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23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莫斯科向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示意，命令他閱讀蘇共死亡通知書（圖片來源：PIKO/AFP/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7月27日訊】自1922年到1991年，蘇聯在人類歷史上存在了70年。這70年裡，幹部集團的腐敗，始終如附骨之疽。蘇聯70年腐敗史，對後世是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
列寧時代：防範幹部特權，但特權已經氾濫。
一般說來，政權初建，氣像一新，必有一段勵精圖治，腐敗現象會相對較輕。但事實卻並非如此，早在列寧時代，蘇聯(俄)的腐敗問題就已相當嚴重。
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許多黨代表就曾憤怒指責黨內的嚴重腐敗「無論對於誰都不是個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布爾什維克’允許自己那樣的奢侈，他們的行為絲毫不比老牌的資產階級遜色，工人和農民對他們敢怒不敢言」。這些腐敗的種類主要包括：公車腐敗、住房腐敗、飲食腐敗、醫療腐敗、貪污受賄、權錢交易、盜用公款。
當然，最高當局也不是沒有採取過防範腐敗的措施。十月革命後，列寧就對領導幹部的工資和待遇作了嚴格規定，要求一切公職人員的薪金「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列寧率先示範，其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是500舊盧布，而鐵路員工的最高工資是510舊盧布。1919年制定的35級工資表，黨政領導人的工資大大低於工人的最高工資。
但問題在於：領導幹部們很快就不靠工資生活了，在工資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領導幹部們與群眾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1924年1月，列寧因病逝世，在莫斯科立即舉行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會議。與會者認為，保護黨的高層領導人健康是至關重要的事情。會後，很快成立了著名的療養區管理局，專門負責國家領導人專用別墅的修建和管理事務。此後，國家領導人享有的特權種類逐漸增加。這種為保持國家領導人健康而採取的措施便是蘇聯黨政幹部享受特權的開始。當然這一時期的特權實際上主要是針對蘇共領導人的特殊待遇。
斯大林時代：公然將幹部的特權腐敗制度化、合法化。
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證領導幹部層特權的制度。這個官僚特權階層主要享有如下特權：
(1)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佔據。
(2)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路，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
(3)特教權。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
(4)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
(5)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
(6)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端的官員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頭，即戶主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不同的層級，享受不同的特權生活，如免費佔有別墅、佔有專車、免費休療養、各種商品免費特供、子女免費特教培養等等。較典型的例子，如「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在他那金碧輝煌的別墅裡，有四五十人為他服務；再如，莫洛托夫的大別墅裡，連打碎的餐盤，憑碎片即可任意向國家免費置換新的。只要進入「名錄」，「一切由國家包了」。此外當時蘇聯還實行所謂「紅包制」，又稱「錢袋制度」，簡言之，即在正規工資之外，每月用大信封秘密向領導人發放巨額錢款。信封內錢數的多少取決於職務的高低，一般相當於公開工資的1∼2倍。此乃斯大林時期體制腐敗登峰造極的標誌。
「列寧和斯大林的戰友」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曾擔任過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聯外長等要職。他生前曾向蘇聯作家丘耶夫披露過「紅包制」。「我們當然有工資。您瞧，到我們這一級就特殊了，一切由國家包了，還可拿工資。實際上國家什麼都包了。我現在無法準確說出給我多少工資，因為變了好幾次。而且戰後根據斯大林的倡議，採用了紅包制。用這種封著的小包給軍事和黨的領導人送錢，很多的錢。」
