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公為確保臺灣不被中共滲透，義無反顧挺身捍衛民主憲政。（攝影：yi-hsin Lu/看中國）
說到這裡有人就要問了：蔣介石在大陸曾經長期掌握軍政大權，到了臺灣又連任幾屆總統，怎麼可能權力慾望不大呢？
這就要回顧和剖析一下蔣的性格。
蔣介石很年輕的時候就加入了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每次作戰他都是身先士卒，生死置之度外；但是每次革命一成功，他就撂挑子，動不動就辭職不幹，要回老家侍奉母親。而且他鬧辭職不是因為職場不順利，他早就獲得了孫文的特別器重。但是他就是說走就走，孫文也拿他很頭疼，說蔣介石這個人心高氣傲、桀驁不馴，經常就是留張紙條，未經批准，就掛冠而去了，連孫文親自發電報寫手諭也召不回來。有人說蔣介石辭職是因為跟陳炯明合不來，其實他跟陳私交挺好的，1922年陳炯明準備叛變前向孫文辭去了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省長，孫文照准；蔣介石還想不通，跑去找孫文說情，當然沒說成功啦，一氣之下也辭職了，他要跟陳炯明同患難。
過了兩個月，孫文在永豐艦遇險的時候，蔣介石正以為自己在跟陳炯明共患難呢，正在家賦閒，他一接到孫的信就寫了份遺囑，把家產分給兩個兒子，然後冒死到廣州去護衛孫文四十多天。但是孫文一脫險沒過多久，蔣介石就又辭職回家了。這才立了救命的功勞，正是青雲直上的機會啊，他就這麼毫不可惜地扔掉了。假使一個人權力慾望很大……一個積極上進的青年不可以這樣子的嘛對不對？蔣介石偏就這樣，一不樂意或者一有家事就辭職，辭了十幾次，直到1925年孫文逝世，他自覺到有甩不掉的責任在身了，要完成北伐，完成國父的遺志，才沒有再開過小差。
但是即便在他掌握中國最高權力以後，每次遇到內鬥，他就又以大局為重，通電下野。第一次下野1927年，明明是他高瞻遠矚果斷清黨，但為了爭取汪精衛，他在清黨前就給汪精衛承諾支持汪精衛來主持黨務，所以汪精衛分共以後提出來要做老大，要蔣介石下野，蔣介石就辭職去國了。第二次下野1931年，又是因為蔣介石跟胡適一起「民主憤青」，他認為中原大戰以後中國已經基本統一，可以召開國民大會，制訂一部在憲法頒布前、在訓政期間可以臨時用的約法了。但是胡漢民認為從訓政到憲政的程序上不可以躍進，以違背孫文遺教為由堅決反對。簡單地講，胡漢民主張訓政期間要黨治，蔣介石主張訓政期間要法治。這一場爭執，又被汪精衛和桂系利用，鬧到蔣介石第二次下野。第三次下野1949年，他讓位李宗仁去跟中共和談。有人說他三次下野和復出是以退為進，有這個可能，不過他每次下野都是禮讓，每次復出都是國難當頭大家發現沒有他不行了才又把他請回來。演戲的可能不大，而且風險太高。我感覺他這個下野跟他的性格還是有關係，有負氣和從前那種撂挑子的成分。尤其最後一次下野，在大陸的最後一年，除了布局撤退臺灣，我感覺他是比較消極的，有一點自暴自棄——他把時局看得很清楚，李宗仁想做什麼他很清楚，有什麼災難性的結果他也很清楚，但是沒有人聽他的，他無力回天——這一次是直到大陸淪陷的最後關頭他才打起精神來。
為什麼蔣介石總是辭職再復職，下野再復出呢？我認為這體現了他性格中的一對矛盾——「厭世心」和「責任心」之間的掙扎貫穿了他的一生。蔣介石年輕的時候在日記裡面寫：世界何其骯髒，政治何其骯髒，他想放下一切出家當和尚。另一方面，他性格中最突出的又是他的責任心和他的意志力，所以每次他被需要，每當有責任召喚，他就會回來承擔。
