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西南聯大出了兩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無數學者大師。（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中國產生現代大學已經100多年了。清末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出現了第一批新式學堂，新政中廢除科舉，建立現代學制，中國興辦了更多的大學。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大學精神發生過怎樣的變化？也是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
這一個世紀，前一部分民國，到1949年為止。前一部分，又可分為兩小段，北洋時期是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草創期，大學精神的形成期，大學數量不多，規模不大，但起點很高。當時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會三足鼎立。把中國大學帶到高起點上第一個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間不到三年，但一直影響到今天。他主張的兼容並包，網羅百家，大學獨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到現在還是我們的願景。他對大學的定位是：「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
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今天也不過時。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他不但網羅了陳獨秀、胡適這樣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也網羅了辜鴻銘這樣的文化保守主義的高人。梁漱溟沒有大學學歷，只有中學學歷，但他發表了一篇論文《究元決疑論》顯示了學術水平，蔡校長就請北大教印度哲學。
蔡先生為什麼能夠站得高，成為開中國大學風氣之先的人物？他有四個條件，第一，他是清末進士，是深通傳統文化的學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勛，光復會創始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第三，他是先當教育總長，後當北大校長。第四，他留學德國法國。留學德國很重要。當時世界高等教育最先進的不是美國，而是德國。19世紀，德國不但產生洪堡這樣偉大的教育家，同時也出現威廉三世這樣的君主，他提出了這樣的理念：「大學是科學工作者無所不包的廣闊天地，科學無禁區，科學無權威，科學自由。」帝政時代的德國給大學充分的財政經費，保證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絕不干預大學的自我管理和學術自由。
直到希特勒上臺以前，德國的大學水平是最高的，諾貝爾獲獎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臺以後，迫害猶太人，猶太知識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個國家，美國的民間社會很發達，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國給他們提供了大顯身手的天地，使他們有機會成為原子彈之父、氫彈之父、電子計算機之父，把美國的大學推上了世界領先水平，從而保持國家的領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說，德國模式是國興科教，美國模式是科教興國。
北洋時期是武夫當國，領導人像走馬燈一樣，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穩定，民生無保障。但主政者對教育、對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預。蔡元培怎麼辦學，不需要請示誰。
1926年北京發生的三一八慘案，政府衛隊打死了請願的學生，段祺瑞還是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凶手，從此終生食素，表示懺悔。
1928年以後，進入國民黨統治時代。蔣介石比北洋軍閥強勢，他主張以黨治國，國民黨政府主張黨化教育。但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對大學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學開設黨義課，講三民主義，大學並不認真對待。當時大學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大學的校長、教授在政府面前，沒有失去尊嚴，放棄獨立。
蔣介石派羅家倫當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留學歸來，比較強勢，要在學校實行軍訓，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後來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是教育家，他對大學有一個著名的概括，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非大樓之謂也。他尊重教授。清華大學他主政時間最長，成就最高。
西南聯大時期，馮友蘭曾代表西南聯大校方致教育部陳立夫部長一封信，很能說明當時大學和政府的關係：
「敬悉部中對於大學應設課程及考核學生成績方法均有詳細規定、其各課程亦須呈部核示。部中重視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厭其詳，但准此以往則大學將直等於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竊有未喻。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
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如牛津、劍橋即在同一大學之中，其各學院之內容亦大不相同，彼豈不能令其整齊劃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對於各大學束縛馳驟，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教部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以為賞罰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律以孫中山先生權、能分立之說，則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設施，將使權能不分，責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師嚴而後道尊，亦可謂道尊而後師嚴。
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之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之一科員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學生尤啟輕視教授之念，於部中提倡導師制之意適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員司多為昨日之教授，在學校則一籌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則忽然周智於萬物，人非至聖，何能如此。
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國公私立大學之程度不齊，教部訓令或系專為比較落後之大學而發，欲為之樹一標準，以便策其上進，別有苦心，亦可共諒，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請將本校作為第某號等訓令之例外。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縱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
馮友蘭的信寫得比較委婉，但獨立精神還是躍然紙上。
從1928年到1949年，雖然中國經常處於戰爭狀態，大學的教學環境經常受到衝擊，甚至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教授的待遇也沒有保障。但這一時期大學的精神是獨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學的學術水平是很高的，出現了一代真正的學術宗師，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人文科學，奠基人差不多都產生於民國時代。
民國時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國立大學，還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南開校長張伯苓，燕京校長司徒雷登，都是當之無愧的教育家。民國時代的大學精神至今令人嚮往。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