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中共把至少55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受害者至少有500萬。（網絡圖片）
「我是個倖存者，一個留下滿身『紀念品』的倖存者。」原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曾發出沈重的嘆息。常書鴻是敦煌壁畫的堅定守護者，文革中被打得遍體鱗傷，腰椎粉碎性骨折。中共篡政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一直是痛苦的見證人和承受者。這一個群體，歷經一次次政治運動的衝擊，窒息在思想鉗制的壓抑中，飽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中共為何如此懼怕知識份子，如此殘酷地迫害知識份子？
令毛澤東膽寒的「裴多菲俱樂部」
自1956年3月，匈牙利出現了全國性反對在匈推行斯大林模式、「全盤蘇化」的民主運動，矛頭直指蘇共在匈的代理人、執政的第一書記拉科西以及蘇聯在匈的駐軍。
由匈牙利著名詩人裴多菲命名的「裴多菲俱樂部」聚集了很多知識份子，他們不斷舉辦各種研討會和講座，邀請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教育家、科學家、哲學家自由地發表講演，從不同角度剖析現政權的種種問題，提出了救國救民的方略，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追捧。每次研討會總是人滿為患，將俱樂部的會議廳擠得水泄不通。匈牙利人多年來內心燃燒的要求民主與公開化的烈火，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
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像磁石一樣吸引著全國人民，形成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社會能量。這時，首都布達佩斯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紛紛自發仿效，組織起自己的「裴多菲俱樂部」。眼看著輿論的風暴即將轉化為政治暴風，拉科西政權下令禁止俱樂部活動，但是民眾的覺醒已經勢不可擋。布達佩斯高校學生團體向政府提出包括撤走蘇聯駐軍、懲辦拉科西、確認工人罷工權利的「十六點要求」，布達佩斯爆發了數十萬民眾的示威遊行。幾天之後，赫魯曉夫妥協，命令蘇軍撤出了布達佩斯。
就在民眾鬥爭眼看取得勝利的關鍵時刻，遠在中國的毛澤東氣急敗壞，不停地向蘇聯和赫魯曉夫施壓，派出劉少奇為首的代表團赴莫斯科遊說，堅決要求對匈民眾實行武力鎮壓。赫魯曉夫集團終於接受毛共意見，使用武力殘酷鎮壓，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那裡頭有一支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
在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身上，毛澤東證實了自己對知識份子的猜疑，看到了知識份子對人民群眾強大的精神啟蒙和凝聚的力量，看到了知識份子和極權的共產黨統治的勢不兩立。這一切正是他長期以來反覆不斷地壓迫知識份子的原因，也是毛所最害怕的局面。
匈牙利出現的裴多菲俱樂部大大加深、加速了毛對知識份子實行毀滅性打擊的決心，他後來多次提到：東歐出現波匈事件，就是因為沒有抓好階級鬥爭，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毛澤東曾說過不怕工人罷工，不怕農民上訪，因為有成熟的中共幹部可以壓制住他們，他最害怕、最痛恨的就是知識份子，就是自由思想的傳播。
儘管中共封鎖消息，但是「匈牙利事件」無疑在中國產生了影響。1957年1月，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石家莊一個學校因為學制延長一年，有少數反革命分子煽動學生去示威遊行，去搶佔廣播電臺，要搞個「匈牙利」。「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
1957年的一次會議上，毛說：「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裡頭有一支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
武訓是清朝光緒年間的義丐，終身行乞辦學，身邊不留分文，甚至堅持一生不娶妻室，被譽為平民教育家，受到朝廷的表彰。《武訓傳》描述的就是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上映後場場爆滿。1951年5月，毛澤東親自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判《武訓傳》，稱其為反黨的毒草，將一部如此受歡迎的影片打成禁片。可見，毛是多麼害怕知識份子的這支筆！
1957年，毛掀起了整風運動，開始「引蛇出洞」，天真的知識份子落入了中共的虎口。
《懺悔》：蘇聯解體之前影響深遠的力作
斯大林時代，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等等統統成為禁書，甚至被付之一炬。赫魯曉夫與戈爾巴喬夫上臺後，一批禁書重見天日，蘇聯人才開始瞭解蘇共的真相。
1987年，影射斯大林的影片《懺悔》在蘇聯全國公映，成為蘇共解體之前極為重要的文化事件。影片完全虛構，情節有點像後來的美劇《暴君》：阿拉維澤是一位1930年代的州長，年輕的時候，他曾經許諾要為人民建立「人間天堂」，但大權在握之後，他開始殘暴地踐踏和虐待當初支持他的人。晚年愈發昏憒，甚至想開槍射下太陽。他把自己的朋友、藝術家山德羅關進了集中營，後者就死在那裡。多年之後，山德羅的女兒柯蒂開始追尋父親的死亡之旅，並決定復仇。那時阿拉維澤已死，柯蒂挖開了他的墳墓，撬開了他的棺材，並把他的屍體拖出來「罰站」。影片影射意圖十分明顯，片中的阿拉維澤就是獨裁者斯大林。
