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圖片來源：網路）
【看中國2020年1月15日訊】70年前，一場腥風血雨的浩劫降臨神州大地，無數中國人的尊嚴、自由、生命、人權被踩踏，土地的權屬被貢上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祭壇，彷彿瑪雅人和阿茲特克人需要部落活人的心臟祭奠太陽神，鮮血塗滿金字塔一樣，古老的東方神州，伴隨著地緣政治的共產主義鐵血征服，暴力集團、犬儒階層與愚民群氓合力打造的一次次政治運動，不僅讓暴力集團自我造神的人造紅太陽晒得神州赤地千里，而且在一場場殺戮狂歡和集體逼迫清洗中，布局了綿延70餘年的共產主義「黃金時代」的謊言與神話，讓血污、遊魂與真相永遠沉埋在深深的地底。
近日，由加州州立大學教授宋永毅主編的《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運動70週年歷史回顧》出版。彷彿對70年的歷史中沉埋地底的血污與屍骨，進行了一次深度挖掘和科學「考古」。70年後，在網路戲稱「厲害國」進行造神新長征的時代，在「寬衣帝」指示「兩個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時代，宋永毅的聲音很具穿透力：「重新研究和否定毛澤東的土地改革運動，還有什麼特別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答案是非常肯定的。這不僅因為70年來中共官方製造了種種關於他們的土改的「偉大成就」的政治神話，導致毛澤東土地改革的血腥真相至今還沒有被全部揭露；還因為70年前的土地改革的後果正阻滯著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健康進程；更因為而當今的中共領導人千方百計地想讓整個民族遺忘歷史的教訓，以便他們可以順順噹噹地沿著這條獨裁和極權的道路走下去。」（上冊P12.）
土改時代的先知：曠野的呼喊
要對70多年前的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革進行文化與科學意義上的「考古」，就必須先對「考古遺址」挖掘出的歷史材料、「血污與骸骨」進行科學意義上的鑑定與探索，要定義和質疑諸如「是什麼、為什麼、怎麼了、人物與劇情、時間與地點、規模與手段、工具與細節、後果與效應」等問題。
關於「土改」是什麼的問題，書中專家與學者都有迥異於中共編織70年的神話的判斷。宋永毅認為，土地改革有「三個特徵和要素：1.階級劃分的運動理論基礎；2.法外殺人的群眾暴力形式；3.劫掠私產的國家財政機制。」（上冊P12.）學者程映虹在書中橫向比較了北韓與北越的土改，認為共產國家的所謂土改，本質上是一種「國家農奴制」。他寫道，「得到土地，失去了自由，下一步就是淪為國家農奴。」（上冊P42.）書中的大部分學者都有這一共識：土改只不過是中共控制中國人民和中國財富的手段之一。
1949年，在神州晦暗如鐵、山河陸沉的血腥歲月裡，無數知識精英要麼趨附，要麼屈膝，有一人秉承古仁人志士風範，「雖萬千人吾往矣」，先是向毛澤東上書，請毛澤東「立即下令停止分地」（下冊P85.），此人最後被迫出走流亡。1951年他在香港出版《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和《我認識了共產黨》。他孤獨而警醒的聲音，70年後讀之，彷彿能感受到華夏民族在沉淪煉獄前有人在曠野中的呼喊，如同耶利米時代墮落衰敗的以色列民族即將淪亡於異族前遭到先知耶利米的泣血哀求與怒斥警告。
此人就是中國的農業專家董時進。董時進的文字，使我們得以一窺那個時代先知的洞察力和預言能力：「‘中共的意向是人人不許有土地。’‘共產黨的真正目的，並非是要耕者有其田。這不過是他們一時應用的一種策略，是在革命過渡時期用來拉攏一部分的貧農和流氓地痞的手段。他們的真實意圖是要將一切土地社會化，這即是收歸國有。將來一切人都不准擁有土地，一切土地都歸共產黨的政府，使那個政府變成獨佔全國土地的大地主。’……‘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實際上就是假改革之名行搶劫之實。’」（丁凱文《董時進VS毛澤東》，收入《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下冊P84）。