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知名女作家張愛玲。（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說到張愛玲與胡蘭成，我們不能不提及蘇青。因為胡蘭成和張愛玲的相識，緣起便始自於蘇青。蘇青在創辦刊物《天地》時，寫親筆信給當時上海灘風頭正健的作家張愛玲，向她邀稿，稿件寫得十分親切：叼是同性，敬請賜稿。張愛玲看著這句叼是同性，很是喜感，一個人為之笑了好久，給了蘇青一篇小說《封鎖》。正是因為這篇小說，讓胡蘭成對張愛玲的文筆一見傾心，讀到第二段的時候，就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讀完後，心裏立志要把寫這文章的人找到，無論是男是女，要建立聯繫，要把所有能發生的關係都發生一遍。
在蘇青辦雜誌辦刊物的那段時間，張愛玲還受邀和蘇青進行過對談，這次談話非常精彩，放在今天依然是不過時的，而蘇青在談話中，就非常明顯地顯示出共產主義思潮對她的影響。她提到取消婚姻，實行男女同居制度，合則聚，不合則散，婦女從家庭中走出來，參與社會；孩子則交由國家統一撫養等等。而張愛玲的觀念則相對傳統，認為丈夫大妻子十歲往上，是最好的一種般配。
那幾年的時間，張愛玲和蘇青是走得很近的。張愛玲和她的印度女友炎櫻逛街，也會邀約蘇青前往。炎櫻很喜歡給張愛玲設計衣服，而且都是奇裝異服，理由是張愛玲本人太蒼白了，需要奇異一點的服裝顯示她的存在，而張愛玲也很熱衷這些，所以她在上海時一直穿得都很奇怪。但姑姑張茂淵對此曾忿忿不平地說，炎櫻設計了這麽多奇裝異服給自己女朋友穿-----關鍵是她本人倒是穿得一點都不奇怪，正常得很。張愛玲寫過一篇論蘇青，提到她們三人一起去霞飛路做衣服，蘇青要做一件外套大衣，炎櫻就熱情地提出修改意見：墊肩不要，腰帶不要，口袋不要，摺皺花邊也不要，那麼蘇青到末了就遲疑起來了，說這樣不妥，別人都有我卻沒有，不好吧？張愛玲在一邊看著燈下的蘇青，就笑起來，形容她是亂世裡的佳人。她看得懂蘇青的好，欣賞她身上那一種寧波女人的熱鬧，勃勃生機。在《我看蘇青》裡她這樣寫：蘇青是——她家門口的兩棵高高的柳樹，初春抽出了淡金的絲。誰都說：「你們那兒的楊柳真好看！」她走出走進，從來就沒看見。可是她的俗，常常有一種無意的雋逸，譬如今年過年之前，她一時錢不湊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輛黃包車，載了一車的書，各處兜售，書又掉下來了，《結婚十年》龍風帖式的封面紛紛滾在雪地裡，真是一幅上品的圖畫。
蘇青是亂世裡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願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個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紅樓夢》裡的孫媳婦那麼辛苦地在旁邊照座著，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興興頭頭。她的家族觀念很重，對母親，對弟妹，對伯父，她無不盡心幫助，出於她的責任範圍之外。在這不可靠的世界裡，要想抓住一點熟悉可靠的東西，那還是自己人。她疼小孩子也是因為「與其讓人家佔我的便宜，寧可讓自己的小孩佔我的便宜」。
