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天走過已結冰的鴨綠江到朝鮮半島參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士兵。（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一位姓車的連長，上級命令他帶部隊上上甘嶺，按慣例他帶著警衛員先去勘察地形，但看來看去，他覺得這是一場無法打贏的戰役，他帶上去的士兵可能會全部犧牲。」這位連長趁人不備，掏槍給自己的手上打了一槍……事實證明的確如此，大量的採訪中充斥著「一百多人，下來三個」、「整個連隊，只有八個活著下來了」等等事例。這就難怪那位寧願自傷都拒絕登上上甘嶺的連長，他早已預見了這樣的結局——慘烈，九死一生。
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
歷史由誰來書寫？這個問題似乎不難回答。古有史官，砍兩個頭都不足以嚇住那支落下真相的筆。而現在呢？無孔不入的媒體，海量波濤的網路，再想掩藏點什麼？似乎難了。
可真相的確如此嗎？我有理由懷疑史官被砍頭一事之所以廣為傳播，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是一個孤例，它代表著某種鼓勵，某種令人嚮往而不能企及的高度。而對於如今的媒體與網路，我又能感覺到前者背後黑洞洞的審片室，後者有如話語頻密者嘴角所泛出的白屑——那你到底要怎樣嘛，親？——我不想怎樣，歷史有如小姑娘，扮俏扮靚，悉聽尊便。我僅僅是一個熱愛歷史的閒人，我僅僅想知道宋朝年間清河縣的一棟當街宅子花費幾許，明代驛站中餵馬的卒子又是添加了何等草料？如何演變？如此說來，似乎有變態之嫌。但理性點說，我只是想嗅到一點人的味道，品嚐一點古今相通的作為人的共性，就像《浮生六記》中沈郎躲雨歸家而不得的惆悵心緒。
多年來我一直過著我想過的生活，夜晚寫小說，白天拍片子，有如一個恆定的分裂者。以前我曾熱衷於在體制內拍攝現實題材的記錄片，但平臺的萎縮與眼前的瘋狂，令我頓感迷茫。有一天我發現，退一步再看世界，可能會清晰許多。我們如何走到今天？這個世界又如何輪轉，如何隱現？從歷史中翻揀答案，從過往中洞悉今天，將不那麼要命的東西塞給某些媒體，換得糧食和綢緞，將要命的東西鎖進抽屜，期待有一日重見天光。如此一來，我便有了在人群中直立並行走下去的理由。我相信我並不唯獨活在眼前，我左手擁有過去，右手牽著未來。我屬於這裡，我又不屬於這裡。在文學與歷史的雙重滋養下，一個蒼老而又年輕的成年人與時代並行的姿態——我喜歡。
最近的一系列採訪是關於六十年前的朝鮮戰爭。我們所走訪的近四十位老兵一共產生了上百萬字的場記，從他們各自的身份、經歷，為我們描述了一個個纖毫畢現的士兵的人生。我們從他們身上所關心的並不是戰爭的形勢與全盤的歷練，我們關心的是他們如何走上戰場，通過怎樣的方式，又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最後，影響到了什麼。
政治思想工作——毫無疑問在當時是重中之重。除了分得田地的貧苦農民出於對共產黨的感激之情參軍的之外，還有一部分由國民黨軍校所接管的學生，以及敲鑼打鼓不斷去往家中動員而不得不參軍的年輕人。在當時沒人敢說不。「拒絕」是不可想像的，如同後來的各項運動，你無法表態，只能跟隨。有一位老兵曾感慨地說：「我父親天天在家哭，不想讓我去，那是去打仗啊。」但最終仍然是「不可能不去的，不可能，不可能的。」
