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香港滲透多年，積極發展黨員之際，還羅列黑名單，分裂香港社會。圖為香港維多利亞港。（圖片來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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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21年1月23日訊】工委《對香港目前局勢的一些思考》的報告提出三個對策：一，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二，成立網絡心戰團隊；三，由政府成立智囊機構，謀劃長治久安的方法。筆者將逐一介紹這三個對策。
關於建立敵對勢力的資料庫，文件原文這樣說：
• 進行一項有耐性的、長時間的數據蒐集，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甚至脫離道德的方法蒐集，當然，可以從新聞中蒐集。
• 這些資料一旦需要用的時候可以隨時抽出，多舊的帳亦不怕重複番、不停番。這些數據可以完全配合大小媒體，而且一方面滿足人愛知幕後消息、不為人知之事的慾望（私隱求知慾），另一方面可以完全破壞對方的公眾形象。
• 同時，部分小道數據甚至可以憑空捏造，例如在網絡上流傳，造成三人成虎之勢，日久即變「事實」。
所謂「敵對勢力的資料庫」，用通俗的話就是「黑名單」。中共早在回歸前就已經在香港建立了各行各業的「黑名單」。筆者當年在香港《文匯報》工作時，就曾經「參觀」過一個專門用來收藏「黑言論」錄音帶和錄影帶的地方，裡面放滿各個電台、電視台不同時事節目的錄音帶和錄影帶，由於當年數碼化技術還沒有面世，主要是用cassette 帶保存，這些音帶與影帶的保存佔用很大面積，擺放了整整一個房間。筆者認識政協委員吳多泰先生，他的夫人朱蓮芬女士是《文匯報》一個專欄作家。她告訴我，有國安部的朋友勸她不要再寫專欄，因為安全部對每一個專欄作家都會建立檔案，無謂因此而進入國安部的監控範圍。她驚異地問我，連為《文匯報》寫都不行嗎？當時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到了回歸前夕，一個國安部的朋友找我，想聽聽我對回歸過程中如何保持香港社會穩定的意見，他無意中透露，他們為排除回歸過程中出現不穩定因素，已經對香港各行各業各界人士中稍有名氣或比較有知名度的人都已經建立檔案。這些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在他們掌握之中。這些親身的見聞讓我知道中共在香港一直以來都有做「黑名單」的工作。
既然中共早已經是這樣做，為什麼「7.1大遊行」後再重申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呢？筆者認為，回歸前的「黑名單」工作是由專業部門（即專職的情報部門如國家安全部）在做，回歸後同樣的工作，除了繼續由專業部門做之外，還擴展到由統戰部門來做，這意味著中共將會擴大對香港人監控範圍（從社會上的頭面人物擴大到次一級、次二級的出名的人），而且這種監控工作將發動群眾來做而不限於專業部門來做。
上述報告提出的「敵對勢力資料庫」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它有些什麼內容？相信這是很多人關心的，因為自己分分鐘被人「建庫」（納入「黑名單」）都不知道。筆者就此問題請教了一些知情人士，據他說，首先是界定「敵對勢力」，其次是針對該界別的具體敵對組織，然後就落實到該組織的具體人物。
據知情人士說，從2003年「7.1大遊行」後，中共就開始排查在社會各界存在的所謂敵對勢力。他們主要針對下列界別：
一、學界（各大專院校及學術機構）
二、學界（中學校，主要針對校長和老師）
三、政黨
四、非左派工會及社團
五、傳媒
六、社工福利界
七、教會
八、司法界
九、本港及外國駐港的 NGO
十、香港政府公務員
中共的工作就是在上述每一個界別中找出「敵對勢力」的組織及人物，然後對每一個人做詳細的資料收集。在收集大量個人資料的基礎上，分辨出哪些人可以爭取、哪些可以中立化、哪些必須打擊的具體人名冊。
在每一個界別裡，中共要求做到對每一個界別內知名度比較高的每一個人按其對中共是「敵、友、我」的政治面貌來「排隊」（這是中共統戰術語），然後施以不同的統戰政策。對屬於「我」者實行「拉攏吸納」；對屬於「友」者實行「先使之中立化，後轉化其立場」；對屬於「敵」者則實行「打擊消滅」。這種把人群按照「敵、友、我」進行分類的做法是中共統戰策略的慣技。很自然，這種策略必然導致界別內出現日益嚴重的分裂，而這種分裂最有利於中共掌控這個群體。所以我們看到，在每一個群體，凡是有親中共的人存在，這個群體必然最終會出現分裂。例如在教師群體，有「教協」之後就有「教聯」；在作家群體，有「作協」之後就會出現「作聯」，在記者群體，有「記協」之後就有「記聯」等，如此例子比比皆是。
