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醫生梅藤更查房時與中國小患者行禮。
這張照片最近在網路流傳，蘇格蘭醫生梅藤更（David Duncan Main）查房時與中國小患者行禮，這一老一小，一醫一患的相敬相親，在今天的背景下，讓很多人感慨。不過，作為一個西方醫生，1881年來到中國時，梅藤更要面對的醫患衝突，其實遠大於今天。
一個女人喝毒藥自殺，送來醫院搶救，丈夫緊張地問，「我能不能帶走她的遺體？」因為傳言梅藤更用的藥是取病人的內臟製成。
可見當時民間對西醫的疑懼。
1881年，26歲的梅藤更被英國基督教聖公會派往中國時，鴉片戰爭剛結束二十年，醫療傳教的自由隨戰後條約進入中國，國人在心理上本能抗拒，加上此時杭州還是一個「城門上懸掛著人頭」的中世紀城市。人們對外科手術，人體構造都不熟悉，民間對教會醫院有種種傳言「教會醫師以媚藥淫褻婦女，醫院被懷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藥」，西醫解剖屍體或製作人體標本，被認為動機邪惡，信徒臨終聖事，被認為教士挖死人眼睛「以為煉銀之藥」。
知識份子中也有此說，魏源的《海國圖志》內，有關於洋教用藥迷人信教、挖華人眼睛製藥的內容。
梅藤更來中國前後二十年間，能在官方文獻中查到的教案有200起以上，醫療領域往往是衝突引爆點，因為死亡最容易激起受害想像和集體情緒。1870年天津教案，1868年揚州教案，華洋雙方死傷慘重，起因都是疫病流行，育嬰堂中幾十名孤兒患病而死，民間傳言懷疑外國人綁架孩童，「剖取幼孩腦髓眼珠」作為藥材之用，甚至「烹而食之」。
梅藤更放棄船行的工作從醫，是想幫助「被迷信束縛和病痛折磨的人，使人徹底遠離巫術和符咒」，但他的職業恰被看作有邪惡巫術的食人番，這種形象激起原始的恐懼與憤恨。即使官方調查出傳言不實，公開澄清也無濟於事。在天津教案中曾國藩查證，民眾認為裝滿嬰兒眼珠的兩個瓶子，打開看是醃製的洋蔥。但他無法說服激憤的民眾，被斥為「賣國賊」，士人砸掉了湖湘會館中他的匾額，幾乎最具盛名的官員公信力被毀。而法、英、美、俄等七國聯合抗議，出動兵艦催壓，中國政府最終對國民執以死刑，付出昂貴賠償平息這場衝突。
梅藤更來到杭州時，這隱隱的刀兵交激之氣仍在，滿人旗營駐紮杭州，他從旗營牆下經過，士兵向下扔石頭，以示驅逐。
他的從醫生涯在鮮明的敵意裡開始。
2
照片上這個男孩，直到四五歲，從沒像別的孩子那樣笑過。
梅醫生每次去巡查，都會去找這個陰鬱的小人兒，教給他有趣的話，或者把他抱起來舉到空中玩。一年冬天，這胖娃娃穿著厚棉襖，著實像個矮腳雞，醫生就模仿大公雞，把腰先彎下去，慢慢直起來，身子往後仰學雞叫「doodledoooooooooooo」
小孩子跟著學「toto－oooooo—」，第一次發出普通孩子的笑聲。
這張照片上，這個孩子已經長大成人，「因為對醫生的愛」，到這所醫院藥房的化學部工作。他與醫生合影，叉腳端手坐著，帶點憨憨的不好意思抿著嘴，梅醫生站在背後詼諧開他玩笑，可見兩人十幾年來的親厚。
蘇格蘭醫生梅藤更與長大了的中國小患者。
當年見過梅藤更的人，說這面團團的外國人十分可親，按宗教習慣叫病人「兄弟」或「姐妹」，「路上遇見不管這人他認不認識，都會先上前鞠躬，如果對方看上去年紀比較大，他還會拱手作揖，用他那蹩腳的中文說「你福氣好。」梅藤更曾說中國窮人不快樂，有知識的階層又要有威嚴，很少有輕鬆的時刻。「一旦人們歡笑的時候，一切敵意都化解了。」
初來杭州時，梅藤更的醫院簡陋之極，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藥房，沒有手術室，梅藤更和新婚妻子不會說漢語，醫院只有舊屋四間，冬天房子裡沒有炭盆，冷風流竄。是一位曾生產鴉片的印度商人良心責備之下，捐三千英磅給聖公會租來的房屋，免費收治病患，並不以入教作為治療前提。中戶之上不信任梅藤更，只有窮苦無告，走投無路者，和身染重疾，生命垂危的人才肯來。