一位南京通訊學校畢業的士兵當時對於當兵這事頗感可恥：「我們畢業是當官的呀，當兵多難堪啊，什麼人當兵？下九流才當兵呢。去到部隊，戰友問我家裡人咋樣？我說沒人了。我啥都不說。」
一位名叫馬發泉的士兵，家中共七口人參軍，兩個哥哥、姐夫、外甥。也有在村口小賣部賣東西的小年輕，被經過的部隊吸引，一句「小鬼，跟我們一起當兵去」，便就此離家，去往了朝鮮戰場。
他們不知道前路等待他們的將會是什麼。「部隊宣傳說美國佬都是學生，沒打過仗的，還不如我們的炊事班呢，速戰速決，打完就回國。」
諸如此類的宣傳比比皆是，或者將杜魯門畫成一個大鼻子，然後對廣大士兵說這是美國大土匪頭子，打倒杜魯門，為了世界和平，等等此類。最為普遍的說法通常是：「美國佬率領聯合國來侵略朝鮮，已經打到我們東北土地上了。」士兵們便在此種情緒的鼓舞下，懷揣著輕鬆而美好的願景跨過了鴨綠江。
因「速戰速決」而導致的輕裝上陣，使得大批士兵在朝鮮戰場凍傷。我們採訪到的一位士兵因雙腳凍傷而不得不和其他六位戰友在雪地中爬行了一個星期，無法跟上部隊，四處尋找可支援他們的朝鮮老百姓。也有哼著歌上戰場的傢伙，剛上戰場便發現敵人炮火猛烈，「我們班長抬頭想觀察一下形勢，敵人一槍就撂倒了，我嚇壞了，當時就開始發抖」。
從國民黨學校出來的士兵，後來不得不由衷地感慨：「說到思想政治工作，還得說毛澤東。」「意志第一，武器第二，我們是戰無不勝的部隊。」從這些人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個鮮活的個體是如何在這些連篇累牘的宣傳中獲得自信，並相信這是一場「很容易贏得的戰爭」。意識形態方面的宣傳在我們的採訪中佔據了較大的比例。那些十七八歲的年輕人，相當多的人完全相信並聽從了這樣的宣傳。極少數開小差者也紛紛被抓回。但不太統一的說法是：「有的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有的本來是排長，被降為炊事員，也只好去了朝鮮。」
我們所採訪到的除了一位是營級教導員之外，其餘的都是普通士兵或是戰地護士，他們基本不清楚戰爭走勢，用其中一位士兵的說法解釋就是：「十七八歲啊，就是小孩嘛，他們怎麼樣我們就怎麼樣，誰跟你說這些，說休息就休息，說開槍就開槍。」
戰爭本身的殘酷性無需多言。走著走著，後面的人被槍炮擊中。「我們到處找副營長的頭，打出三十多米，血噴得到處都是。」據我們瞭解，營級以上幹部犧牲會裝進棺木運回祖國，而其他人則在朝鮮當地掩埋，「就是找個地方埋了，插塊木碑，刻個名字，過幾個月再來找，可能什麼都沒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頗多，比如一位「死了三回的連長」。他犧牲後，士兵將其屍體從戰場上搶回來，結果士兵及連長屍體中途被炮彈擊中，再次撿拾後，裝載死亡士兵的車輛又被敵機炮彈擊中，這次擊中的結果便是——什麼、什麼都沒有了。
還有怯戰者，厭戰者。「一位姓車的連長，上級命令他帶部隊上上甘嶺，按慣例他帶著警衛員先去勘察地形，但看來看去，他覺得這是一場無法打贏的戰役，他帶上去的士兵可能會全部犧牲。」這位連長趁人不備，掏槍給自己的手上打了一槍，後來被醫生查出是自傷。抗日戰爭時期，他曾帶三個人從日軍手裡將被俘虜的團長搶了回來，他曾是團長的救命恩人。然而，團長最終不得不流著眼淚宣布將該連長槍斃，定性為厭戰。
還有更為令人唏噓的故事，一百二十四人的連隊上上甘嶺，二十四小時後只有八人走下山崗。唯一一個沒有上去的炊事員，看見活著下來的戰友格外親切，忙不迭地去挑水準備給大家煮開水喝，不料被炮彈擊中，死在水源地旁，而那八個剛剛走下戰場的士兵，一臉死亡籠罩的表情，麻木、沉默，仍在等待著戰友一會兒燒開後會送來的水。
