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為一種錯誤的信仰找根據，而不是根據事實得出科學的結論。（示意圖/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如果一個理論是正確的，不管從那個角度出發，都應該沒有矛盾之處，且可用不同方面的證明互為補充。相對論的證明和基因是DNA分子的證明就是如此。而進化論卻相反：各個例證之間有著根本的對立，分歧之大是絕無僅有的。
古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舉了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布林頓在1890年的研究指出：按進化論講，黑人是低等的，因為他們保留著幼年的特徵。但是，博克在1926年的研究中說：黑人是低等的，因為（和白人比起來）他們保留太少幼年的特徵。」
為什麼互相矛盾的論據會支持同樣的觀點呢？因為他們在為一種錯誤的信仰找根據，而不是根據事實得出科學的結論。這裡暴露出的正是進化論的問題。
按理生物從低等到高等，基因突變發生的速度會越來越慢，突變個體的自然存活能力越來越低，因此進化速度就會越來越慢。而進化論領域公認：從地質歷史上看，新生物出現的速度越來越快，呈現明顯的加速進化趨勢。
化石向我們展示了歷史上的週期性災變，但「進化時間表」則掩蓋住大量的反面事例。
例如在進化時間表裡面，非洲直立人於距今150萬年前出現。然而在350萬年前的地層中，肯亞Kanapoi卻挖掘出現代人的上臂肱骨化石。阿根廷Monte Hermoso也證實發現350萬年前的燧石（打火石）、人工雕刻過的骨頭化石及壁爐。
進化時間表在化石資料很有限的情況下，為了佐證進化論而編著的，本身錯誤很多，如鳥類出現的時間，是根據真實性仍有待商榷的始祖鳥推算出來的。
隨著化石出土得越來越多，大量與進化論相悖的事例不斷出現，但是因為進化時間表與進化論已深植人心，這些發現就被壓制住了。
另外，無數的實踐證明：品種的變化和新物種的產生是兩回事。
達爾文把一個物種內部的變化延伸到所有生物物種的進化，比如「狗可以培養出許多品種，那麼猴子也能這樣進化成人」。這種推測本身就大有問題，實驗的結果都在否定達爾文的這個猜想。育種專家大都知道，一個物種的變化範圍是有限的。最終，培育出來的品種不是不育，就是又變回原來的親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