杭州當時還沒有公共衛生系統可言，街上的糞池不加蓋，路上隨處可見屎溺，乞討的人，殘疾的人躺臥在髒污中，河中舟輯往來加上陰溝污水，連年疫病流行。來看病的人沒有洗澡條件，衣衫破爛，傷口潰爛膿腫，甚至有人把死者抬來，姑且一試。
碰到酷暑，氣味可想而知。
醫院門口排隊的人是世界上最悲慘的隊伍，但梅藤更常常不用什麼語言，就讓病人哈哈大笑。
有次他無意中碰到一個病人的膝蓋，就倒地做出非常誇張的表情。病人們立刻跑過去幫他。看到他們這麼大驚小怪，梅醫師繼續裝著很痛苦地呻吟。一位老太太給他摸胸口，一兩個人給他扇扇子，另外一個人抱著他的腳，第五個人靠著他的背，第六個人搭他的脈搏，第七個人跑去找梅夫人，其他人圍成一圈。
梅夫人過來看到丈夫眼睛裡的狡黠，立即明白沒什麼大礙，只是在享受他給大家製造的樂趣，她對在場的人表示感謝，就走開忙別的去了。
梅藤更說，「生活裡的樂趣和歡笑，比藥更能讓生病的人覺得活著之振奮。」
美國人鮑金美，幼年在杭州生活，因為淘氣亂吃，常常要喝梅醫生開的蓖麻油通便，隔了幾十年，她小女孩時的疑惑還沒有解開，「雖然每次見到他我都得喝很多的蓖麻油，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知道的所有的小孩子都敬慕梅醫生。」
在她童年的心上，兩卷白鬍子的梅醫生是一個「穿便裝的聖誕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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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醫療行業沒有標準，良莠不齊。某天早晨，梅醫生的廚師消失了，下午他穿著馬褂來辭別，說當中醫的祖父過世了，父親要他回去繼承衣缽，出診看病。梅藤更極為意外，問「你知道怎麼看病嗎？」廚師說：「沒事，我爺爺也是這麼繼承他爺爺的，再說，我這兩年跟您學了不少」，梅醫生愣在那兒，「你在這兒只學了怎麼烤薄餅……」。
他找來一位中國助理，一位女性病人腿部潰爛露出骨頭，需要移植皮膚，再三勸說，病人只同意從胳膊上取一小塊皮膚。梅醫生找助理來工作，找不到，助理害怕要她捐出皮膚，逃走了。醫生夫人找到她，承諾先捐出皮膚作示範，助理旁觀後顫抖著伸出了胳膊。但還是不夠，梅醫生訓練妻子從自己胳膊上取下皮膚，再教給她如何移植給病人。
病人驚人地缺乏現代醫學常識，英國傳記作者記下某天查房時梅藤更看到的：「一個叫『小貓』的手術病人拆開自己繃帶，正看看傷口長得怎麼樣，剛做完腿骨手術的病人，覺得夾板不舒服，把它拆了。而一個叫『萬代』的老病人來醫院前可能好久沒有吃飽，看上去餓極了，竟然在吃他的石膏。」
梅醫生挨個安撫處理。
1883年，寫給教會的信中，他說這一年看了3019個病人，259人住院，但醫院太小，戒菸所只有16張病床。他需要去50萬人口城市的郊區救濟病人，杭州當時交通工具是轎子，梅藤更不適應別人抬自己，設計了杭州第一輛西式鋼圈馬車，看上去是一隻小驢車只容一人乘坐，須親自駕駛。
有次病床已滿，他要求一個病人回去臥床，對方說沒法躺下睡覺「我住在別人家廚房裡，油煙嗆得我直咳嗽，你能不能讓我住院？」梅醫生無法可想，給了他藥，叮囑每天三次，兩天吃完。回去後患者認為藥喝得越多越好，擅自把六份藥一次全喝了，醫生被叫去出診時，這個人已經處於瀕死狀態。這無可依靠的人，醫院告別前曾問過梅藤更一句話：「醫生，你是不是不管我了？」
這件事後，梅藤更決心用餘生之力建一個大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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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很困難，很久後他才收到聖公會的回覆，又過了很久，才有時間拆開堆積如山的舊信，看到信中夾著的1700英磅支票，一夜沒睡，開始設計醫院。