民國38年大陸淪陷是蔣介石的奇恥大辱，但在我看來，這次失敗成就了一個政治家的成熟和擔當。因為這樣的成熟，他再也沒有撂過挑子；因為這樣的擔當，他才去背負了獨裁者的罵名。
蔣介石年輕時對自己的期許是做豪傑，中年以後開始以聖賢的標準要求自己。這是我們敬重他的地方，但他的這個追求，也很可能是他從412清黨時候的殺伐決斷變得優柔寡斷起來、以致「剿匪不力」的原因。譬如，有不少人就批評他在重慶談判的時候，堅決不允許部下暗殺毛澤東，導致毛荼毒中國至今。
蔣介石不是沒預見到毛會荼毒中國，他一向非常有遠見，他很早就洞悉了蘇聯所謂共產主義的真相，很早就預見到日本的全面入侵，他也早就估到中共會利用抗日戰爭自肥、壯大，但是在「不抗日則亡國」和「抗日則亡黨」之間，他選擇了後者；在「軍政以確保剿共」和「憲政以還政於民」之間，他又選擇了後者。他的選擇是對是錯，我沒有答案；我也不知道蔣公有沒有後悔，我只知道他做任何選擇，都從來沒有放棄憲政中國的最終目標。
但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不能做聖母，不能夠因為要成就自己聖人的聲名就愛惜羽毛，而是既要把握好原則的堅持，也要有為選擇正確的路而不惜背負天下罵名的擔當。這或許就是政治領袖和精神領袖的區別所在。我想也是為什麼，蔣公在49年後痛定思痛，汲取大陸教訓，不惜背負獨裁者的罵名，凍憲戒嚴、連任總統、集中權力，以確保臺灣不被中共滲透、確保臺灣成為中華民國反攻和復興的基地。終於，在蔣經國任上，至少在臺灣模範省，完成了中華民族百年憲政夢想。
不過呢，雖然現在大家都盛讚蔣經國開放民主，但談到兩蔣之間的政治傳承，談到蔣經國繼承蔣介石的權力——儘管中間隔了一個嚴家淦——這件事一直都有父死子繼的詬病，也總是被作為「蔣家王朝」「獨裁」的一個佐證。老實說我也有點腹誹：雖然民主國家也有政治世家，譬如布希家族克林頓家族——我們總不能禁止有政治抱負和能力的家庭成員從政嘛——但是這樣授人口柄，總是不智，總是不完美。
其實蔣介石跟蔣經國早年的關係不怎麼好，甚至有謠傳經國也不是蔣公的親生兒子。不管是不是親生兒子，蔣介石理想的接班人都不是蔣經國，而是陳誠。之前立的遺囑也是交班陳誠。可惜陳誠死得太早。蔣介石自己也感嘆過，他的好學生不是戰死了就是被俘了或者病故了。剩下的，或者能力不夠，或者資歷不夠。像嚴家淦很能幹，但黨內資歷太淺不能服眾，黨內這麼多派系他搞不定的。而蔣經國這麼多年確實證明了自己全方位的能力，公平而論，他積累的政治實力並不僅僅因為他是蔣介石的兒子。
我發蒙的時候，讀過一個春秋故事，給我印象很深：晉平公問祁黃羊，南陽沒有令，誰去做合適呢？祁黃羊推薦解狐。晉平公就很奇怪，因為這兩家關係很複雜，是仇家，當年祁黃羊的爸爸錯手殺了解狐的爸爸，解狐又下毒殺了祁黃羊的爸爸……為什麼祁黃羊還要推薦自己的殺父仇人呢？祁黃羊說，你問我誰合適，又沒問誰是我仇人。又一次，晉平公再問祁黃羊，誰適合做尉呢？祁黃羊推薦祁午。晉平公又奇怪了，祁午不是你自己兒子嗎？祁黃羊說，你問我誰合適，又沒問誰是我兒子。這個故事後來成為一段大公無私的佳話——舉賢不避仇，舉賢不避親。說到這裡，我想請問大家，有誰能說蔣經國不賢呢？
另一方面，蔣介石傳承給蔣經國的不僅僅是權力，更重要的是理想；蔣經國也沒有辜負他的期望，至少在臺灣實現了這一理想。許多民主人士都盛讚蔣經國主動結束專制開放民主，其實開放民主一直就是蔣介石設定的目標，在大陸不幸失敗了，在臺灣終於在蔣經國任上得以開花結果。