我還想讓大家在腦海中復盤這樣一個故事：兩個身高不到一米七的中國士兵，押送六個美國俘虜去後方，其中有白人有黑人，走了兩個小時後，美國士兵因疲憊而拒絕再走，其中一位中國士兵警告無果後，兩槍擊中其中兩位俘虜胸口，另外四人連忙起身趕路。未開槍的那位中國士兵從那兩位死亡的俘虜身上搜出兩張照片，他看了看，那個全家福的合影，那個原本在遙遠的美利堅土地上與自己一生都不可能產生交集的人，他注視了一會兒，扔下照片，起身趕路。照片落在那兩具屍體旁。它們一起停留在了那裡，沒有結局。
這是戰爭所釋放出的黑色迷霧。就像你面前那位老者，在長久的沉默後，嘴裡嘟囔著幾句重複的話：「不說了，不說了，都六十多年了，還說它幹嘛。」
很少有人能面對那樣的場景，並在經歷了這所有一切後試圖讓他人感同身受。沉默，或許是與接下來的歲月和諧共處的唯一方式。當你目睹自己的哥哥在不到三十米的距離被敵人擊中，卻不能施以援手；當你在清晨的薄霧中看見換班的戰友忽然投敵，你舉起槍，是開還是不開？一個小時後，從對方的陣營中傳來他的廣播聲「這裡有罐頭，有可樂，他們對我很好」時，你是何種心情？當你在一個洞中待了四天四夜，你很想知道時間，洞口就有一具美國人殘缺的屍體，那屍體上有一塊閃閃發亮的錶，你看著，卻始終不敢撿；當你中彈躺在冰天雪地的坑道中一天一夜最終不得不用刺刀一刀一刀將自己受傷的胳膊剃掉時，你如何向任何他人描述你的心境？
長久的談話時常中斷。回憶者陷入回憶，聆聽者陷入想像。兩者沉默。
生與死往往只是一瞬間的閃念，而有時，又像極了遊樂場中的過家家。攻心之戰便如同於此。美國人往戰場上投放傳單、罐頭、巧克力、可口可樂，志願軍則趁著聖誕節之際，往對方的鐵絲網上掛水果糖、掛傳單，做出這樣一番舉動時，還要彼此給出信號——請不要開槍。這不禁讓我想起曾採訪過的另外一群人，那些在三年困難時期，往金門台海投遞茅台酒、中華煙的人，他們的眼神順著這些飄遠，腹中飢餓，卻無計可施。細想來，實在是像極了一齣齣黑色幽默。就像在宣布停戰的那一瞬間，在僅隔五六十米遠的陣地上，兩夥一分鐘前冒頭還會被撂倒的士兵們紛紛站起，在陽光下打著招呼，抽著菸。
除了戰爭本身，我們還關心他們在戰場上所經歷的其他一切。因當時朝鮮男人死亡率太高，男女比例已嚴重失調。多位老兵都提到晚上曾有朝鮮女人鑽進被窩，也有老兵提到兩三個朝鮮女人偷偷拿走你的槍，將你圍在房間內展開誘姦。有諸多故事可以證明此點，以至於宣布停戰的那一刻，數千人舉行的舞會上，部隊首長對手下那些歡樂的士兵所頒布的唯一命令便是：跳舞就跳舞啊，她們摸你們可以，你們摸她們不行，軍法處置。其中一位士兵回國前偷偷離開部隊，被部隊查獲，該朝鮮女人與母親執意不讓其離開，如要槍斃則三人皆死。最後此事一路上報，報至軍部，得到的答覆是：取消他的中國國籍。這已是相當不錯的結果，更多的此類事件，一般的結果只有一個：槍斃。曾有通訊員找朝鮮老百姓借包餃子的筐，結果借到了床上，換來的結果是：就地槍斃。
而朝鮮人民軍的士兵可以隨意與朝鮮女人發生關係，金日成甚至已批准可娶三到四個老婆。於是，志願軍這邊也有士兵天真地向上打報告：我們也願意娶兩個老婆。理所當然不獲批准。還有聰明一些的汽車兵，將汽油桶洗淨，把中意的朝鮮女人裝入油桶中，偷運回國，過丹東後，將家中地址寫給女人，再附上車費，讓女人回老家等他從戰場回來後結婚。但此類事件按理說應不會有一個好結局，在中國嚴苛的戶籍制度管理下，無人能逍遙其外。更多的結果一般是被抓獲，送往軍事法庭審判。
