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二校門」被拉倒的瞬間，圍觀的群眾鼓掌。（網絡圖片）
老子平常兒騎牆
文革初期，盛行過一副有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應當是一幫北京中學的紅衛兵。基於「血統論」的「紅對聯」一出臺，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我是明確的反對派。我曾經和一位同學激烈地辯論過一場。我還記得她的出身並不好，我們誰也說服不了對方。最後我使出了「請君入甕」的壞招：「你出身不好，難道能說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讓我瞠目結舌：「對！我就是混蛋。」她見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識到太過分了，急忙補充道：「每當遇到重大問題，我的思想就比較混……」我非常善意地對她說：「那也不能就說自己是混蛋呀。」
為了這副對聯，我還被革命小將從學校大禮堂轟出來過。記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個什麼日子。一幫中學紅衛兵喊著「好漢」和「混蛋」，衝進了清華園，在大禮堂擺起了擂臺，要辯論這副「紅對聯」。這哪裡是什麼辯論，完全是一邊倒的喧囂。「老子英雄！」領呼的女兵一聲長嘯，「兒好漢！兒好漢！！兒好漢！！！」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動！」領呼的男兵一聲叱吒，「兒混蛋！兒混蛋！！兒混蛋！！！」台下一片殺伐洶湧。我當時坐在第三排，相當靠主席臺，而且居然敢不跟著瘋狂，還趴在桌上假裝睡起覺來。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頭看到一位柳眉倒豎、滿臉怒氣的女紅衛兵。這時候全場都安靜下來，我聽到一聲淒厲的呵叱：「什麼出身？」我站起來，平靜地說了一句實話：「職員。」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兒騎牆！」會場對這新口號還不太適應，應者寥寥。她馬上回到會場熟悉的口號「要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我身邊一個好心人低聲勸我：「別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默默地尋思：不當混蛋，就得滾蛋。陪伴我的，是一陣陣有節奏的口號聲：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老子平常，兒騎牆！」
「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
「……」
走出了大禮堂，聽不到刺耳的口號聲了，卻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陽光。說實話，我這時候心裡空蕩蕩的，甚至有點徬徨。在群體的瘋狂面前，理性顯得如此蒼白和沒有力量。
當我在大字報上讀到譚力夫的8･20講話時，更感覺到那種徬徨，因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表述得那麼雄辯、那麼理直氣壯。譚力夫是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他在一次校內辯論會的發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講話。譚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語言生動活潑，極具煽動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觀點，但卻非常折服於他的口才。我至今還記得他講話的一些片段。在講到階級路線時，他說：「翻身貧農的兒子和被鬥地主的兒子，談起土改來，怎麼會是同一種心情？！你們躲在被子裡磨牙的聲音，我們都聽到了，這就叫階級烙印！」他還嘲笑反工作組的同學是醋缸裡泡出來的軟骨頭，質問時一連用了三個問號：「你們在底下搞的什麼鬼？懷的什麼鬼胎？要生什麼鬼兒子？！」對批工作組的同學，則公然開罵：「你們知道哪一個幹部犯了錯誤，就高興得不得了，大有雀躍之勢。看著共產黨的幹部犯錯，你高興什麼？！他媽的！」
譚力夫的通篇講話，為「血統論」提供了全面系統的理論闡述，我讀了，很沮喪。為什麼？因為我覺得自己是「血統論」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學畢業那年，要選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國外學外語的應屆高中生。就品學兼優而論，我被公認為當時學校的「一隻頂」。我是我們中學的學生會主席，翻開學生手冊，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全是五分。數學競賽和作文競賽，我是雙料「第一」。但因為出身不夠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後出線的，是一位原來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學。我很不服氣。心裡憋了一口氣，考上了清華，還是不服氣。聽了譚力夫的講話，心裡更不服氣。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學文革小報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羅克。
遇羅克和馬丁･路德･金
遇羅克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英雄。初讀遇羅克的《出身論》，那感覺就像見到了一顆劃破夜空的隕星。覺得他說出了許多我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而且說得那麼透徹，表達得那麼準確。文章一發表，就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時洛陽紙貴，人們爭相傳抄。許多精彩的片斷，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學辯論時，我的出口成章讓人刮目相看，以至於文革後期清隊時還有人在背後告了我一刁狀，懷疑我參與了《出身論》的寫作。唉！我倒是想來著，但哪有這種機會和水平。
說《出身論》是中國60年代的「人權宣言」，我認為一點也不為過。關於那副「紅對聯」，遇羅克說：「辯論這副對聯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過程。因為這樣辯論的最好結果，也無非他們不算是個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實這副對聯的上半聯是從封建社會的山大王竇爾敦那裡借來的。難道批判竇爾敦還需要多少勇氣嗎？」他判定這付對聯是絕對的錯誤，錯在「它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
