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發動的始於1966年一場政治運動。（圖片來源：Guang Niu/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5月7日讯】文化大革命，全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中國大陸始於1966年的一場政治運動，由以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自上而下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在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的階級鬥爭。在此期間普及的批鬥、抄家、告密等文化，使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與人倫道德遭受嚴重衝擊，亦有數不清文物慘遭蹂躪。國家主席劉少奇、原國防部長彭德懷、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等領導人被迫害致死，前領導人鄧小平等亦在此時被下放。
文革最終遭到官方公開否定，而被稱為「十年動亂」「十年浩劫」。
一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於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臺，是毛澤東三面紅旗的挫敗後、在反蘇修等口號下，以革命名義攻擊當政的溫和派並試圖重回黨權力核心的嘗試，並在日後一兩年達到高潮。雖然此後的未預期的社會重大破壞、運動失控與領導層的歧見，導致在1969年時毛澤東草草宣布文革結束，但史學界一般認為僅是降溫措施，其極左路線並未有檢討改變。因而文化大革命期間大約可以分作三部分看：前兩年發動的瘋狂政治運動時期、1970年左右民間社會革命降溫、內部鬥爭加劇的林毛分裂期，後期左傾當權派打擊異議份子的反革命時期。各時期的的重要事件，包括：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破四舊、一月風暴、武鬥、七二零事件、文攻武衛、革命委員會、上山下鄉運動、中共九大、五七一工程紀要、九一三事件、中美建交（中華民國方面稱為中美斷交）、批林批孔運動、中共十大等，文革應正式結束於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以及10月6日中南海粉碎四人幫，主事的四人幫失勢遭到逮捕，持續時間長達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結果也顯示出毛澤東低劣的治國能力。
官方對文革的錯誤定性為「由領導錯誤發動，並被有心集團利用的災難」，部分切合事實、忽略與推卸責任、定性過度單一併禁止民間對文革的深入調查，使得文化大革命在中國作為一個話題仍然具有極大的爭議性。由於文化大革命的遺毒因政治原因無法徹底清除甚至得到保留，所以至今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包括語言暴力都源於其影響。
太祖登高呼大同(1)
愚氓如醉共癲瘋
斯文盡喪無顏面(2)
要武全成不世功(3)
未泯天良淪煉獄
景從夏桀位尊崇(4)
三千六百神州夜(5)
惟見妖魔喜唱紅(6)
註(1)1967年8月5日，《人民日報》正式全文發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氏的這份大字報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等「某些領導同志」，提出中共中央存在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註(2)據中共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的數字顯示：僅在毛澤東1966年發動的「文革」四百二十萬餘人被關押審查；一百七十二萬八千餘人非正常死亡；十三萬五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二十三萬七千餘人，七百零三萬餘人傷殘；七萬一千二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而專家根據中國縣誌記載的統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七百七十三萬人。除了被打死的人之外，文革開始時，中國出現了自殺高潮，許多知識份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讚、吳晗、儲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絕路的。名單太長，不能盡錄。
註(3)中共高官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獲毛在天安門上接見，毛問其名字，對彬彬之名不滿意道：「要武嘛。」宋彬彬遂改名宋要武，紅衛兵心領神會，打人之風愈演愈烈，紅色恐佈席捲全國，為毛奪權立下汗馬功勞。要武於此處泛指紅衛兵。
