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看中國2020年10月2日訊】說真話——《隨想錄》四十九
最近聽說上海《新民晚報》要復刊。有一天我遇見晚報的前任社長，問起來，他說：「還沒有弄到房子」，又說：「到時候會要你寫篇文章。」
我說：「我年紀大了，腦子不管用，寫不出應景文章。」
他說：「我不出題目，你只要說真話就行。」
我不曾答應下來，但是我也沒有拒絕，我想：難道說真話還有困難！？
過了幾天我出席全國文聯的招待會，剛剛散會，我走出人民大會堂二樓東大廳，一位老朋友拉住我的左胳膊，帶笑說：「要是你的《爝火集》裡沒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他還害怕我不理解，又加了三個字：「姓陳的」，我知道他指的是《大寨行》。我就說：「我是有意保留下來的。」這句話提醒我自己，真話並不那麼容易！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樣時，人們就在談論大寨的事情，我曾經考慮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後來決定不動它。我坦白地說，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讓它向讀者說明我走過什麼樣道路，如果說《大寨行》裡有假象，那麼排在它前面的那些，那許多豪言壯語，難道都是真話？
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參觀的時候，看見一輛一輛滿載幹部、社員的卡車來來去去，還聽說每天都有幾百個參觀、學習的人。我疑惑地想：這個小小的大隊怎麼負擔得起？
我當時的確這樣想過，可是文章裡寫的卻是另外一句話：「顯然是看得十分滿意。」
那個時候大隊支部書記還沒有當上副總理，吹牛還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干」，每年虛報產量的程度。我的見聞裡畢竟還有真實的東西。這種寫法好些年來我習以為常。
我從未考慮聽來的話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現在回想，我也很難說出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後吧。總之，我們常常是這樣：朋友從遠方來，高興地會見，坐下來總要談一陣大好形勢和光明前途，他談我也談。這樣地進行了一番歌功頌德之後，才敞開心來談真話。
這些年我寫小說寫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習慣卻沒有給完全忘掉。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每次運動過後我就發現人的心更往內縮，我越來越接觸不到別人的心，越來越聽不到真話。
我自己也把心藏起來藏得很深，彷彿人已經走到深淵邊緣，腳已經踏在薄冰上面，戰戰兢兢，只想怎樣保全自己。
「十年浩劫」剛剛開始，為了讓自己安全過關，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編造了一本假帳揭發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間，說謊的藝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謊言變成了真理。說真話倒犯了大罪。
我挨過好幾十次的批鬥，把數不清的假話全吃進去。起初我真心認罪服罪，嚴肅對待；後來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編寫了百份以上的「思想匯報」，保護自己我倒並不在乎，我唸唸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兒女，我不能連累他們，對他們我還保留著一顆真心，在他們面前我還可以講幾句真話。
在批判會上，我漸漸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們一層又一層地剝掉自己的面具。一九六八年秋天一個下午他們把我拉到田頭開批鬥會，向農民揭發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輕詩人站出來發言，揭露我每月領取上海作家協會一百元的房租津貼。他知道這是假話，我也知道他在說謊，可是我看見他裝模作樣毫不紅臉。我心裏真不好受。
這就是好些外國朋友相信過的「革命左派」，有一個時期我差一點也把他們當作新中國的希望。他們就是靠說假話起家的。我並不責怪他們，我自己也有責任。
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鬥爭。別人「高舉」，我就「緊跟」；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滿，我也把它們完全嚥下。我甚至愚蠢到願意鑽進魔術箱變「脫胎換骨」的戲法。正因為有不少像我這樣的人，謊話才有暢銷的市場，說謊話的人才能步步高陞。……
現在那一切都已經過去，正在過去，或者就要過去。這次在北京看見不少朋友，坐下來，我們不談空洞大好形勢，我們談缺點，談弊病，談前途，沒有人害怕小報告，沒有人害怕批鬥會。大家都把心掏出來，我們又能夠看見彼此的心了。
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日
再論說真話——《隨想錄》五十一
我的「隨想」並不「高明」，而且絕非傳世之作。不過我自己很喜歡它們，因為我說了真話，我怎麼想，就怎麼寫出來，說錯了，也不賴帳。
有人告訴我，在某雜誌上我的《隨想錄》（第一集）受到了「圍攻」。我願意聽不同的意見，就讓人們點起火來燒燬我的「隨想」吧！但真話卻是燒不掉的。當然，是不是真話，不能由我一個人說了算，它至少總得經受時間的考驗。
三十年來我寫了不少的廢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當時的勞動模範忽然當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勞動」，又不做「模範」；說假話，搞特權，幹壞事倒成了家常便飯。過去我寫過多少豪言壯語，我當時是那樣歡欣鼓舞，現在才知道我受了騙，把謊言當作了真話。無情的時間對盜名欺世的假話是不會寬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有人要求作家歌頌並不存在的「功」、「德」。我見過一些永遠正確的人，過去到處都有，他們時而指東，時而指西，讓別人不斷犯錯誤。他們自己永遠當裁判官。他會今天誇這個人是「大好人」，明天又罵他是「壞分子」。過去辱罵他是「叛徒」，現在又尊敬他為烈士。本人說話從來不算數，別人講了一句半句就全記在帳上，到時候整個沒完沒了，自己一點也不臉紅。他們把自己當作機器，你裝上什麼唱片他們唱什麼調子；你放上什麼錄音磁帶，他們哼什麼歌曲。他們的嘴好像過去外國人屋頂上的信風雞，風吹向哪裡，他們的嘴就朝著哪裡。