我的義父康國雄，曾經被污蔑為「蔣介石的乾兒子」，九十年代他去臺灣拜謁蔣公的陵寢，他問臺灣人更敬佩老蔣還是小蔣。那個時候（今天可能不同了），那個時候他得到的大多數答案是「老蔣。因為小蔣的成就都還是基於老蔣設定的目標和打下的基礎。」
蔣介石打下了哪些基礎呢？除了從大陸帶去的中華民國憲法和憲政體制，他在臺灣進行的土地改革是中國幾千年來最成功的土地改革，沒有流血，沒有不公不義；他治理臺灣期間又一次創造了他在大陸創造過的經濟奇蹟，遷臺十幾年臺灣就進入了小康社會，從日本的輸血管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這也使得蔣經國後來有本錢進行十大建設。這些藏賦予民的舉措是臺灣順利開放民主的經濟基礎。臺灣的民主改革也不是從小蔣才開始。老蔣總統除了限制共產主義和臺灣獨立，控制中央權力以維繫中華民國正統以外，剛剛遷臺風雨飄搖的1950年就推動地方自治和實現了基層的民主選舉，並且從小學就開始推行各種民主選舉的教育。老實說，蔣介石如果真想獨裁，臺灣這麼小個島，要學金日成那個式樣的獨裁應該是輕輕鬆鬆。他何苦費心費力搞什麼訓政，每天去教老百姓孫文的《民權初步》？
他孜孜不倦地這麼做，就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忘記國民黨要還政於民的承諾。
他曾經對魏德邁將軍說：如果我去世時仍然是一個獨裁者，我必定和所有獨裁者一起為後人遺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確實穩定的基礎，我將永遠活在中國每個家中。
我相信，儘管蔣介石並非完人，他的一生經得起任何歷史學家最嚴苛的拷問；我也相信，他的遺志會在中國的整個領土上實現，他會永遠活在中國的每一個家中。
年年清明年年雨。每到清明，我一定要祭奠蔣公。經常就有人問我，你為什麼對蔣介石評價這麼高，為什麼這麼敬佩他？
我對蔣介石評價這麼高，當然是因為我在前面介紹的他的品格、他的貢獻。但在我心目中，蔣介石的形象比其他包括國父在內的偉人都還要來得親切的原因，恰恰因為他不是完人，而是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一個有缺陷有弱點的凡人，對盡美和盡善，孜孜不倦、一步一印的追求，正所謂「擇善固執」；我最最欽佩蔣介石的，也還不是他的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而是他對責任一經認領就負責到底的態度、他的頑固、他到死也不放棄的意志。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生很有動力的人，所以我跟我的同仁們說，你們每次看到我想要偷懶想要遁隱，就拿蔣公來作我的鞭策。我看得入眼的名人偉人極其稀少，但是我要說，蔣中正是我的人生榜樣。
記得2003年宋美齡逝世的消息傳出來，很多人都到網上表達對蔣夫人的哀思，對蔣總統和對中華民國的懷念。有人很悲痛很絕望地寫道：
「可惜蔣公已經過世了，我們怎麼辦？！」
我是這麼回覆他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是蔣中正。」
今天，我想再用這句話，同每一位有志於復興中華民國、有志於重建憲政中國的同仁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