註(4)那些緊跟毛作惡的人如王洪文丶張春橋、姚文元及各地造反派領袖無不在文革中飛黃騰達。
註(5)文革自66始至76年毛駕崩，前後延續十年之久。
註(6)文革時所有的歌曲都是讚頌毛澤東一人，連黨都被晾在一邊。文革期間，我多次在半夜被狼嚎鬼叫般的高音喇叭驚醒，都是先播放一曲頌毛歌曲，爾後播音員便會以高八度的嗓音宣讀毛的「最新最高指示」。
文革爆發時，姐姐在北大上學，她很快就成了老佛爺（聶元梓）新北大公社的鐵桿成員。我在附中唸初中，兩校相距不遠，不用上課了，幾乎天天往北大跑，幫著油印告什麼什麼書，幫著抄寫一些反擊對立面「井岡山」的大字報，周培源和牛輝林著實被我筆伐了若干次，倒也忙了一陣子，但沒過多久便興趣索然了。
文革前不久，我剛滿十五歲，依照我們家鄉的習俗，男孩子到了十五歲就算成年人，母親買了部Canon135相機做禮物（姐姐在我之前有部海鷗120，不到半年就壞了，三天兩頭拿去修理），我又到委託商店買了部舊基輔相機拆下鏡頭自製了部放大機，在家裡沖曬相片，那幾年拍攝了不下上千張相片，記錄了不少文革中的場景，比雷鋒叔叔還多些，出國時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只挑了百來張，凡是背景有太多大字報或是那些黑幫挨批鬥的相片都沒敢帶出國，現在想起來覺得挺可惜的。
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浩劫，在那幾年裏，我目睹了一些人被活活打死，看到一些被逼得走投無路的人自尋死路，掛在樹上的，漂在水裏的，都見過。光是我校打死的牛鬼蛇神就有好幾個。一次在高中教學樓批鬥一個「歷史反革命」，批鬥完押著他走到樓梯準備下樓，不知是誰踹了他一腳，從樓梯翻滾下去，一群人蜂擁而上，一直把他踢到樓下，已經只剩下半條命了。第一次看到一群人暴打一個「歷史反革命」，真如水滸傳中的李逵看到他娘被大蟲吃了，「渾身的肉都跳」，我在那時確是如此，那應該是人在受到極度的驚嚇和刺激所產生的生理反應。
我校的紅衛兵把一群打得遍體鱗傷的「階級敵人」關在教學樓的辦公室裏，窗戶上橫七竪八地釘上許多粗大的木條，從那附近走過，不分日夜都能聽到哀嚎聲，呻吟聲，偶爾還有些不死心的人拼足力氣在呼冤，從那裡經過，便如在地獄邊緣走一遭。
我校校長，後來貴為人大副委員長的彭佩雲也被剪了個陰陽頭，在挨批鬥的隊伍中作為領頭羊，左手拎著個破臉盆，右手拿根木棍邊敲邊宣判自己死刑，我多次看到她拿著掃把打掃校園，一臉木然，她倒沒去自殺，活下來了。
我沒參加過抄家，也沒打過人，不忍心，那些老師對我都極好，即使有些不認識的，也跟我無冤無仇，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那些同學如何下得如此狠手。北大附中最新成立的紅衛兵組織叫「紅旗」，清一色幹部子弟，氣焰極囂張，抄家打人無所不為，屬於海糾（海淀區糾察隊），海糾和西糾一樣當時都是中央文革最凶殘的黨衛隊打手，我校的彭小蒙和宮小吉就是其中最兇狠出名的，套用一句話「端的醫得海淀小兒夜間不敢啼哭」。我是歸僑學生，不紅不黑，我還自稱是革命華僑——萬里迢迢回來參加革命，難道不是革命華僑？班上有十來個是紅旗成員，在文革前我和他們的關係都很不錯，經常和他們一起分享在友誼商店買回來的花生、瓜子、糖菓和蛋糕，他們也跟我借過幾回相機，連膠卷都是我白送的，吃人嘴軟，拿人手短，千古不易。另外有兩員兇狠的女將，打人毫不手軟，但是這兩位應該是情竇初開，早就對我芳心暗許，我有幾次無意中看見她們看著我發呆，連我的眼睛看著她們都渾然不覺，我的作文寫得好，常被老師叫上去朗讀，這兩位女將以前也曾找我幫著修改她們的作文，所以沒有人來難為我，只是態度冷淡了些。過了幾個月，他們當中有些人的父母也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組和江阿姨成了仇人，我們的關係又熱絡起來。我做過的惟一令我至今愧疚的事，就是在批鬥班主仼吳老師的批鬥會上唸了一篇批判他的文章，我本可以不去參加那場批鬥會，但是我不但參加了，還寫了一篇文章當眾羞辱他，實在是不可原諒，希望老師在天堂能看到這遲來的懺悔。
後來我校又成立了個「井岡山」，和「紅旗」對著幹，這個組織的成員家庭一般，知識份子和工人的孩子為主，我也被他們拉了進去，弄了個紅袖章狐假虎威戴著去串聯，串聯回來後，過了兩年逍遙的日子，什麼天派地派，四三四四都與我無關。和幾個臭味相投的同學混在一起，冬天去溜冰，夏天幾乎每天都去頤和園划船游泳，晚上就打百分，拱豬，誰輸了便得去附近的公社菓園偷些時令鮮菓回來共產共產，那時我們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把偷公家的東西視為理所當然，比現在那些貪官還要理直氣壯，當然，要是偷私人的東西是要被人看不起的，這種觀念不知是如何形成的，但那時確是普遍如此。
文革爆發不久與同學合照於北大西校門，沒過幾天毛又為北大題了「新北大」三個字，聶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如獲至寶，製成牌匾，換下毛原題的「北京大學」，換牌匾那天我也在場看熱鬧，那塊「新北大」也掛了很多年。不知道為什麼，在網上竟然找不到一幅「新北大」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