對於中共頒布的《土地改革法》，董時進先生是這樣評論的：「這《土地改革法》最重要的一條即是第二條，‘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有了這一條，搶劫就合法化了。這個‘法’的產生沒有經過民主合法的手續。現代國家的通例，凡是立法必須經過人民自己或其代表的承認，然而這個《土地改革法》僅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少數幾個人便將人民大家的土地財產，不問罪名，不加審判，一起沒收了。假使這也可以算是‘法’，那末，一群強盜，向人民大眾宣布，他們的財產都要一齊交給強盜，也應該算是‘法’了。」（同上）。
土改這場浩蕩的暴力搶劫運動，雖然沒有像蒙元滿清征服與立國之初，搞出無數屠城的劇目，但卻也是赤禍綿延，殺人盈野。宋永毅指出：「如果我們把土改作為毛澤東時代第一個政治運動，把文革作為毛的最後一場政治戰役，它們的共同點即是對某一社會階層的大規模屠殺。不幸的是，這一社會階層就是中共土地改革運動的主要打擊對象——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文化大革命中有過三次震驚全國的對土改對象的大屠殺事件，其方式都是土改「法外殺人」的運動形式的延續和翻版……1967年底到1968年下半年的廣西大屠殺。據機密文件透露，至少8.9-14萬人遇難，而其中土改對象、四類分子及其子女佔了56%左右。如果我們進行一下更深入的調查和比較，還不難發現，上述三次文革中的大屠殺都不過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運動的延續和發展。例如，道縣和廣西發出殺人指令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其實不過是土改時期「人民法庭」的某種翻版。而施害者所採用的對受害者們先開「殺人現場會」鬥爭、再宣判，後用「刀殺」、「沉水」、「棍棒打死」、「活埋」、「火燒」等方法處死，完全是土改虐殺地主的全套流程。至於那些野蠻的私刑，也和土改中法外殺人的暴力一脈相承。值得注意的還有：劊子手在殺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後，還常常公開引用他們集體無意識裡深深積澱的「土改經驗」。例如，加害之前，凶手們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財」——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土改時埋藏的「光洋」。並欺騙他們：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錢來，便可以買下你的命。而在殺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後，凶手們一定不會忘了土改的傳統——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財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裡的青年女性。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之處，那就是暴徒們再也無法從受害者那裡分得土地。」（上冊P15-P16.）
宋永毅根據中共的官方材料，統計出：「自土地改革以來的24年裡，中國的地主階級共有1808.3萬人死亡。他們或是在土改後的各種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貧病交迫的政治歧視中漠然逝世。作為一個有兩千多萬人之眾的中國富裕農民的「階級」，被中共從肉體上殘忍地消滅了。」（上冊P18.）
僅僅土改的幾年時間的暴力死亡人數，應該遠超歷代征服屠城的人數；如果把暴力土改、大飢荒、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屠殺等受難的人數累積相加，則是古今哪個暴力王朝和政權都望塵莫及的。
殺戮狂歡：神州處處是刑場
今天當我們追溯1950年代時，絕對想像不出那個時代由毛氏「總導演兼總策劃」、億萬中國人出演龍套、配角、道具、炮灰的暴力大片是如何血腥、荒誕、殘忍、不倫與野蠻。清代著名詩人徐述夔曾寫下：「江北早已無淨土，乾坤何處可為家？」我覺得套用於1950年代的中國，也無比貼切。不僅是「神州何處可為家」，而且是「神州處處是刑場」。