廣濟醫院在1884年建成，大門口棚架懸吊著紫藤花簇，左側是大草坪，右側玫瑰花壇，醫院有了候診，門診，手術室，藥房，辦公樓等分類。
但這還不是梅藤更理想中的醫院。他不斷地募捐擴建，一筆重要的捐款來睚麥克萊爵士，他兒子在一戰中犧牲，生前想成為一個醫療傳教士，為了滿足兒子遺願，父親捐贈了一萬英磅。
用這些錢，醫院裝備了杭州最早的發電機、自來水塔，電燈和第一輛汽車，旅行中國的英國作家伊莎貝拉。伯德寫下她的觀察——「它們在照明、通風、衛生施設、分科與組織方面較之我們的最好醫院也毫不遜色。」她印象極深的是醫院用著名的寧波清漆塗刷，「那是真正的漆，它緩慢凝固形成一個非常堅硬的表面，反光性好，能耐受每週的煤油擦拭，大大有助於衛生。牆、地板和寢具的清潔是這樣好，一塵不染，無可挑剔！」
廣濟醫院有了自己的藥房，自製針用葡萄糖、X線硫酸鋇、百日咳藥水，奎寧針等等。藥房提供煉乳，肉汁和肥皂，這些用品很快在市面店舖盛行，進入市民日常生活。
一個醫院推動杭州城市現代化開始，梁啟超在《時務報》上撰文，認為醫學變革能撬動國民的整體生活「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多寡之率，而講衣服寒熱之準，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養老，而講免疫，而講割扎。……學堂通課，皆兼衛生，舉國婦人，悉行體操；國之勃然，蓋有由也。」
醫院開始吸引中上階層的患者，療效是最直接的說服力，梅藤更醫治好杭州的八旗都督後，敵對的氣氛消失了，大小官吏都來就診。此時洋務運動中興，朝中重臣榮祿，李鴻章，曾紀澤，沈桂芬都與西醫私誼親厚，倫敦會傳教醫師科克倫曾深入宮閨替慈禧治病得到信任，1904年，籌建北京協和醫學堂時，慈禧提供萬兩白銀襄助。實用主義的思想之下，西醫甚至進入中國的政治與軍事體制，梅藤更被委任杭州海關外科醫師，承擔檢疫工作。查爾斯･衛理在中法戰爭中被清政府聘為軍醫。達斯維特在甲午戰爭中救治傷員，得到光緒帝賜的雙龍寳星。
廣濟醫院設立收費病房，從富有階層中得到收益貼補窮困人群的治療。國內捐贈開始多起來，袁世凱，孫傳芳都在名單之列。一位捐款的鄉紳對梅藤更說「我見過富人幫助窮人，但我沒見過一個人離開國家去幫助別的國家的人，我在這兒躺著，看你對窮人富人都是一個樣子。」
伊莎貝拉說，此時英國人對梅藤更在中國的耗費已經「嘖有煩言」，但梅藤更一念不息。某天他醫治完一個「生平所見最可怕」的麻瘋晚期患者，到花園呼吸新鮮空氣，正是初夏，玫瑰、百合、檸檬、橙、紫藤和紫丁香正開，兩種氣息的對比給他很深刺激，麻風病極為酷毒，最痛苦是被隔離於家庭和社會之外。他自知這種病無法根除，但應「能減輕他們的痛苦」。
梅藤更與圓通寺方丈交好，購買寺廟土地，在西湖之上，保俶塔之側建起麻瘋病院，只收掛號費就可接受免費治療。但有市民認為這是冒犯，麻瘋病院擋住陽光，陰影投射在寳塔上，影響城市的好運和繁榮，散佈病毒。當地士人與佛教徒也都不快—－「佛教之地，豈能供手讓給耶穌？」以土地糾紛之名提起訴訟，梅藤更不得不交出契約，由政府購回。
梅藤更將病人遷往松木場分院，郁達夫為寫小說曾專門去那裡小住，描述他的印象：「高低連綿的山崗。醫院紅色灰色的建築，映著了滿山的淡雪和半透明的天空，早晨一睜開眼，東窗外有嫩紅潔靜的陽光在那裡候他，鈴兒一按，看護他的下男就會進來替他倒水起茶，澄清的空氣裡，會有丁丁篤篤的石斧之聲傳來，寂靜的長空，寂靜的日腳，連自己的呼吸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護士量熱度，換藥，談一陣閑天，扶杖走出病室，慢慢的守著那銅盤似的紅日的西沉。」
一些麻瘋病人到可出院時也沒離開，將這裡視為歸屬，直至離開人世。
有位女性臨終前叫來梅醫生，對他訴說「我年青的時候他們叫我美女，因為我長得好看，現在我臉丟盡了，身子也臭了。」