她在文章裡評價蘇青的婚姻和她的執意離婚：「即使在她的寫作裡，她也沒有過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過是常識——雖然常識也正是難得的東西。她與她丈夫之間，起初或者有負氣，得到離婚的一步，卻是心平氣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簡單。她丈夫並不壞，不過就是個少爺。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裡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係是可以維持下去的。然而背後的社會制度的崩壞，暴露了他的不負責。他不能養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職業上的發展。而蘇青的脾氣又是這樣，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只有分開。」
蘇青原名馮允莊，又名馮怡和，這個名字能看出，她出生在一個文化素養極好的書香門第的家庭。她曾經就讀於南京中央大學，在學校被人封為寧波皇后，很出風頭。因為家裡安排早早訂了婚，不曾完成學業就結婚做了少奶奶，她嫁的丈夫是個舊家少爺，脾氣很大，又不肯好好養家。小夫妻脫離了大家族的庇護，在上海謀生，又陸續地生養孩子，日子過得是口角不斷。在在1930年代後期，她就開始寫文章投稿，因為她寫的都是新女性新家庭的生活和苦惱，真實又親切，行文潑辣又細節生動，很接地氣，所以讀者甚多。她曾因發表《論離婚》的潑辣文風，受到汪精衛政府的上海市長陳公博的欣賞，還特意給了她一個政府專員的職位，二人也一度過從甚密。也是受了這種鼓勵，蘇青和丈夫離婚，夫妻關係交割清楚。因為孩子太多，也是無法交割清楚的，二人還是樓對樓地做鄰居，住得很近。孩子們都跟著蘇青。而蘇青的悲哀在於她對自己的角色定位一直是不清晰的，她擺脫的只是一個不如她意的婚姻，和一個男人離婚，轉而又從另一個男人，另一段情感裡得到彌補。最好這個男人是令她揚眉吐氣，志得意滿，超過第一次的，證明她這個婚是值得離的。而在終身之事上，蘇青既做不到放下這幾個孩子，清清爽爽地單身女子的身份再嫁，也做不到完全放棄自己的私人感受，為了孩子們，一心一意做一個好母親。用張愛玲的話說，她的豪爽是天生的，不過是一個直截的女人，謀生之外也謀愛。
在蘇青在上海灘辦雜誌賣文為生的那幾年，曾經和一些位高權重的高官要員有過交情。其中有日佔時期汪精衛政府的官員，陳公博，胡蘭成等，也有1945後國民黨政府的官員。1945年，二戰結束。日據時期活躍於上海文壇的蘇青和張愛玲，自然都被人追究，說她們與漢奸有染，而蘇青這麽個性熱鬧的人，自然是被人在報紙上罵得更加凶一些。她不知避禍和收斂，續寫了結婚十年。寫的是她離婚之後的生存境遇，也包括了各色男人的糾纏。其中呢，她也寫到了胡蘭成，雖然化名談維明，談到的職務和人物個性，卻是讓知道內情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是胡蘭成。於是，這本書公開出版以後，蘇青也自此失去了張愛玲的友誼。
有一位後來去了臺灣的作家曾經出來認領，自己是續結婚十年中的某個人物，在香港的報紙上撰文回憶在和蘇青交往的日子，當時的前夫就住在對門，互相方便往來，前小叔子也來找蘇青，因為對她身邊出沒的男人很不放心的緣故。這人也寫到，有時候夜裡他去看蘇青，見蘇青的孩子們被安排睡在客廳的地板上，獨有蘇青在臥室裡，猶做燈下美人，等待有情郎。當事人因為有感情打底，怎麼樣難堪的事情寫在筆下都有其脈絡。但在我們讀者看來，真的是，非常難堪，非常難堪，而且非常淒涼的。這文章裡也寫到陳公博被公審槍斃後，照片登在報紙上。蘇青看見報紙，自然是十分不安的，但這不安，也是找到這另一個男人來陪伴和安慰。