鑒於這付對聯的爭論，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和陳伯達分別出來講話，說明黨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對此遇羅克並不買帳。他首先從邏輯上反詰：「出身是死的，表現是活的，用死標準和活標準同時衡量一個人，能得出同一個結論嗎？」然後把各種情況剖析得條理分明：「……退一步說，我們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現不可，那麼請問：出身不好，表現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績？出身好，表現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飾人家的缺點？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現好，是不是要誇大優點？難道這樣作是有道理的嗎？」
遇羅克宣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賜的團結，不能夠只做人家的外圍。誰是中堅？娘胎裡決定不了。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遇羅克列舉了大量事實，來說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認為「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有什麼區別呢？」當時有一種說法，因為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讓他們經受更多的考驗。遇羅克憤怒地回應：「收起你的考驗吧！你把人家估計得和他們的家長差不多，想復辟、不保險、太落後，反過來又這樣高地要求人家，以為他能經受得住這種超人的考驗。看其估計，審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記了馬克思的話嗎？『要求不幸者是完美無缺的』，那是多麼不道德！」
遇羅克準確地指出了產生這種新的種姓制度的根源：「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而這又是先天的，是無法更改的。」他大聲疾呼：「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嗎？我們不應當立刻起來徹底肅清這一切污泥濁水嗎？不應當填平這人為的鴻溝嗎？」最後他號召：「一切受壓抑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重溫這些火一般的語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閃光，讓我們想起了一個人，一個和遇羅克同時代的美國人：馬丁･路德･金。1963年8月，一位美國黑人牧師發表了感動美國的演說：《我有一個夢》；1967年1月，一個中國黑崽子發表了感動中國的文章：《出身論》。1964年，馬丁･路德･金獲諾貝爾和平獎；1968年，遇羅克被關進半步橋看守所。1968年3月，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在組織「貧民進軍」途中遭白人種族主義分子槍擊身亡，時年39歲；1970年3月，黑崽子遇羅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中被紅色政權執行槍決，年僅27歲。
每個民族在發展的不同階段，都會產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馬丁･路德･金的「夢」，催生了美國的「民權法案」，成為今天美國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紀念日，是美國全國性的假日。全體美國人，包括白種人，都在這一天紀念他，並以他為傲。我問過我周圍的年輕人，知不知道「遇羅克」其人？大多數都搖頭，少數知道名字的，對他的事跡、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時期，難得開明和寬鬆的時期，遇羅克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無罪」，僅僅是「無罪」！報上發過幾篇紀念文章，似乎並沒有在人們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說幾句。
在紀念遇羅克的文章當中，張郎郎的幾篇回憶文章值得一讀。他們在一起坐牢長達半年之久，後來還一起進了「死刑號」。關於遇羅克在生命最後階段的睿智和從容，郎郎有非常生動的記述。遇羅文撰寫的《我家》，是我能讀到的關於他哥哥生平最詳盡的記錄。其中有一段催人淚下：「父親只用『霞走了』三個字述說他痛失愛子的事實，這是我們分別前約定的暗號。可憐的父親甚至不能在信裡發泄一下難過的心情，恐怕壞人看見了會加害我家的每一個人。我和弟弟失聲痛哭起來……在這荒涼的山溝，在這巨山的腳下，在一眼殘破的土窯洞裡，我們只能用悲慟欲絕的哭聲，來悼念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敬愛的哥哥。」《我家》中記述了一次姐弟間的談話：「有一天弟弟對姐姐訴說了心中的煩悶，姐姐說：『媽媽、爸爸反右時只顧自己痛快，說了幾句真話，害得我們跟著受罪。』一旁看書的羅克插話道：『不要責怪父母。他們說真話有什麼錯？我看他們說得太少了。整個社會上說真話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說真話，不說假話，就不會有這種不平。何況即使真是父母錯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擔責任。』」
我們現在都敢說真話了嗎？在今天的中國，說真話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我也有個夢，每年的3月5日，也成為全國性的紀念日：「遇羅克日」。有一天我們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們的民族就會有點希望了。
「不要打人！」
我曾經說過，要跟現在的年輕人講清楚什麼是文化大革命，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有網友加了個批註：「簡單而深刻的定義」，還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為什麼一個有著古老文明的社會，居然會發生這樣的荒唐？我說不清楚，但蘆笛說得清楚。他正在發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講得清清楚楚。至於什麼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簡單：就是不要罵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裡長輩、學校老師，從小就是這樣教育我的。
