，父母和弟妹們住在下半城長江邊的東水門石門街。那裡有一段重慶舊城殘留下來的老城牆。就在那天過後不久，突然有一天妹妹跑來找我，說爸爸從東水門城牆摔下去了。我們跑到醫院去，醫生說已經沒救了。他是怎麼死的，我一直不清楚。有人說他是自殺，也有人說他是偷人家東西吃，被人追急了從東水門城牆上摔下去的。
後來我一直不願回想這件事。一想起來就悔恨自責。爸爸本是個開朗的人，如果不是走投無路，他決不可能自殺，更不可能去偷人家的東西吃。後來聽說他經常是把自己的糧票賣掉一些，用賣糧票的錢來買東西吃，那樣的挖肉補瘡，又能維持得了多久？不到萬不得已，他也不會伸手找女兒要錢和糧票的呀……可是，我當時一點也不知道這些情況，就是知道了，我又能夠幫得了他嗎？現在我只能在心裡說：爸爸，請原諒你不懂事的女兒吧！
七二年我從外地回到重慶後，曾多次給涪凌那邊有關單位發過申訴信，要求給我父親落實政策，都沒有回音。直到大約八五年，爸爸才得到平反，還是因為當時被開除回家的廠長的努力才辦成的。但父親已去世二十多年了，去世那年他才三十七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