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各種政治運動以人民的名義進行，是紅色恐怖的絞肉機。圖為文革批鬥會。（網絡圖片）
現在上了年紀的中國人，都經歷過很多政治運動。運動是什麼？運動就是嚴酷的政治鬥爭，你死我活，是自上而下營造的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怖，這種恐怖，幾乎沒有人可以抵擋，所有的人都像是被困在陷阱裡的困獸，唯一的本能就是自保，在極度恐懼中的自保，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在運動中，人人都不太正常，被整者如此，整人的人也如此，從前稱兄道弟者，可以反目相向，過去笑容可掬者，轉眼冷若冰霜。任何人都不能信任，任何人，哪怕你的至親好友，都可能通過告發你，掙得一點自保的本錢。夫妻、父子互相出賣都不新鮮，更何況朋友！蘇聯肅反，有專政機關，有秘密警察，中國的運動，基本上用不著這些專門機構。警察出面，往往是在運動收尾的時候，真正的秘密警察，也許就睡在你的身邊，他們不拿工資，沒有經過訓練，甚至沒有接受指令，人人自覺地賣出自己的親人朋友，還往往以為是為了一個崇高的事業。
運動就是一個劇場，一個可以活生生上演殺人、傷人、逼死人命的劇場。所有人都在劇場裡盡心盡力地演出，這一場扮演整人的，沒準下一場就變成了被人整的。劇場裡不分生旦淨丑，各種角色，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一種是百分之五的壞人，任何人都不知道那百分之五會不會落在自己頭上，為了爭取讓自己被歸在那百分之九十五裡，都得拚命地表現，只要那百分之五的角色顯露出來，就同聲討伐，越是站在邊緣上的人物，表演得就越是積極或者說激烈，背後的告密，也越是動作頻頻。
運動是個絞肉機，這個機器的動力，居然有部分來自於被絞的肉，那些被整的人。即使是被投入到機器之中，還會有一個聲音告訴你，努力表現，你可以爬出來，變成那百分之九十五。於是，背上打了紅字的人，就拚命地爬，拚命地勞作，百倍的努力，萬倍的辛勞，同時也拚命地檢舉揭發告發同類，用自己的政治覺悟和果敢的行動，向機器的操作者表明，自己其實跟被絞的肉不是一類人，原不該經受這樣的磨難。
這樣的運動之所以能夠發生，關鍵在於運動的設計和發動者，佔據了絕對的道德制高點。所有的運動，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業的名義進行的，絕大多數被整的人，也認可整人者的這種名義。
在這至高無上的名義下，無論幹的事多麼荒唐，被整者有多大的冤屈，至多敢抱怨一下具體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質，決不敢懷疑運動本身。
當年可以在國民黨軍警面前拍案而起者，不畏殺頭，不畏強暴，但進入運動場景，就只能束手就擒。只要被整，無論看上去有多大的冤屈，環顧四周，都是橫眉冷對，同仇敵愾，所有人，包括你的親戚朋友，都認為就是你有罪，群眾的聲音，印證了整人者代表人民事業的神話。極個別清醒者的呼聲和被整者的呻吟，都很快被湮沒在人民群眾被動員起來的汪洋大海裡，連個泡沫都不起。
當然，這樣的運動，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條件。全能主義的國家政權，掃蕩到了社會每一個角落，把每個人都組織到國家控制系統之中，連沒有工作的大媽都有組織管著——街道居委會，沒有戶口，糧食關係，組織關係，寸步難行，即使有錢，也得餓死。不合作，不屈服，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除非躲進荒無人煙的大山裡，做白毛女。整體物質匱乏的條件下，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使得每個城裡人，都萬分珍惜自己的城市戶口，只要有人威脅將你下放，不再管飯，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如果真的判了刑，變成人民的敵人，那麼，就等於死了一樣，即使活著，也是行屍走肉。
這是一種別樣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挾帶著道德正義的恐怖。運動中，沒有人敢不積極，不積極意味著自己興許就會挨整；運動中，也沒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麼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罷了，你的家人怎麼辦？運動從來都伴隨著一連串的株連，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惡性傳染病，沾邊就會遭殃，自己的親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趕緊跟這種人劃清界線。
弔詭的是，從歷次運動的實踐來看，那些出於各種原因，無論是公開的揭發、還是背後的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親朋好友，並沒有因他們的被動揭發或者積極揭發，私下的小報告，最終逃脫挨整的命運。
反革命的妻子揭發反革命，無論怎樣徹底，把床頭話都貢獻給了組織，還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發右派，最終也是右派，身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檢舉身邊的人，照樣不能讓自己脫罪。甚至組織有意安排的眼線，下場也並不好。但是，這樣的揭發告密，卻並不因此而減少，只要運動一來，大家就按照過去的模子走。顯然，這些人其實沒有其它的選擇，儘管一次次的熱臉貼在冷屁股上，但是只要存在一絲希望，一絲自我脫罪的希望，這些人就還會這樣做。
在運動中，不是沒有清醒者，也不是沒有品德高尚的人，這樣的人，值得我們百倍地敬仰。但是，每個人都有弱點，即使品德高尚之輩，在人民事業，國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說服的。即使每個人告密揭發別人的動機不高尚，也不純潔，純粹就是為了自保，其實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畢竟，他們攤上的是一個人類前所未有的陷阱，觸及靈魂的政治運動。
文人也是人，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的人，也是被歷次運動重點關照的人，他們中的告密者，互相撕咬者，甚至可能比普通人更多。這些人活到今天，人性已經復甦，回首往事，肯定會比普通人更加羞愧，羞愧到無法正視自己，既然無法正視，自然必須選擇逃避，忘卻，否則，怎麼可能有勇氣再活下去？我相信，這些告密者，無論在今天看來多麼無恥，但是如果沒有這些運動，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無論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其實，我們這些沒有做過同類事的人，審視一下自己，在當時的認識水平下，如果我們也給拋到那個可怕的劇場，那個絞肉機裡，我們能不能保持氣節？我只能說，我不知道。
當年活下來的曾經的告密者，都垂垂老矣，剩餘的歲月不多，當年的瘡疤，留在被害者身上，也留在了他們心上。
更嚴重的問題是，在特殊的歲月裡，這樣的告密，揭發，幾乎無處不在，幾乎所有吃國家飯的人，都會面臨對組織交代自己以及其他人問題的尷尬，如果全部追究起來，這個世界將會怎樣？柏林牆倒塌之後，類似的事情，已經在當年的東德出現過，畢竟，那是一個特殊政治場景造成的瘡疤，這個瘡疤，至少在目前，揭不得。
道理很簡單，在一個無法自由言說的時代，一個檔案不公開的時代，信息不完全，只憑著透露出來的部分檔案或者傳言，就互相揭底，根本無法有充分的討論和對真相的追究，最後只能是當年的受害者或者家人互相火拼，在個人道德上糾纏，從而忽略了對體制和運動本身的批判。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