學者譚松在《土改運動中的殺人和酷刑特性》說，「中共土改運動中的大屠殺，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把殺人現場佈置得轟轟烈烈，熱鬧非凡。首先廣泛動員，儘可能四面八方的人都前來觀看......其次是組織文娛活動，如打腰鼓、扭秧歌、演唱......還有就是組織啦啦隊，像觀看體育比賽一樣，把殺人現場搞得熱火朝天。」（下冊P224.）
譚松敘述目擊者講的故事：「1952年的3月2號，秀山槍斃了一個名叫楊卓之的名人。我親自到現場觀看。楊卓之跪在地上，一槍打了。打了之後，我看到楊卓之的腳還在一抽一抽的。這時上去了三個人。一個手提一把菜刀，另一個拿了一個小鍋和一個菜板.......」(下冊P242-243.)簡言之，就是在刑場十多米處，燒起火架起鍋子，爆炒楊卓之的心臟。
至於暴力土改的殘暴下流，對婦女兒童的摧殘，那就更不在話下。譚松列出了當時一些對婦女的酷刑，可堪與與唐代酷吏來俊臣的《羅致經》中的十大酷刑一拼，都可以載入史冊。其酷刑手段有：「釣美人魚」，「吊秤砣」，「燒飛機洞」，「包谷球球」，「褲襠裡放動物」，「用鐵條（或竹條、木棍）插入下身」，「看風景」，「摸洋錢」。（下冊P250-254.）這些酷刑，我不必複述，僅從名稱，就可窺見端倪。
南方的土改既殘暴下流如斯，北方就更加沒有淨土。學者智效民的《晉綏邊區暴力土改的背景與真相》不僅記錄裡「各種酷刑觸目驚心」和「分房分地分老婆」（上冊P255-259.），而且更記錄了土改對中國傳統人倫的毀滅性示範作用。在蔡家崖「鬥牛大會」上，共產黨的幹部牛蔭冠目擊他的地主鄉紳父親牛友蘭遭遇人生滑鐵盧。「61歲的牛友蘭被反綁雙手，與很多地主富農跪在主席台上。鬥爭進入高潮後，有兩個人按住他的頭，將一根鐵絲穿進他的鼻孔，並強迫坐在主席台上的牛蔭冠下來牽上‘老牛’遊街示眾。牛蔭冠下來後，據說牛友蘭不堪這種傷天害理的污辱，用力把頭一甩，鼻翼下面的脆骨被拉斷，頓時血流滿面......沒過幾天，牛友蘭便慘死在關押他的窯洞裡面。」（智效民，下冊P251-252.）
另一個滅絕人倫的故事是這樣的：「劉像坤被打死後，正好他的兒子劉武雄因為被開除公職從蔡家崖回來。劉武雄回來後就碰上批鬥大會，就直奔會場，上臺講了一番話，‘大意是他受他惡霸老子的連累，現在決心要和劉像坤劃清界限。’隨後，他‘跳下臺來，從民兵手裡接過一把刺刀，衝他老子屍體胸口上捅了兩刀。’」（智效民，下冊P254.）
這些故事現在大多沉埋在地底，不會在中國主流媒體與出版物上出現。骸骨深埋地底，鮮血澆肥沃土，記憶遺忘風塵，洗腦常洗常新，這種普大喜奔的局面，最有利於謀殺者、劫掠者以及他們的繼承者與後裔。因為他們屁股底下的贓物已經洗白並且合法化。集體謀殺與集體劫掠的主嫌，現在肉身已經刷金鍍彩，被無數群氓愚民吹吹打打供奉進靈堂和廟宇。他們的血緣孫子們和精神孫子們在夢裡都為他們的暴富和崛起笑開了花。
反觀1950年代左右的中國農民，則是另一幅卑微淒涼的劇目，可憐可嘆可憎的劇目。中國農民在土地－－這一散發著魔力的「魔戒」前面，無法抵抗它的試探和引誘，一個個淪為謀殺犯和搶劫犯的幫凶，如同被裹挾的半獸人、強獸人的部隊。幾年之後，集體謀殺與搶劫得來的土地，再被暴力集團以堂皇的藉口掠奪走。中國農民全體淪為農奴，繼而在大飢荒年代成批餓死，這是對他們的手上也沾著受害者的血的天譴與報應。這一宏大的暴力搶劫史詩的主謀者、執行者、參與者、脅從者、旁觀者、沉默者，絕大多數都得到了他們該得到的報應。權力絞肉機使今日的謀殺者、施害者很快在明日變為被謀殺者與受害者，底層群氓如是，頂層如劉少奇、林彪者也最終被權力絞肉機絞碎。即使「總導演、總策劃」毛澤東氏，也難免被浸泡福爾馬林溶液中，陳屍「臘肉堂」，其屍骨未寒之際，遺孀江青即被捕，終至懸樑。
但那些在土改暴力年代斷命亡身的婦孺，她們又招惹了何人？若非這個民族的愚昧、原罪與癲狂，她們何至於遭受如此血腥與恐怖報應？如果有地獄，有陰間，她們的遊魂在鬼門關、奈何橋等地點與毛劉林周朱等人相遇，是不是也像話本小說中被謀殺的人物，在黑暗中厲聲高叫：「還我命來！還我父兄的頭顱與土地來！」
「暴力必以謊言為繼」，謊言必為暴力先導
俄國文豪、諾獎得主索忍尼辛曾有名言說：「暴力必以謊言為繼」，在我看來，謊言也必為暴力先導。因而，研究土改暴力前後的謊言，也應該是真正的歷史學家們不應忽略的功課。