即便是在全國爆發大規模飢荒、餓死數百萬人、出現人吃人悲劇的20世紀30年代初的特殊時期，蘇聯特權階層的特供也仍然是存在的。
俄羅斯解密檔案文件證實了這一點，一份署名為蘇共「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第六科科長傑緬季耶夫」的「關於聯共（布）中央秘書處1932年經費開支的說明」記載著：「煙卷的消費每月為13000─14000支，按月分配給下列秘書處：斯大林同志秘書處、住宅和辦公室5000─6000支；助手和顧問6人每人750支，共4500支；切秋林、帕爾申和傑緬季耶夫每人500支，共1500支……食堂方面的開支為66088盧布40戈比，給書記處、會議大廳按月定量供給夾肉麵包。」
從1945年開始連續8年成為斯大林貼身警衛「九人小組」成員之一的弗拉基米爾.瓦西裡耶夫就回憶說：「斯大林喜歡在裡察湖附近安排野餐，排場具有純東方式的奢華：從別處運來精美而昂貴的餐具，還有味道美極了的珍稀葡萄酒，在篝火上烤全羊，烹煮剛剛釣上來的鱒魚和鮭魚。」這種場面見多了後，弗拉基米爾便覺得有關斯大林個人生活比較儉樸的議論和說法「都不過是杜撰的神話而已」。如此酣暢地歡宴三四天，卻苦了那幫安保人員，用弗拉基米爾的話來說，「只有我們快活不起來」。
赫魯曉夫也在其回憶錄中抱怨道：斯大林「所浪費的時間比隨便哪個國家領導人都厲害。我指的是他在那些沒完沒了的午餐、晚餐中在餐桌上一手舉著酒杯吃吃喝喝所浪費掉的時間」。
應邀與斯大林共進午餐或者晚餐的蘇共政治局委員們則「相互交談：設法使這頓午餐或晚餐早點收場。而有時候還沒有到晚餐和午餐的時間，有人就說：‘今天怎麼樣？會不會叫我們去？’我們希望別叫，因為我們都要工作，而斯大林讓我們沒法工作。他那裡的宴飲有時候要一直吃到次日破曉前，有時甚至使黨和政府領導人的工作陷於癱瘓，因為大家醉醺醺地在那裡待上一整夜，白天是無法工作的。」
而之前列寧成立的「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並迎來斯大林、亞戈達和貝利亞，而其創建者捷爾任斯基則被丟到了一邊。在「大清洗」中，沒有法庭，沒有偵查和預審，克格勃完全淪為了個人獨裁的工具。
被列寧譽為「全黨最喜愛的理論家」的尼古拉．布哈林在接受審判前寫下了《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這封信。在信中，他寫道：「當革命思想指導著‘契卡’時，它捍衛國家不受反革命分子的危害，對敵嚴酷是有道理的。而現在它是腐敗的官僚機構，迎合著斯大林的狐疑心理。它對內嚴酷，在毀滅別人的同時也在毀滅著自己。」
赫魯曉夫時代：向幹部特權腐敗體系發起首次攻擊。
赫魯曉夫上臺後，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來的幹部特權腐敗體系，發起了蘇共歷史上的第一次主動攻擊。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權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費早餐午餐、免費別墅、專用汽車等。官員們在斯大林時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但這些都不足以從根本上消滅幹部特權腐敗———列寧時代就是個例子，這些官僚特權在當時是非法的，但這些官僚特權仍然興盛不衰。所以，赫魯曉夫採取了另一種「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實行幹部任期制與輪換制。最後，這些丟掉特權的官僚們下決心要趕走赫魯曉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雖然赫魯曉夫有著改革的意願，但他往往憑個人的主觀願望，依靠行政命令強制推行改革，特別是到後期，隨著赫魯曉夫領導地位的確定，他的個人專斷、唯意志論日益增長。蘇聯學者布拉爾茨基發表的文章分析說，赫魯曉夫的改革是不徹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於他用傳統的行政方法、官僚主義方法搞改革，不重視人民群眾的作用，沒有發動勞動人民為改革而鬥爭。
最終，赫魯曉夫在改革過程中，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在客觀上樹立了一批「政敵」或「反對派」，最終導致了自己的下臺，從另一方面看，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是極其深厚的。
勃列日涅夫時代：蘇共腐敗幹部們最幸福的黃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上臺，很得力於「在赫魯曉夫手裡失去腐敗特權」的幹部們的支持;作為回報，勃列日涅夫為這些幹部們創造了蘇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極好的腐敗環境。不但恢復了被赫魯曉夫取消的所有幹部特權，還增加了新的特權項目。
