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就是一場噩夢。感覺我的人生就像畫了一個圓圈，又回到了原點。我到香港就是要逃脫共產黨，結果幾十年後共產黨又到了香港。」圖文無關。(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8月22日訊】「國安法，就是一場噩夢。感覺我的人生就像畫了一個圓圈，又回到了原點。我到香港就是要逃脫共產黨，結果幾十年後共產黨又到了香港。」文革時在大陸內地曾遭受中共政治迫害，一心嚮往來到香港和家人團聚、享受一點點自由的孟剛（化名）老先生，這樣向《美國之音》描述他作為香港人的心境。
一點自由沒了
「我年輕時想要擺脫中共那種惡劣的政治環境。現在可好，國安法將香港變成了一個跟中國內地任何城市一樣的地方，『一國兩制』完了，我們僅有的一點自由沒有了。現在說話都要小心，出去參加遊行、抗議之類的活動都有顧慮。有一種恐懼的陰影壓在頭上。」
孟老先生1940年代出生於大陸南方，父母在中共建政後不久就去了香港，卻沒能帶上他。他跟著祖母生活長大，且由於喜歡技術活兒，初中後上了中專，畢業後被分配至一家重要的國營大廠做技術員。
到了1966年8月被稱為「浩劫」的文革爆發，儘管他的工廠沒有像許多一般的因為造反奪權造成混亂而停工停產，但也被捲入這場每個人都要站隊表態的空前的政治運動，加入了造反派。後來，1969年革委會成立，工廠繼續一邊堅持不能停地生產，一邊大搞革命。
政治厄運降臨
到1969年年底，他的厄運也在這場看不到頭的政治廝殺中降臨。20多歲的他當時住在職工宿舍。他室友不知何時貼在牆上已很久的中共大獨裁者、毛主席的人頭紙畫像掉到地上，上邊有兩條裂紋。結果，兩個人都給抓了起來，被逼交代是誰人為破壞、侮辱領袖，而他因父母這個「海外關係」，還被要求交代父母是否是「國民黨特務」。
「把我關在廠裡的學習班裡面，關了81天。不停地不是這個班組就是那個班組批鬥，掛著『沒有教育好的子女』的批鬥牌子，『坐飛機』，雙臂從後被高高壓起，還踢我後腿叫我下跪。」
孟先生說，被關押在學習班期間，每天由至少4名退伍軍人、多時5到6個人，分3班看管，上廁所和去飯堂都要跟著。每天晚上的8、9點鐘困了眼睛都睜不開了卻不讓睡，還被吆喝著起來，讓他拿出《毛選》（《毛澤東選集會》）念，寫學習心得，交代問題，經常是一宿一宿不讓睡，都快把他搞瘋了，而看管者白天都睡好了。
半年後，他被調到了一間干重體力活的工廠，全廠400至500人，幾個高中生，2個半中專生。一幹就是5年多，到1976年初，他又被調到另一間重體力活工廠，情況無多少改變。他曾提出到香港跟父母團聚，但公安局找到他，嚇他個半死。
「他問我你想到香港去，那我問你，是中國社會主義好還是香港資本主義好。我哪敢亂說，就說當然是社會主義好。他說，既然這樣，那你去香港幹嘛，呆在這兒不是蠻好的嘛。」
到1976年9月毛澤東死了，之後毛的遺孀江青等「四人幫」被抓，中共宣布慘無人道的文革結束，讓孟先生看到機會來了，77年再提去香港的申請，78年竟然批下來。
就是希望逃離
「我當時想的就是要脫離這種壓抑的政治環境嘛，一點點自由都沒有，沒想到香港去發財如何，或者過什麼好日子，沒去想它，就是脫離這個很難叫人理解的環境，一點人身的自由都沒有。」
1978年年中，他終於邁過了深圳羅湖橋，踏上了在當時被多少大陸人想像為「天堂」般的、一百多年來成為多少大陸人政治「避難所」的香港這塊自由的土地。
「我走的時候跟朋友聚在一起告別，朋友們都為我高興。當時還沒有看到中國大局（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變化，大家為我慶賀，你終於跳出這個圈子(環境)了。我剛跨過羅湖橋，我就知道，終於自由了，好開心。」
孟先生說，新近來到香港，人生地不熟，也不懂粵語，有很大壓力。但人確實快樂了，也完全沒有了在國內時的心理痛苦。
孟先生表示，港英時代是沒有民主，但卻有自由，民眾很開心，唱歌、跳舞和賭馬呀，哪怕你罵共產黨、罵英國女王都可以的，很自由。你只要肯干，能吃苦，都能夠賺錢，不愁生活，人人都很開心。
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大陸，港台歌曲風靡一時，誰能搞到一盤香港歌曲磁帶，甚至轉錄帶、一副「蛤蟆鏡」（太陽眼鏡）、一件T恤衫，皆是很稀奇的事情。香港、澳門就已經算得上「天堂」，更不用說歐美。
參與民運活動
人到了香港，孟先生仍關注大陸的政局發展，也開始參與一些政治活動，如到新華社香港分社抗議中共抓捕和判刑1979年「西單民主牆」運動的領軍性人物、現為海外民運領袖之一的魏京生等人。
