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在100年前僅用74天就消滅了特大疫情。（圖片來源：wikipedia）
1918年，中國曾經爆發過一次嚴重的肺鼠疫，疫情波及內蒙、山西、河北、山東、安徽、南京，死亡14600餘人。
山西的疫情源自內蒙古，是由運輸皮毛的馬車、駱駝隊，以及晉西北走「口外」商人、種田返鄉者將病菌帶回，從而波及山西北、中部，右玉、左雲、大同、天鎮、陽高、渾源、廣靈、應縣、山陰、平魯、朔縣、偏關、河曲、神池、五寨、寧武、岢嵐、代縣、五臺、祁縣等20餘縣發生疫情。
山西疫情自1月5日始於右玉，至3月19日全部肅清，蔓延達74天，2664人病亡。此次鼠疫傳染性極強，據記載，從口外歸來的感染者，出現頭痛、發熱、咳嗽等症狀後，輕者三、五日，重者不過二十四小時，即吐血而死。右玉縣南關一旅店店主，因接待口外來客住宿，全家18人相繼病死。大同沙嶺村，為了去除瘟神而搭臺唱戲，不料戲班中有人已被傳染，導致戲班二十餘人疫亡。
在二十世紀初中國還非常落後的年代，國力、省力羸弱，遇到這樣的事，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災難。一個基本沒有現代通訊手段、醫療落後的社會，對於大面積的疫情，很難有高效的辦法。
2003年「非典」爆發後，學者謝泳在《看閻錫山如何處理疫情》一文中披露，當年，督軍兼省長閻錫山和他領導的山西地方政府發揮了積極作用，官方與民間良性互動，以較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在傳統社會裏，山西有那樣高的行政效率，實屬不易。
閻錫山主要採取了以下幾條措施：
第一、絕對公開事實。當年的1月5號，閻錫山接到疫情報告，立刻通電晉北各縣，實行遮阻交通，嚴格檢查。「先後撰白話電示數條，俾官民依照清潔隔離、埋屍封室各辦法，嚴切執行。」
第二、當機立斷。根據1910年東北鼠疫的教訓和經驗，在極短的時間內作出了主防不主治的決策。疫情進入山西幾天之後，山西省防疫總局成立，由山西全省警務處處長南桂馨兼任，防疫總局在各縣設分局，疫區還設有隔離所、消毒隊、掩埋隊等機構，山西的防疫工作全面展開。
第三、開放的胸懷。當時內務部派了一個中國名字叫楊懷德的美國醫學博士來山西。閻先生立即聘為防疫總顧問，「授以醫務全權，領中外醫員以樹設施上之模範。」閻錫山還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協助防疫，英國醫士葉卓志、美國醫士萬德生、意國醫士白繼黃、基督教士魏禮模、司徒禮克等外籍人士分赴各地協助防疫或襄助醫務事宜。
第四、相信一切社會力量。閻錫山不但動用了手下的官員、軍警，還聯合紳商，由紳商協助警佐認真防範，例如五寨就由紳商來負責消毒事宜。
第五、阻斷交通。為了控制疫情傳播，閻錫山實行了嚴格的交通管制和隔離措施，在全省沿外長城、內長城、忻崞交界和石嶺關設置了四道防疫線，只留有殺虎口、雁門關等22處通道，均由軍隊把守實施檢疫，省城太原附近各縣還加派軍隊分段檢查，最終確保了省城太原和晉南、晉東南等地沒有發生疫情。鐵路方面，不僅停開前往疫區的火車，而且太原等地前往非疫區的乘客也都要接受檢查，無病方可購票上車，稍有疑似便要隔離七日。這一舉措說明山西是一個非常負責任的省份，儘可能地避免了將病毒傳染到外省非疫區。
此外，閻錫山賞罰分明，嚴厲追責，以督促各級官員全力防疫。代縣知事（知事相當於縣長）曾寳豫因防疫不力而被撤職，右玉知事因未按規定設立隔離區而被記大過。同時，閻錫山對認真防疫的偏關知事嘉獎，對如期扑滅疫情的五臺、代縣、定襄知事記大功一次。
山西的許多防疫措施也較為人性化，比如，考慮到當時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沒有對疫亡遺體強行火化，而是要求深埋處理；再比如，對於流浪貧民和乞丐都集中管理並給予食宿，以防止人員流動帶來的傳染風險。
因為有開放的胸懷、得力的措施，山西動員了全省各方面的防疫力量，控制了疫情的發展。當時國內外對此的評價是：「中外人士，乃致嘆於籌策之神。」
值得一提的是，閻錫山於1917年開始在山西推行「村治」為此次防疫工作的順利開展奠定了基礎。閻錫山的「村治」，是一場具有廣泛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的村政改革與鄉村自治運動，對山西及至全國都影響深遠，南京國民政府在1928年以「山西村治」為藍本，將鄉村自治運動推向全國。1918年疫情發生後，雖然編村制度尚未成熟，但仍然發揮了強有力的行政效力，承擔起部分防疫工作，村長、村副們憑藉他們在當地的聲望使得宣傳、消毒等各項防疫工作都能夠順利推行。
我們也看到，閻錫山處理疫情的一些舉措，在當時並非得到了所有人的理解，尤其是交通管制和隔離措施，給民眾的生活帶來了很多不便，甚至招致不少怨言。
1918年，一位名叫趙咸書的學生，在寫給張傳基的信中，一方面真實展現了「每日疫死不下百數人」、晉北籍學生開學推後一個月的嚴峻現實，同時也因為交通管制和強制隔離造成「隔留數日，始行到家」的不便而大發牢騷，甚至發出了「強權之下，確無公理」的感慨和「共和後國利民福效果如是？」的疑問。
關於趙咸書與張傳基，未能查到他們的個人資料。從趙咸書使用山西全省警務處公用信紙和信封來看，他可能並非出身於普通家庭，也正因為特殊的身份，他在公用牘右側特意加註了「閱後火化」四字。所幸，張傳基並未閱讀後即焚，為我們留下了這份反應當年疫情的第一手資料。
信件內容現照錄如下：
傳基仁弟閣下偉鑒：
前奉手書，欣聆一是，以慰懸揣。感荷實深並諗閣下旋裡，路同非人，隔留數日，始行到家，強權之下，確無公理。現在北邊各縣疫症仍未消滅靜盡，大同、神池蔓延更甚，每日疫死不下百數人，路途便利一時難望，各校定二十五日開學，省北各生展限一月，屆時恐難便行。弟擬請假返舍，迭次不准，殊難如願。聞咱處風平浪靜是幸。近日政府搖動南北戰爭，兵變驚聞，土匪迭起，種種消息，不堪詳陳，共和後國利民福效果如是？
肅此奉履，令尊大人前賀年此問近安，萱宗右蓭代致意。
趙咸書
正月十四
閻錫山的部分防疫舉措，雖然引發了一些牴觸和仇視情緒，但相比1910年造成數萬人死亡的東北鼠疫，山西的防疫工作卓有成效，在當時的社會管控能力和醫療衛生條件下，保證了疫情沒有在山西更大範圍蔓延，在74天內消滅疫情實屬難能可貴。很難相像，如果閻錫山當年封鎖消息、刻意瞞報，抓捕「造謠傳謠」者，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