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趙紫陽與妻子梁伯琪在北京家中合影。（網絡圖片）
趙紫陽說，無論江或是其他人都不是真正的改革者，喬石不敢擔風險，什麼事都採取模棱兩可的態度，這樣不行；不過喬石還是能看出問題，有見解的。李瑞環，則是小恩小惠，在搞小聰明，在天津他也只是在市政建設上搞了些東西，在企業、經濟上沒有什麼表現。朱鎔基，搞經濟是可以的，開始是我推薦上上海的，看來朱鎔基是強調控制這套辦法的，還是計畫經濟思想體系。
作者按：中國的政治一直是不透明的，這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也備受外國領導人的批評。現在記者寫的文章，普遍都缺乏內幕性，最明顯的莫過於「亞洲時報在線」的文章了。體制內的當局者是瞭解內幕的，但一般都不會寫出來，他們只會相互地說一說，在飯局中、在閒談中，內部的人、事是不能公開給大眾說的。所以體制內的人出書、撰文的是少數，即使在大陸出書、撰文，都要經過當局的層層審查，一般內幕透露的很少，這是紀律，也是法律。這就是毛澤東的一些醫生不敢給採訪的記者談毛澤東病情等信息的原因。
所以當局不會允許鄧力群的《十二個春秋》出版，不會允許李鵬的關於六四的《關鍵時刻》，鄧力群是一般高幹，紀律性寬鬆點，書在海外出版，李鵬作為前二號人物，書是不合適在海外出版的。
所以當鄧力群的《十二個春秋》、百次談話錄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趙紫陽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杜導正的趙紫陽談話錄《趙紫陽還說過什麼》在海外出版時，比別的人寫的政治書籍熱賣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它是親歷者說的，是帶有內幕性的。
以下是《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的一段節選，趙文中的「我」是已去世的在趙被軟禁時常常以氣功師的身份訪問的忠實戰友記述人宗鳳鳴，趙紫陽說出的是作為好幾年的國務院總理、總書記的視角瞭解的、觀察的一些信息。
節錄的這一段談話的日期是1994年6月7日。
我說，安志文的看法，目前就是鄧後時代，鄧已把新領導班子安排好了。新領導班子也是舉的鄧的理論旗幟，沒有路線之爭。鄧在「六四」前後有個轉折，「六四」前，他接受毛的教訓，不搞一長制，對胡耀邦、趙紫陽都沒提過核心；「六四」後，他又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怕亂，對江澤民提出「核」心定位。安說這當然是他自己的體會。安志文又說，由於現在世界經濟不景氣，正處在結構大調整中，生產過剩；中國經濟又發展這樣快，國外都看準了中國這個大市場，經濟界現在對中國說好話的不少。「六四」被淡化，許多人願意到中國投資，逼得克林頓不得不把貿易同人權脫鉤。在國內，只要經濟不發生大的問題，上層領導也不會出現問題。而地方也沒有敢向中國出頭挑戰的，也沒有不服從的。老同志裡邊也沒有敢站出來，楊家在軍隊中沒有人支持，對萬里老同志也不支持他，所以，新領導班子在鄧走後，穩定一個時期沒有問題。
我又說，但童大林的看法是，在新的班子中，看不出誰是改革派。
趙說，無論江或是其他人都不是真正的改革者，喬石不敢擔風險，什麼事都採取模棱兩可的態度，這樣不行；不過喬石還是能看出問題，有見解的。李瑞環，則是小恩小惠，在搞小聰明，在天津他也只是在市政建設上搞了些東西，在企業、經濟上沒有什麼表現。朱鎔基，搞經濟是可以的，開始是我推薦上上海的，當時江澤民還不大同意，是我將了江澤民一軍，我說聽說朱鎔基去你們那裡工作，你們不大同意是不是這樣，江澤民說，沒有，沒有。我說既然這樣那就定了！是這樣朱才去上海的。看來朱鎔基是強調控制這套辦法的，還是計畫經濟思想體系。
趙紫陽略加思考後又說，新領導班子這些人，都不是報什麼理想抱負，不存在為貫徹什麼樣的原則而有不同路線之爭，而只是在維護地位上曾有分歧，這樣的領導狀態容易發生權位之爭，也很容易接受逆轉形式的政策；由於他們是採取功利主義觀點處理問題，只能是被潮流、被形勢推動著走；如果對維護自己的權位有利，就怎麼走；而且也不能彼此共患難，在大的危機到來時，既會結成聯盟，也會發生分化；但在一般情況下，在利益一致的情況下，也會統一，採取對策共同應對局勢。
趙最後說，同意安志文的看法，即便鄧走後，大的變亂、左派大的反覆也不至於有；會穩定一個時期的。說到萬里，趙說，在鄧走後，也不能起到什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