病人的聲音很小，很弱。醫生沒說話，只是坐近在床前聽著。
這一段沉默飽含無奈，也充滿理解，這是醫者的信念——有時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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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廣濟醫院眼科門診患者候診時的情形。（以上皆為網絡圖片）
一百多年後，王建安當了這家醫院的院長，與員工座談中談到這張照片，「這反映的是1946年我們眼科門診患者候診時的情形。病人很多，但井然有序，雖然一個個身著粗布衣，但都有地方坐。每個診室的門都是緊閉的，其他病人在門口耐心地等候，沒有不由分說衝進去。醫生也是襯衫加領帶，頭髮梳得一絲不苟，白大衣筆挺整潔。一張普通的照片，卻能說明很多問題。」
王院長這幾句感慨折射出當下現實的苦澀。
不過，羅馬並非一日建成，1898年伊莎貝拉在廣濟醫院看到的病人是「有些人來醫院是出於魯莽，有些是希望弄到藥品去賣，有些是出於好奇，來看「鬼子醫生」怎樣工作，有些是來偷竊租給住院病人的衣服，還有些為了好玩，假裝患有各種疾病。」但她說到了門診，人群排列得像「一支軍隊」。負責維持紀律的人「恪盡職守，極為聰明。」
要約束病人幾十年形成的不良習慣，付出的心力幾乎是像對待幼童，醫院規定，病人不能坐在病房窗台上，不能在病房裡亂晾衣服，痰要吐在痰盂裡，病人間不要打架……
醫院是衛生之地，儀表即是垂範，梅藤更要求醫者作出表率，在醫院裡不能大聲說話，有交流需一旁輕聲私談，見面不能冷漠不語，須相互問候。行走不穿硬底鞋，避免發出聲音。衣冠容顏在他看來是一個人對職業的尊重，實習護士也須是藍衫白裙小方帽白皮鞋白襪子，再戴上白色的假領子和假袖口。衣服由洗衣工人統一收集，清洗、烘乾、熨燙整齊，髒皮鞋清洗後上好鞋油，每週一送還至宿舍門口。
廣濟護校的學生傅梅生回憶說倫理學貫穿護校始終，要求「患者將自己的生命交到你的手中，你就必須全心地給他仁愛，一絲不苟地對他負責，不論是他吃進去，吐出來，還是拉出來的，你都必須仔細觀察，從頭負責到腳。」
全院一共約有110餘個床位，正式護士只有20多人，醫院沒有家屬陪伴，也沒有護工。護士是病人唯一的照顧者。從打針發藥，到吃喝拉撒洗頭洗澡，極為繁重。但護理部對護士的要求細微，其中一條是寒冬為患者使用便盆，須先用熱水燙過，免得患者感覺冰冷。
為了這一點暖意，可以想像多出多少人工，多少心力，尤其寒冬凌晨，人人瑟縮之時。
梅藤更的傳記裡也寫到這一點，「最初的時候，護士沒有那麼大耐力的，會很難遵守醫院的制度和要求，如果病人要求她們，她們可能會毫不在乎地漠視。她們的好脾氣和承受力被嚴重地榨乾了。如果犯了可能傷害到病人康復的錯誤，當著病人的面批評，她們會因為丟臉而生氣。」
但紀律往往要通過嚴苛的要求才能內化成行為慣性。梅生回憶：「總護士長是一位英國人，她常常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突然出現在病房裡，悄無聲息地站在夜班護士旁邊，檢查操作是否規範是否到位。我們常膽戰心驚，每次上夜班，神經都繃得緊緊的，不管多忙也都不會偷懶，生怕自己不經意的疏忽落到那雙碧綠而嚴厲的法眼。」
她所在的班三十餘人，多數中途退學回家或改入他校。到了第三年，班裡只剩下四人。她是留下之一，說就在這別出心裁的耳提面命下，學會了做到「人在，人不在，一個樣」，從此幾十年的工作，「慎獨」成了她最基本的原則和底線。
回憶起青春時代，看似勞苦，她內心卻相當寬展「病人也對護士回報以毫無保留的信任和尊敬。當時工作雖然繁忙，但大家彼此坦誠，心思一致，並不覺得特別辛苦。」
今天的人，不論醫生還是患者，看到「毫無保留的信任與尊敬」這幾個字，心裡會難免一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