勃列日涅夫始終沖在腐敗的最前線。他任總書記之後，任用了大批親信，包括自己的許多親屬。如勃氏的女婿丘爾巴諾夫，僅10年時間就從一個普通民警一躍而成為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1976-1982年間大肆貪污受賄，釀成震驚全國的「駙馬案」。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委員都捲入了骯髒勾當」。高級領導人彼此勾結、濫用權力、貪污受賄的案件層出不窮。除個別案例外，大多數腐敗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後才被揭露出來。勃氏個人的貪婪在這場腐敗盛宴中起到了強烈的「示範」和「帶頭」作用。
在當今媒體中，能舉出很多勃列日涅夫時期腐敗案件的名稱，有影響的大案如珠寶鑽石走私案、黑魚子醬走私案、烏茲別克黑手黨案、駙馬案等等，就腐敗案件的數量、規模以及社會影響看，在蘇聯70多年的歷史中，勃列日涅夫時期堪稱「空前絕後」，尤其是在他執政後期，即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10年左右的時間裏。
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腐化墮落的「帶頭者」。他對貴重禮品、轎車、獵槍的喜愛在當時就已為很多人所知曉，尤其是他在數百萬電視觀眾面前愛不釋手地擺弄他的那枚有名的金剛鑽戒的鏡頭，更把自己的那點愛好毫不遮掩地置於眾目睽睽之下。同時，他從不忘記滿足家人的要求。
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不知道，他每次去捷克的卡羅維發利之後，夫人維多利亞．彼德羅夫娜都會收到很多「貢品」，而對珠寶鑽石有著病態痴迷的女兒所做的那些冒險勾當，他也不可能不知情。此外，勃列日涅夫弟弟的受賄行為也廣為人知。而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更甚，他從一個上尉到內務部第一副部長的升遷，以及貪贓枉法、索賄受賄的種種惡行早已被人們所知。正因此，有人在介紹「總書記本人和他家庭的腐敗和貪慾」情況時斷定，「總書記自己的家庭也變成了社會的腐敗場所」，這個判斷並不為過。
勃列日涅夫所提拔的那些在烏克蘭的同事及老鄉，或者曾一起工作的同事中不乏貪腐之人。例如，內務部長謝洛科夫很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他充分利用勃列日涅夫對女兒女婿的「舐犢之愛」為自己投機鑽營。此外，受到勃列日涅夫包庇縱容的親信還有梅杜諾夫、拉希多夫、阿利耶夫、庫納耶夫等等。
在中央各部門以及地方，涉嫌貪污腐敗官員級別高、範圍大，從最初的個別部長，到勃列日涅夫後期涉及多個部，甚至中央委員。典型例子是喬治亞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蘇共中央候補委員B.姆日阿瓦納澤。原喬治亞中央第二書記H.A.羅吉昂諾夫回憶，姆日阿瓦納澤夫婦「很時髦地大張旗鼓地慶賀女主人的生日，把她稱為‘維多利亞女皇’。生日慶典邀請了大量賓客，他們贈送了價值不菲的禮物。」
某些國家領導人，包括黨的領導人，除了擁有供應的國家別墅外，還修建了私人別墅，為自己的子女、孫子們同時修建了私人別墅。70—80年代，貪污盜竊國家財產的現像在俄羅斯聯邦貿易部、蘇聯外交部、外貿部、後勤部、俄聯邦輕工業部、蘇聯文化部都有出現。貪污腐敗涉及各部門各行業各級別工作人員。當時的腐敗案件所涉及的部門與行業很多，而在每個涉案部門和行業中，又能「縱向」牽出一串又一串的相關人員，並且最終都有可能指向一些位高權重的領導。
此外，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黨證和公職也可以買賣。當時，一些黨組織把「黨的權力」變成了謀利工具，「在某些共和國甚至有給黨證明碼標價的」。喬治亞共和國中央第二書記羅季昂諾夫說，在喬治亞共和國一些黨組織中，有人從事黨證交易，把各種類型的騙子接納進蘇共組織，在他們行了更大的賄賂之後，又把這些人推上更高職位。有記錄顯示，在亞塞拜然的一些地方，給州委書記和一些職能部門官員、管理人員和普通工作人員都標定了價格。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官員貪污腐敗的特點主要有：
一是層次高，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樂於收受各種禮品，他的家人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索賄受賄。一些被勃列日涅夫提拔起來的親信，那些曾與他共事過的下屬，還有他的「烏克蘭老鄉」，那些握有職權的省部級官員，以及官員家屬，都仿而效之。
二是貪污受賄案值大，案由多樣，可謂什麼都干。而出了事，特權身份以及關係網又有可能幫他們「擺平」。
三是牽涉面廣。各個行業和各種職能部門，只要需要都能用錢或者權力來「擺平」。四是情節惡劣，給國家帶來嚴重損失，在社會上產生惡劣影響。為了個人利益，一些人甚至干預國家內外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使國家在經濟上以及對外關係中蒙受損失。
戈爾巴喬夫時代：全面腐敗下的經濟改革只能是悲劇。
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特權階層為使非法佔有的國家資源合法化，極力推動社會主義蘇聯的演變，最終毀滅了蘇共，毀滅了蘇聯。