筆者試以某一個學界名人為例，說明他們對被認定為「敵對勢力」的人物後，中共對其資料收集工作詳細到什麼程度。筆者認識這個朋友，也親眼看過他的檔案。檔案包括五部分，一、基本數據；二、個人簡歷；三、學術及成長背景；四、社會關係及政治經歷；五、評價。其中每一部分又被詳分為幾個小部分，詳細記錄了其人出生至今的經歷。
據筆者瞭解，中共對香港大專界171名學者（外籍及大陸籍的除外）的基本情況，都做了上述詳盡的資料收集。這些學者的分佈如下（筆者按：這是2003年的情況）：
香港大學： 13人
香港中文大學：39人
香港科技大學： 9人
香港理工大學：17人
香港浸會大學：12人
香港城市大學：23人
香港教育學院：32人
香港公開大學： 1人
樹仁大學： 1人
嶺南大學： 1人
恆生管理學院： 4人
明愛專上學院：13人
香港演藝學院： 5人
澳門大學： 1人
在這171人中，教授27人，副教授28人，助理教授30人，講師68人，專任導師13人，專業顧問3人，職務不詳者1人。每個人的政黨背景（如有的話）都一一標明。在這171人中，有24人被列為重點監控對象，他們都是近年在媒體上經常發表批判中共及特區政府言論的學者。在「佔中高潮」時，其中22人更被中共當局盯梢併為其記錄「起居注」。對這批「不幸」的朋友，中共的盯梢工作是詳細到該人物在近期的一些活動、言論、與朋友的交往情況等。筆者認識一個「被盯梢」的朋友，赫然發現在他的檔案裡，記錄了一次他同我一道應邀參加中文大學出版社新書發佈會的活動。這次活動是中大出版社應密茲根大學教授洪源遠要求，組織一次小規模的座談會，請幾位資深的中國問題專家評論其新書《中國如何跳出貧困陷阱》的內容。應作者要求，為方便深入討論，這次活動完全是閉門的，事後也沒有發表新聞稿，連同中文大學出版社職員及作者在內也就只有10人左右。這樣一個內部討論會也出現在這個被盯梢的朋友的檔案裡，則中共盯人無孔不入的程度不可謂不驚人。
除了建立「敵對勢力」的資料庫外，中共香港工委統戰部也非常注意發展親共的大專界師生。筆者就看過一張有關在香港大學可以培養的「健康力量」的名單（姑且稱之為「紅名單」），其中的一頁就有270人，在筆者看到的這一頁中有46人被標示為重點發展對象。在這批重點發展對象中很多都是筆者熟悉的朋友，都經常有接觸。他們是否已經入了黨筆者不得而知，但從今天（2021年）這46人的「表現」看，除了少數幾個人不受中共統戰外，絶大部分都成為堅定的中共支持者（用今天的術語是深藍的人）。
據筆者理解，除了香港大學外，其他各家大專院校都有他們本校的「黑名單」和「紅名單」。
不要少看這些「敵對勢力資料庫」的威力。大家應該記得，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前5天，參加新界西選舉的自由黨周永勤突然表示，因受到「來自高層次威脅」退出選舉，並離開香港到外國躲避。9月7日，周永勤回到香港召開記者會，交代被要脅棄選的經過。周永勤透露在決定棄選前一天，被朋友邀請上深圳，到了一間酒店房，有三名來自北京的人士，要求他放棄競選工程，又詳細讀出他身邊支持者的生活習慣及財政來源，令他感到非常害怕。周永勤表示，要脅他棄選的三個人背景已經超越中聯辦，但他拒絶透露對方身份，擔心惹上更大麻煩。
周永勤的案例就說明「敵對勢力資料庫」在起作用：對敵對勢力的監控已經到了「無微不至」的境地，不但本人受監控，就連身邊的朋友的生活習慣和財政來源都搞到一清二楚。
除了大專界外，類似的「敵、友、我」名單，在其他各個界別都有。有一位教會的朋友告訴我，他有一次應統戰部邀請去北京參加一個統戰工作會議，期間統戰部官員拿出一張香港教會牧師的名單請他談談對每一個人的看法。名單大概有五、六十人，他都一一作了自己的評價。
類似拿著名單去找人盤查某人政治傾向的也發生在其他界別。有一個中學校長告訴我，他就曾經被教聯會一位朋友邀請茶敘，席間就被邀請評論一批中學校長的政治傾向。
必须指出，中共在建立「敵對勢力資料庫」時手段十分卑鄙。在本文開頭引述它的文件，強調「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甚至脫離道德的方法蒐集......部分小道數據甚至可以憑空捏造」，「造成三人成虎之勢」。從這些指示可以看到，中共對所謂「敵對勢力」的攻擊將會是毫不考慮道德底線的，這是令人感到可怕的地方。
（文章為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