我這裡簡單交代幾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貫和出生地都是江蘇宜興。宜興可是個好地方，不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氣息也淳厚。這年頭標榜家鄉名人給自己貼金，是一種流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幾位「鄉長」（與「學長」的稱謂類似，有人說這是臺灣腔，其實是我們江浙人帶到臺灣的說法），我認為必須向各位誇耀一番的：首先是儲安平，我非常為能有他這樣的同鄉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鴻，還有我們清華的校長蔣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慶這樣的學科領頭人……宜興人很重視教育。教師這種職業，在我們家鄉一般都會得到普遍的尊重。記得小時候在外婆家，鄉里開大會，主席台上坐著的，除了村長書記，通常還有當地小學的校長。我在宜興上過三年小學，校長是宜興人，這不稀奇。後來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學的張校長、在上海五十五中學主管教學的余校長、在北京清華大學的蔣校長，都是我們宜興人，就有點湊巧了，這也可見宜興的學風之盛。其實，我祖父就是有點名氣的私塾老先生，在鄉里被尊稱為「大先生」。我二伯父萬達明，南開畢業後回家鄉教書，當了多年溧陽高中的校長。溧陽高中是江蘇省重點中學，考上清華的不在少數。在校時，遇到過幾位我二伯父的學生來「攀親」，還記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四九年之前，我大伯父當過縣長之類的地方官，我父親則是上海匯豐銀行的職員。我們家風厚道，鄉鄰關係極為和睦，從來沒有和別人紅過臉。我總記得小時候母親講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緞子面絲棉襖晾在外面晒太陽，也許是讓風吹跑了，再也沒有找回來。後來鄰家嬸嬸冬天把它穿出來了，外面罩了一件舊布衫，下面還露出了一大截。結果是欲蓋彌彰，反而是我母親覺得很尷尬。她特地把鄰家嬸嬸拉到家裡，打開衣箱，說有些衣服已經不合身了，讓她挑幾件自己喜歡的。這樣魚目混珠一下，鄰家嬸嬸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來了。「人有時候會做錯事的，千萬不要傷他的面子。傷了面子，就是傷了他的心，有時候就是絕了一個人的路。」這是我母親的教誨。受這種教育長大的孩子，很窩囊，不僅不會打架，連罵架都不會。記得小時候鄰家姐姐罵我妹妹，罵人話一串一串的，動詞、形容詞極為豐富，還有節奏感，簡直是「大珠、小珠落銀盤」。我妹妹一聲不吭，待對方罵累了，才輕輕回一句：「罵你自己。」於是又進入新的樂章，這回是疾風暴雨的快板。
我總記得一句聖訓：君子交絕而不出惡聲。所以當賓雁先生剛走，就有自稱是朋友的人出來苛責先生，我心裡很是不忿，想了四句罵人的話：「這種典型的毛式語言、這種自以為真理在握的狂妄、這種不知深淺的無知、這種非黑即白的蠻橫」。斟酌再三，還是罵不出口。想想自己也有過這種不明白的時候，於是把這四句話加在自己頭上。我想罵自己總可以吧？對方非但看不懂，還回扣了我一堆帽子。我很沮喪，就把對方的文章貼到這個網上，希望聽到幾句公道話，但沒什麼人理這個茬。我想不理就不理吧，反正我決心從此再也不理那個人，那個人從此在我視野裡消失，像某個人說的，連眼白都不轉過去。
對於那個以罵人、打人為時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種生理性的厭惡。老毛在天安門城樓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獸性激發到近乎瘋狂。一個個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張口就是「滾他媽的蛋！」聽得我頭皮一陣陣發麻。她們掄起皮帶來，那股狠勁，看得我心裡一陣陣發顫。我目睹過兩個場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一次是拆毀二校門的1966年8月24日，那天應當明定為「校恥日」。以幹部子弟為核心的清華大學紅衛兵，主導了清華園裡的第一場浩劫。他們用汽車拴上繩子將二校門拉倒，那麼漂亮的二校門，糅合了東方典雅和羅馬古典的二校門，頓時成為一片廢墟。更可惡的是他們用皮帶趕著原校黨委的領導，來清理這片廢墟。因為他們是「黑幫」，所以他們有的滿臉被潑上了墨汁；因為他們是反革命兩面派，所以他們有的被剃成了陰陽頭；因為有老痞子當年在湖南農民運動中的示範，所以給他們掛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動作稍微遲鈍一點，立即皮帶伺候。被打得最慘的是李傳信，當年某個系的總支書記，十八年後，他是清華的黨委書記。讓人心疼的是何東昌，腿被打傷了，為了避免挨打，奮力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後，他是高教部的部長。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聯的火車上。一個小女生押送一位頭髮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掛著大牌子，上書「地主婆」還打上了紅叉。她故意讓「地主婆」站在兩節車廂的對接部分。列車劇烈的晃動讓老人很難站穩。她顫巍巍地想靠一下車門框，女紅衛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掄起了皮帶，每一次抽打都帶著呼嘯。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漢。面對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沒敢喊出來，其實我內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帶落到自己的頭上。
文革過去四十年了，那麼多人在總結經驗教訓，說得各有道理。我的總結很簡單，或者說，我的願望很卑微：無論目標多麼偉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間清華園裡還死了人。一共死了29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關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學姜文波；羅徵啟的親弟弟羅征敷；「羅文李繞」一案的劉承嫻。
我參觀過華盛頓DC的越戰紀念碑。橫臥在坑道裡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滿了陣亡將士的姓名，給人一種莫名的震撼。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紀念碑，上面鐫刻著包括他們三人在內的數千萬文革受難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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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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