另外，據我們採訪瞭解，當時只有營級幹部年滿二十七歲以上方可以談戀愛，團級以上幹部才可結婚。但據我們採訪到的護士描述，私下裡的戀愛關係比比皆是，她所在衛生隊的三個女護士，便各有戀愛對象，彼此知情，只是不對外公布罷了。由此可見，人的慾望與情感在任何情形下都會存在，越壓抑便越反彈，有如石下小草，陽光照射後，它們總會自覓出路。
美國人的武器遠勝於己，這是眾所共知的事實。還有一些至今都無法解釋的謎。有士兵回憶：「戰場上發的維他命，他們說是維他命，是斯大林給的，一百粒一小瓶，一次只能吃一粒，吃兩粒就拉稀，吃完就不困，打幾天仗都不困，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斯皮爾伯格的電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曾有這麼一個橋段，湯姆･克魯斯所率領的小組在路邊清點身份牌即俗稱「狗牌」的東西尋找瑞恩時，路過的士兵們目睹這一幕無不一臉茫然消沉的表情。而在我們的採訪中，有一個類似的段落，結果卻截然不同。士兵告訴我們，每個上上甘嶺的上去之前都會發一個豬肉罐頭，「一斤多重，大家高興壞了，敞開吃」。路過的士兵們笑話他們「吃了送行飯，你們好準備去死吧」。出於電影化及人文思潮的影響，這顯然是個令文人藝術家們感同身受的疼痛的橋段，然而這些士兵們當時的真實反應卻是：「你沒得吃不還是得去死！有得吃先吃了再說，反正也得死了。上去的就沒幾個活著下來的。」
事實證明的確如此，大量的採訪中充斥著「一百多人，下來三個」、「整個連隊，只有八個活著下來了」等等事例。這就難怪那位寧願自傷都拒絕登上上甘嶺的連長，他早已預見了這樣的結局——慘烈，九死一生。完整的屍體都很難保全——「上去之前，把家鄉地址、名字啊、血型啊什麼的都綉在衣服上，領導要求的嘛，其實就是準備去死了，但不準備說，好收屍。那都沒用，上去炸沒了，沒了，沒有完整的，你咋收？」
難怪老兵們會說：「如果把那些東西拍下來，沒有人會願意當兵的。」有一個場景其中老人描述得極為克制，卻充滿了驚人的現場感。所有傷員下了前線後，首先要被集體送到一家醫院進行清洗包紮再轉往其他醫院。那位老人便看見了上百個各式各樣的傷員：「有沒手的，有沒腳的，有屁股被打掉一半的，奇奇怪怪什麼樣的都有。你想得出的，你想不出的，都像一團肉一樣被放在案板上，男女護士們負責清洗。一眼望去，一百多個啊，太奇怪了，不是木桶，是案板樣的東西，就那麼敞著，一團肉一樣。」超現實嗎？後現代嗎？「電影拍不出這種畫面，他們想像不出來。」最後他笑著補充道。
如此這般，林林總總，它能給人帶來怎樣的思考呢？除了戰爭的殘酷，國家意志的強大，人性的壓抑與傷痛之外？有裝瘋的，有裝肚子痛的，有連逃兩次都被抓回來的，我樂意聽見這樣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相信他們是真實的人。
這些年我和我的團隊做過很多關於中國當代史的記錄片，人民公社的發跡，「五七幹校」的由來，浮誇風的參與，「四五運動」的見證，每張面孔，每個個體，我們均深挖他們的記憶，追溯他們的眼神，以前用磁帶，現在改硬碟，滿滿噹噹地鎖滿一鐵皮櫃。
或許有一天——不！一定有一天——會有人對它們產生興趣。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多的採訪對象離我們而去，他們的講述必將成為那個時代最為生動的註腳，就像清河縣裡的宅子，驛站裡無所事事的卒子，他們存在過，以我們所能理解的方式。
這於我而言，至關重要。
原標題：《朝鮮戰爭真實的眾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