1949上海赤化後，張愛玲，胡蘭成，以及一些和蘇青過從甚密的朋友都遠走高飛。而蘇青呢，則是缺乏這種遠見，同時她腦子裡是受共產主義思維荼毒的。於是她痛快地換下旗袍，換上了人民裝，在芳華越劇團做編劇，曾經編劇的《寶玉和黛玉》，十分賣座，據說創下了連上映幾百場的記錄。她很有興致，跟風郭沫若的話劇《屈原》，創作新戲《屈原》時向專家賈植芳寫信求教楚辭的問題，賈呢，不久後又被牽涉到胡風案，蘇青呢，自然也沒逃過厄運，被關了近兩年才出獄，回到原單位看大門，自此再沒有機會寫點什麼。在1950年代還有一件禍事，就是她的前夫，本已再婚，1949年後在上海一家法院工作，因為夥同貪污罪，被定罪槍斃了，前夫的現任妻子害怕，自己不敢去認屍，要來找蘇青，本來蘇青和前夫為了孩子，從來沒有斷過口角官司，但在生死這種大事上是講義氣的，於是一起去被槍斃的死屍堆裡認屍，領回來安葬。
而這對蘇青而言，也就意味著養育子女的責任全落在她頭上。而中共在1960年代，1970年代發起的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一次都沒有放過蘇青。而她的兒子女兒因為她的緣故，身為賤民，根本沒有機會受很好的教育，全是在流放外地和上山下鄉中顛沛。蘇青一次次地被捕下獄，交代她的種種反革命罪行，過程之中，受盡凌辱。據說，有人遇見過被釋放出獄後的蘇青，已經完全是個老太太了，剪著短頭髮，異常的沈默寡言，冬天默默坐在弄堂口曬太陽，看起來和任何一個弄堂老太太沒有區別。晚年，她和女兒外孫寄身在市中心一間房子裡，需要和鄰居共同使用廚房衛生間，狹窄的空間內大家心情都不好，彼此口角不斷，她們這樣被視為賤類的人家，家裡又都是婦孺，自然是受氣更多，有冤無處訴的，於是申請換房子，折騰到邊緣郊區，落個清淨。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身患各種重病，經常吐血，那個階段兒子每天給她做好飯之後，出去擺地攤，如此相依為命，每天蘇青看見兒子回家，就問道，今天賺到錢了嗎？而這個錢，也不過是幾塊錢的人民幣。她給友人的信中寫道，病痛纏身，毫無生趣，只求速死，死了也誰都不知會。據說她想再看一眼當年自己的書《結婚十年》，但這本書早已被共產黨列為禁書，而她自己家被歷次抄家，昔日痕跡無存。可見在這種倒行逆施的專政統治下，人的尊嚴被踐踏被剝奪到什麼樣的地步，除了苟活，個人意志早已被摧毀，沒有了任何精神生活。1982年12月的一天，蘇青的兒子收攤回家來，做好飯了去叫她，才發現母親已經過世了。終年69歲。而兩年後，上海市公安局才作出《關於馮和儀案的複查決定》，內稱:「……經複查，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將馮逮捕是錯誤的，現予以糾正，並恢復名譽。」也就是說，安在蘇青頭上的反革命罪，是共產黨發起的針對自己統治下的人民發起的戕害，製造的無數樁冤假錯案中的其中一樁，而蘇青為共產黨的這個錯誤，在牢獄中渡過了整個後半生。
蘇青的一生，是非常令人唏噓的。她的一生可謂一個標本，作為一個民國新女性，她主張女權，有才華，也有行動能力，但和張愛玲的母親一樣，她所有的行動也不曾最後獲得幸福。又因為她的思想受共產主義理論影響，在1949她選擇留在大陸，而共產黨無論是針對知識份子的迫害，還是對普羅大眾的生活與尊嚴的惡毒摧殘，蘇青全都一次不拉地經歷過了，在驚恐和屈辱中渡過了毫無尊嚴的後半生，含冤而逝。曾經影響過蘇青的思潮，無論是女權運動還是共產主義，今天依然在影響著世界，而蘇青的一生，值得我們以此為鑑，映照自身-----我們必須要反省這種違反傳統人倫的女權主義，共產主義在我們女性思想中的滲透，甚至潛移默化成為我們自身的一部分，我們要有能力對此鑑別和否定，這也是我們活在今天這個共產主義邪靈統治世界，中共病毒荼毒生靈的世界的意義之一----站在時間的末端，反省前人的生活經驗，去歸正，而不是承繼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