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來勢洶洶的安東尼瘟疫，羅馬人依然將其視為是上天的懲罰。（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蔓延，自日前傳出有新冠肺炎確診病患後，義大利成為歐洲疫情最為嚴重的國家。截至當地時間2月25日晚間18時，義大利已累計肺炎死亡人數達10死、確診人數已有322人，且有從義大利北部逐漸往南部擴散的趨勢。在歷史上，羅馬帝國的兩帝共治時期（公元161－169年），羅馬也曾爆發大規模傳染病，這場瘟疫讓羅馬帝國逐漸走向衰亡。
提到羅馬帝國，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完善公共衛生與供水系統，為了有效治理橫跨三洲的龐大帝國，羅馬人不僅修建公路、橋樑等各項公共建設，還延續自共和時期（公元前509─前27年）以來的衛生習慣，在帝國境內各地廣建各項公共洗浴設施、公共廁所與處理污水的引水渠。學者根據史料統計，羅馬從共和晚期（公元前150－前27年）到帝國初期（公元前27年－公元96年），曾憑靠優良的公衛體系，保持200多年無瘟疫的記錄。但最終羅馬帝國還是難逃傳染病的入侵，其中以公元160年代從小亞細亞傳播到義大利地區、前後肆虐達16年的「安東尼瘟疫」（Antonine Plague）所引發的疫情最為嚴重，不僅造成數百萬至上千萬人死亡，也是導致羅馬帝國由盛轉衰的關鍵。
被譽為羅馬帝國「五賢帝（或譯為「五賢君」）之一的哲學家皇帝－馬爾克．奧列裡烏斯．安東尼．奧古斯都（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簡稱馬可．奧勒留，161－180年在位），於公元162年向帕提亞帝國（Parthian，建於公元前247年，是波斯第二帝國）發起戰爭，並派和他共治羅馬的弟弟－路奇烏斯．維魯斯（Lucius Ceionius Commodus Verus Armeniacus，130－169年）做為軍隊統帥。戰事起初相當順利，維魯斯攻下敘利亞，還有望收復亞美尼亞與美索不達米亞這兩個曾為羅馬統治的地區。
但是，公元165年至166年維魯斯正率軍在亞美尼亞作戰時，「安東尼瘟疫」悄然傳播至亞美尼亞，使帝國全軍上下均被瘟疫感染，導致戰力嚴重不足，最後只好與帕提亞談和，返回羅馬。這批僅存的羅馬軍隊便把傳染病帶到帝國西部，最後在羅馬城大爆發，而維魯斯自己也染病而亡。
從文獻上的記載，「安東尼瘟疫」的症狀有：劇烈腹瀉、嘔吐、咽喉痛、發燒，身上會起黑色膿皰疹導致手腳潰爛或是皮膚流膿等眾多病徵，這讓學者對於這場瘟疫究竟屬於哪一種疾病，眾說紛紜。到底是天花、鼠疫、傷寒和霍亂，直到今日也沒有確切的答案，但以天花的可能性最高。而安東尼瘟疫出自哪裡，根據近年研究發現，當時瘟疫是從東非的衣索比亞一路往北傳播，再經埃及散播到小亞細亞地區。
根據當時的羅馬史家卡西烏斯．狄奧（Cassius Dio，155－235年）記載，疫情最嚴重時，羅馬一天就有2,000人因病過世。為何讓羅馬人相當自豪的公共衛生系統，在瘟疫面前竟如此不堪一擊？這要從羅馬對於安東尼瘟疫的處理方式說起。
雖然古希臘的醫學自公元前3世紀開始發展，透過在羅馬行醫的希臘醫生傳入羅馬，羅馬帝國奧勒留時代也有名醫蓋倫（Aelius Galenus，通稱Galen，129200年），但羅馬人面對疾病時，依然普遍認為是「神罰＂，或是「神明的詛咒」。儘管被譽為「現代醫學之父＂的古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Kos，公元前460－前370年）早已提出處理大規模傳染病的方式，就是理性看待、釐清共同病因，進而找出病源並處理，就能有效解決此類疾病。而且希波克拉底還提出相當重要的看法：疾病並非「天罰＂，可惜他的觀點並未被後世羅馬帝國採納。
因此，面對來勢洶洶的安東尼瘟疫，羅馬人依然將其視為是上天的懲罰，儘管羅馬有完善的公衛系統，也無法有效處理具有強烈傳染性的疾病，更沒有相關配套的防疫措施或政策。那麼，在安東尼瘟疫橫行時的羅馬，是否有採取隔離措施呢？雖然《舊約聖經》裡對於傳染病，已有將病人隔離7天的做法，但是奧勒留時代的羅馬帝國，距離承認基督教具有合法地位的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the Great，274－337年）還早了一百多年。因此安東尼瘟疫盛行時，羅馬並沒有採取任何隔離措施，當然也不會有隔離傳染源的觀念。從東方疫區撤軍的羅馬士兵，就在沒有防疫措施的情況下回到羅馬，導致疫情擴散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由於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姓安東尼）染病死亡，使這場疑似天花的瘟疫才被命名為「安東尼瘟疫」。與此同時，在歐亞大陸另一邊的東漢王朝也飽受天花所苦，即桓帝延熹四年春正月（公元161年）的「大疫」。時至今日，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雖然現代醫療衛生觀念與古代相比已有大幅進步，但日本、韓國與義大利等國還是因為警覺心不夠，導致防疫出現漏洞使疫情快速擴散。說到底，人們在面對任何傳染病時，都該隨時保持警戒心，避免步上1,800多年前羅馬帝國的後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