在經歷了短暫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時期後，蘇聯迎來了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歷史上著名的「共青團經濟」，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權腐敗發展起來的;國家職能部門被取消變成股份公司後，部長們大都成了公司的總裁，股份則大都在部門領導人之間被瓜分……總而言之，改革前誰是管理者，改革後誰就成了佔有者和所有者。結果是，「國家官員、黨的職能人員、共青團積極份子成為最初類型的俄羅斯企業家、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萬富翁和‘新俄羅斯人’」。
戈爾巴喬夫一上任，即利用籌備蘇共二十七大之機，在黨內進行了一次「和平清洗」，強迫一大批高層幹部退休或解除他們的職務，新任命了支持其改革路線的大批高級幹部。
在二十七大召開之時，60％的部長已經被撤換。1986-1989年，州委書記、區委書記和共和國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更換了82.2％。從形式上看，戈爾巴喬夫這樣做是為了推動改革，打擊和摧毀勃列日涅夫時期官僚特權階層的反腐倡廉之舉。但是，新上任幹部並不都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中的一些投機分子一上任就立即享受一如從前的各種特權，在改革中趁機大肆侵吞國有財產。
蘇聯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尼古拉．巴巴科夫在改革中成為一家股份公司的顧問，1994年6月已經名列俄羅斯50位最有影響的私營企業家的第8位。蘇聯大型汽車製造廠廠長卡丹尼科夫，從1990年開始，堂而皇之地把企業變成他的私有財產。這種明目張膽的權力腐敗，其性質之惡劣、程度之嚴重、規模之大，早已超過了勃列日涅夫時期。
戈爾巴喬夫本人不僅不願放棄他及其家庭享受的特權，而且其熱衷程度也超過了以腐敗聞名的勃列日涅夫。但是他善於做表面文章，經常有一些捐款給慈善機構的「義舉」，其腐敗常不為人知。
曾任戈爾巴喬夫助理的瓦．博爾金回憶：戈爾巴喬夫經常收到相當重量的金質、銀質和白金獎章，用貴重金屬製作的收藏硬幣，個人銀行賬戶上有幾百萬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處療養勝地建造新的總書記官邸，在莫斯科建造豪宅，這些建築費用高達數億盧布。甚至在蘇聯解體前夕，戈爾巴喬夫還在加緊策劃在克里姆林宮改造一套包括廚房、餐廳、客廳、休息廳、兩個臥室、辦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後因發生了「8．19」事件，不得不停止大興土木的計畫。瓦．博爾金說，戈爾巴喬夫為自己、為家人建造豪華住宅和別墅，對精美的傢俱、最高級的設備和用具、進口的原料裝修表現出非凡的興趣和天才，對為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臺。
戈爾巴喬夫對黨內民主的破壞也達到了歷屆蘇共領導人之最。1988年9月30日，蘇共中央全會的重大人事變動，使戈爾巴喬夫有機會同時擔任黨的總書記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集國家最高權力於一身。麥德維傑夫說，戈爾巴喬夫「非常專制」，「主持的各種會議都缺乏民主作風」，「當聽到反對意見或者是批評言辭時，他常常失去控制」。他總是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常常隨意限制他人的發言時間，甚至不客氣地打斷別人的講話，自恃一貫正確，出了問題則找一個「替罪羊」。作為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其所作所為對於蘇共領袖形象的玷污也是蘇共歷史上所沒有的。
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在改革帶來的混亂無序中，蘇共黨內腐化變質的特權階層的野心與私利不斷被誘發並膨脹。80年代，蘇共領導層中的絕大多數人已不是社會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蘇共及其思想理論的瓦解過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機會。他們發現，掛在嘴邊的社會主義、英特納雄耐爾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布爾什維克人的光環，都已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原有的特權必須改頭換面，而資本主義是他們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適的制度。
1991年，莫斯科出現了上萬名大富翁，大部分人是原來的黨政幹部。正是這些所謂的「布爾什維克人」革了蘇共的命。至此，蘇聯官僚特權階層進一步演化，呈現出典型的機會主義、實用主義併進一步演化為反社會主義性質，成為瓦解和拋棄蘇共的急先鋒，成為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搗毀者和私有化的最實際的推動者和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