到了1984年12月，中英兩國在經過2年多艱難談判後簽署有關香港主權問題之中英聯合聲明，英國同意將永久割讓的香港島與九龍半島，以及租期99年的新界的主權一併於1997年移交給中共，而當時中共則承諾給予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孟先生表示，當時的港人基本上支持主權移交給中共的「一國兩制」，即便在1989年天安門學生的民主運動期間發生解放軍屠殺學生及市民的「六四事件」，激發港人全民抗議之後，民主派的主流亦是支持「民主回歸」的。
在八九民運期間孟先生參與了港人的聲援活動。「六四屠殺」的中共軍隊開槍鎮壓發生後，港人震驚，譴責、聲援和募捐，營救從大陸逃亡到香港的六四學生和異見人士。雖孟先生沒有參與「黃雀行動」的營救行動，但是從事過幫助到港大陸民運人士的活動，募捐和幫助找工作等。
中共對自己人民的暴行震驚了全球，更讓港人看到了中共的殘暴，讓港人對香港回歸後的前景感覺悲觀和恐懼。於是，1990年起出現大規模的移民潮，僅至1994年就有大約30萬港人移居海外，大部分屬於中高管階層或高學歷專業人士。此移民潮持續至少5年以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成為熱門去處。
港人設法移民
孟先生還表示，他曾眼見更多的無法移民的港人排長隊去申請和領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BNO），為自己選擇一個「保險」。據英國官方統計數字，至今年2月，港人持有的有效BNO共有近350萬本。
孟先生也曾恐懼主權移交後的香港前途，但他自己和家人無條件移民。不過，他的兩個弟弟的全家均移民到了西方民主國家。
「九七回歸」後，許多拿到外國籍的港人看到基本上無事，逐步開始回潮香港。而泛民主派也不斷地爭取中共能按照基本法保障的，在港逐步實現特首和立法會的「雙普選」。
2003年，當時的特首董建華曾提出就基本法有關國家安全的第23條立法，觸發50萬港人上街抗議，港府被迫撤回。孟先生也積極上街，還到中聯辦前抗議。董不久也以「腳疾」為由辭職。「至少23條國安立法，裁判權還是在香港的法庭系統，有相對的獨立性，對港人的權利有相對的保障。」
儘管中共操控的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12月通過否決2012年雙普選決議，承諾2017年之後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但到了2014年8月31日，該會卻對2017年特首選舉候選人「篩選」，連「落三閘」，除了2016年立法會議選舉不變之外，特首參選人須由親共建制派操控的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過半數的提名，並把參選人限制在2到3名。這直接觸發了港人長達79日的直接對抗中共的爭取「真普選」的佔領運動。
儘管此時孟先生已經年界70，不能像中輕年人那樣積極地上街抗議，他還是時常到「佔領區」聲援一下。
就像做一場噩夢
孟先生表示，做夢也沒有想到從2019年6月起的有數百萬港人參加的反逃犯條例的「反送中」抗爭、爭取包括「雙真普選」的「五大訴求」，換來的卻是中共對港人權利的漠視與鐵腕鎮壓，將「國安法」強加給港人，令香港陷入使人不敢說話的「紅色恐怖」，失去了原有的一點自由。
孟先生感嘆，雖然自認對共產黨有很深的瞭解，也沒有料到它會公然違背中英聯合聲明跟踐踏保障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基本法承諾，對抗美英等國際社會，使香港遭受國際制裁，毀掉香港。
「香港年輕人更不瞭解共產黨了，沒有嘗過共產黨的滋味。它太惡毒了，不停地樹立敵人，把什麼人都看成敵人，扶植一部分人控制多數人。抗議對它沒有，幾百萬人，就算香港人全都上街抗議也沒用，它把國安法這種中國內地的法律用在香港，把香港變成了跟內地城市一樣的地方，就是『一國一制』了。國安法比23條立法（基本法第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條款）惡劣太多了，由當局指定法官，還可以把人抓到內地，由中共的法官審判。香港要衰敗，東方之珠爛掉了。我活了70多歲，幾十年後共產黨又到了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