暴力土改既是新政權殺人立威的手段，也是劫掠民財的手段，通過腥風血雨式的清洗，完成通向極權國家之路。我們只要看看這場土改30年的結局，中共在其82「憲法」中，明確地寫進「全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城市土地國有」的詞句，雖然中國農民早在50年代合作化運動中已經喪失了土地，但這時腆顏將劫掠結局寫進其「憲法」中依然頗具喜劇效果，因為把這一條與50年代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白紙黑字寫下的「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現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對照看，就知道他們給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完美土地騙局與劫掠以「憲法」的形式背書，如同給一具具躺著這些愚昧無知、淒然無力的農奴們的早已冰涼和發臭的屍體的棺材釘下了最後一根斷魂釘。本書所收裴毅然《蘇區‘土地革命’實況實質》和譚松《從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財政》等論文，基本梳理出了暴力集團百年來不變的土地劫掠史綱，為後來的研究者鋪設了路基。
然而對於50年代的完美土地騙局，宋永毅在批陳史料之後，揭示了騙局製作者們早已經機謀秘設、等愚民上鉤的真相。宋永毅寫道：「但‘實現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神話，已經被史實證明是歷史笑柄了。因為在全國土改還如火如荼地進行中的1952年，毛澤東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了《中共中央轉發東北局關於推行農業合作化的決議（草案）》（1952年5月10日）。文中明確指出：「中央同意東北局關於推行農業合作化的決議草案。並將此決議草案發給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參考仿行。」換句話說，在地主們的土地剛剛開始分配、即「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還沒有被消滅之際，中共已經在策劃把要取代它的「農民土地所有制」也一併消滅，而以國家的集體化來沒收所有農民的土地來。因而，有關「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承諾，完全是中共和毛澤東對中國農民的一場言不由衷的欺騙。」（上冊P376-377.）
迷醉外來馬列邪教乃至走火入魔的毛氏及其同謀們當然不會承認這是史上一場最成功的完美騙局與劫掠。早在國共內戰快到尾聲、百萬生靈已經塗炭、共軍揮師渡過長江之際，毛氏就如同叢林部族的酋長，拿著死人的頭骨在火堆邊慶祝勝利、唱歌跳土風舞一般，附庸風雅地賦詩：「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蟠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即使在餓殍遍地、農奴們面有菜色、人相食的歲月，毛氏的土風民謠依然靠著權力的力量播弄被其征服的全境：「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學者高王凌稱：「中國的土地改革不僅是‘改朝換代’，而且是‘改天換地’，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上‘鬥爭土改’的道路。」（上冊P29）我以為，是否可以更進一步地判斷說，豈止是改天換地，簡直就是偷天盜地，甚至是毀天滅地。當文明淪陷，野蠻癲狂，最後淪落到霧霾漫天，污染遍地的時候，這種毀天滅地的「神功」也是天下獨步，連他們的祖師爺馬恩列斯，在墳墓裡復起，也得驚詫他們的徒孫、中國紅朝的毛太祖果然手段了得。奇幻文學大師托爾金《魔戒》三部曲中的黑暗魔君索倫以及白袍巫師薩魯曼，挾戒靈、惡龍、獸人大軍，都無法撼動中土，征服洛瀚國和剛多國。他們若見到毛太祖輕輕揮舞共產主義的魔棒，驅動億萬中國人癲狂奔命，千千萬中國知識份子隨歌匍匐起舞，萬萬千中國農民欣然奔赴土改的懸崖撲通撲通跳下的熱烈場面，一定會將毛氏驚為魔界中古往今來第一人，拜倒在萬里塵埃之中，將凝聚了世人貪慾與恐懼的魔戒，乖乖向毛太祖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