戈爾巴喬夫最終拋棄共產主義
1991年，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莫斯科向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示意，命令他閱讀蘇共死亡通知書。（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那時戈爾巴喬夫上臺已經兩年，許多人都知道，戈氏的祖父、外公都曾是斯大林時代的囚犯，他對斯大林不可能完全沒有意見。而當時蘇聯和世界的局勢，也要求他必須以一種較為開明和寬鬆的姿態出現。在1987年1月的蘇共中央會議上，他宣布要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一個月後，他在克里姆林宮告訴記者：蘇聯將填補「歷史的空白處」，「我們不能忘記那些人的名字，如果我們遺忘或不去追尋那段沉默歲月中的犧牲者姓名，那是不道德的。我們必須揭露歷史的真相。」
《懺悔》公映之後，在蘇聯各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它不僅公開說出了極權的罪惡，也讓成千上萬的蘇聯人開始反思罪惡的來源以及成因。或許可以說，正是這部電影揭開了蘇共一直遮擋和掩蓋的那些東西，把「我們不能這麼活」的念頭深植於每個人心中。
蘇聯解體之後，有記者採訪影片導演欽吉茲･阿布拉澤，問他當初為什麼想拍這麼一部電影，他反問道：這個，難道不是我們的責任嗎？
中共因懼怕而取消人文科學
從匈牙利事件到蘇共解體，知識份子的思想之光能夠照亮這個民族，而共產主義獨裁政權最害怕的就是人民瞭解真相後的覺醒。為了愚弄民眾，中共篡權之後，摧毀了民國時期留下的文化精華，照搬蘇聯模式，對中國的高校進行系統改造，取消社會學、邏輯學等人文學科，以「唯物主義歷史觀」重新編製歷史教材，完全按照中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階級鬥爭理論來指揮教育。
取消文科後，清華大學從一所綜合性大學轉變為理工科學院，重理輕文的教育由此而來。1952年，工科、農林、師範、醫藥這四個科類的學生人數從1949年的7.04萬上升到13.84萬，幾乎翻了一番，而政法類在校生卻從37,682人下降到3,830人。顯然，中共希望學生成為工匠和螺絲釘，不要關心歷史與社會，也不要有什麼邏輯思維。
與此同時，中共殘酷迫害承傳中華文化的知識份子，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中國大陸學生，直到現在，都被灌輸一種所謂按照「唯物主義史觀」重新梳理的歷史。這種與西方迥異的歷史教育總架構，都與翦伯瓚有關。曾任北大副校長的歷史學家翦伯瓚，按照毛澤東的馬列主義方法梳理中國歷史，主張學術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他編撰的歷史書如《中國史綱要》，一直是大學歷史系通用教材，目前仍被利用給大陸的學生洗腦。
毛澤東提出「只有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但翦伯瓚不認為歷史的發展僅僅是農民起義才能推動，不能把農民起義捧得太高。1966年3月17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我的意見，還要打倒什麼翦伯瓚呀，侯外廬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這些人都是資產階級，帝王將相。」於是，翦伯瓚被扣上「反動權威」、「反共老手」的帽子，挨了上百次批鬥，最終被中共逼迫的自殺身亡。
活躍於民國初年的大學問家、清華社會系主任潘光旦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目睹潘光旦最後離世的社會學家費孝通，1957年曾針對「知識份子吃共產黨的飯」的謬論，很激動地說：「誰說我們吃共產黨的飯！我們從來沒有吃共產黨的飯，我們是吃勞動人民的飯。」他被迫害23年，直到文革結束才復出，失去了專業生命中最好的時光。
反右及文革毀掉了一代知識份子，民國大師陳寅恪被迫害致死，老舍投湖自盡，曹禺後期寫不出任何作品，季羨林蹲牛棚……中共的目的是要把一切不符合它的思想全部打掉，直到所有人與它一致，它才能長久地維護獨裁政權。
1990年代東歐、蘇共共產主義倒臺後，對共產主義的污垢進行全面清理。斯大林執政時期，曾親自擔任總編，編纂了一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949年之後，中國人學的蘇俄歷史都是以此為藍本編寫的。進入21世紀，普京將安･鮑･祖波夫編纂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作為俄羅斯11年級（高中二）學生寫的歷史教科書。該書還原了歷史真相，用大量歷史事實指控列寧創建的蘇聯原來是人間地獄，被稱為顛覆性著作。
而中共到現在還在沿用反右及文革時期編纂的教科書，從翦伯瓚、馮友蘭這些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的悲慘命運就可以看出，他們是在何種執迷或扭曲心態下寫下的這些教材、書籍，裡面充滿著中共毒素，但仍沿用至今，毒害了幾代人。
如今，中國人只有認清中共的暴政與欺騙，拋棄中共灌輸的「黨文化」，才能看清真相，回歸正常的理性思維。中共作為共產主義的最後堡壘，已經走到末路，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遠離邪惡，才能走向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