外國朋友向我發過牢騷：他們對中國友好，到中國訪問，要求我們介紹真實的情況，他們回去就照我們所說向他們的人民宣傳。他們勇敢地站出來作我們的代言人，以為自己講的全是真話。可是不要多長的時間就發現自己處在尷尬的境地: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變來變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
外國人重視信用，不會在思想上跳來跳去、一下子轉大彎。你講了假話就得負責，賴也賴不掉。有些外國朋友就因為販賣假話失掉信用，至今還被人抓住不肯放。他們吃虧就在於太老實，想不到我們這裡有人靠說謊度日。
當「四人幫」圍攻安東尼奧尼的時候，我在一份義大利「左派」刊物上讀到批判安東尼奧尼的文章，當時我還在半靠邊，但是可以到郵局報刊門市部選購外國「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幫」那一套鬼話。我看見中國人民越來越窮，而「四人幫」一夥卻大吹「向著共產主義邁進」。報紙上的宣傳和我在生活中的見聞全然不同，「四人幫」說的和他們做的完全兩樣，我一天聽不到一句真話。
偶爾有人來找我談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憐憫那位義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麼容易受騙。事情過了好幾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還是右，也可能還有人抓住他不放鬆。這就是不肯獨立思考而受到的懲罰吧。
其實我自己也有更加慘痛的教訓。一九五八年大刮浮誇風的時候我不但相信各種「豪言壯語」而且我也跟著別人說謊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發表雜文，鼓勵人「獨立思考」，可是第二年運動一來，幾個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棄甲丟盔自己繳了械，一直把那些雜感作為不可赦的罪行；從此就不以說假話為可恥了。
當然，這中間也有過反覆的時候，我有腦子，我就會思索，有時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藝界的一次會上發表了一篇講話：《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就只有那麼一點點「勇氣和責任心」！就只有三幾十句真話！它們卻成了我精神上一個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著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
果然，「文化大革命」開始，我還在北京出席亞非作家會議，上海作家協會的大廳裡就貼出了「興無滅資」的大字報，揭露我那篇「反黨」發言。我回到上海便誠惶誠恐地到作家協會學習。大字報一張接著一張，「勒令」我這樣，「勒令」我那樣，貼不到十張，我的公民權利就給剝奪乾淨。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發生的事，我當時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後來說，我彷彿受了催眠術，不一定很恰當。我腦子裡好像只有一堆亂麻，我已無法獨立思考，我只是感覺到自己背看一個沈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裡，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
腦子裡沒有是非，真假的觀念，只知道自己有非，且罪名越來越大。最後認為自己是不可效藥的了，應當受種種種災難、苦刑，只是為了開脫、挽救我的妻子、兒女。
造反派在批鬥會上揭發編造我的罪行，無限上綱。我害怕極了。我起初還分辯幾句，後來一律默認。那時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種符咒。造反派批鬥我時時候常罵一句：「休想撈稻草！」我抓住的唯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僅把這個符咒掛在門上，還貼在我的心上。
我決心認真地改造自已。我還記得在我小的時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為了「超渡亡靈」，請了和尚來誦經，在大廳上或者別的地方就挂出了十殿閻羅的圖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過十個殿，受盡了種種酷刑，最後轉世為人。這是我兒童時代受到的教育，幾十年後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後的三年中間，我就是這樣地理解「改造」的，我準備「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鍋」，受盡懲罰，最後喝「迷魂湯」，到陽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決心咬緊牙關堅持到底。雖然中間有過很短時期我曾想到自殺，以為眼睛一閉就毫無知覺，進入安靜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譭譽無損於我。但是想到今後家裡人的遭遇，我又不能無動於衷。
想了幾次我終於認識到自殺是膽小的行為，自己忍受不了就讓給親人忍受，自己種的苦果卻叫妻兒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哪裡摔倒就在哪裡站起來」。我還痴心妄想在「四人幫」統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來。
那些時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謊言中過日子，聽假話，說假話，起初把假話當作真理，後來逐漸認出了虛假，起初為了「改造」自己，後來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話當真話說，後來假時當假話說。十年中間我逐漸看清楚十座閻王殿的圖像，一切都是虛假！
「迷魂湯」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腦子清醒，我回頭看背後的路，還能夠分辨這些年我怎麼走過來的。我踏在腳下的是那麼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的謊言！
哪怕是給鋪上千萬朵鮮花，謊言也不會變成真理。這樣個淺顯的道理，我為它卻花貴了很長的時間，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一九八零年十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