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理工大學被港警圍城時，袁天佑牧師的太太——傳道人袁陳錦美也身處其中，陪伴和協助留守者離開。(圖片來源 : 李晴/看中國攝影圖)
【看中國2019年12月22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晴採訪報道)11.11清晨三聲槍響，18歲少年中彈倒地，之後引發「中大保衛戰」，接著又是「理大圍城」。作育英才的高等學府無疑在今次的「反送中」運動中，成為警方攻擊的目標。而在理大圍城的13天（11.17-11.29）中，袁天佑牧師的太太——傳道人袁陳錦美有9天都身處其中，陪伴和協助留守者離開。而當理大事件落幕後，她的回答是「不安樂的安樂」。
緊張入城 形如戒嚴
理大圍城的第二天夜晚，記者在理大門外撞到袁師母，跟隨袁天佑牧師及曾俊華前特助羅永聰，三人行色匆匆地趕至校園。記者當時只跟袁牧師打個招呼，簡單瞭解一下情況，無暇同袁師母攀談。直到事件平息後，記者再次見到袁師母，明顯感到她的神情已經鬆弛下來，沒有了那晚的緊張和嚴肅。
「當時我帶了一隻最細的屈臣氏蒸餾水，已經飲了1/3，剩下2/3，警察不給我帶入去，後邊的人亦有帶麵包的，警察也不給帶進去，一個麵包都不給帶。」沒有任何食物和水可以帶入校園，袁師母唯有入去後在地上撿沒有開過的樽裝水來飲，或者到飯堂找熱水煲煲水飲。
入去的頭一兩日，大家還會煮飯吃，找到什麼吃什麼。那時，她每日下午兩三點鐘入去，在裏面呆差不多八個鐘，夜晚12點左右出來，再在尖東找地方醫肚。
她去的目的是勸說人離開，而當每一日都有人離開時，袁師母的感受是，「事實上，我覺得剩下的小朋友有些淒涼，同時好需要人的關懷。我不一定就一個目標，叫他們循著警察的登記然後離開。我覺得應該隨著他們的意願。但是關心最重要，還有，就是別剩下他們。」
大家有什麼需要商量的，她陪伴他們一起商量。「甚至如果他們要煮飯吃，我都可以煮飯給他們吃的，我煮過了，他們都很欣賞的，亦都肯吃。但是越來越少人食了，所以不煮飯了，變做大家聊天。」
難忘17歲少年 想離開又想堅持
當昔日淨土學府變成硝煙彌漫戰場，理大九日陪伴，成為袁師母人生中難忘的一段日子。「因為見到人的恐懼，見到人的誠實和謊言，又見到小朋友和一些成年人無準備地被禁錮。」
她相信，很多人都預備星期日（11.17）晚離開，但是過了星期日晚就變做無主權可以自己離開，一定要循著警方的方式離開，很多人都不肯亦不贊成。
袁師母在入面見到警民衝突的點在哪裡。警方要每一個人都登記後才離開，或者事情本身很簡單，又不是人人犯法。但事實上，哪怕在廚房洗碗的婆婆，都不願意把自己的名字交給警察。「原因是不信任警察，因為他們覺得一旦警察獲取其個人資料，不知他們下一步會對（這些無辜的）市民做些什麼。好多人心裡已經確定警察會知法犯法。」所以，對于袁師母來說，「說服人相信警方不會傷害你，你登記姓名就可以離開。」本來很簡單的一句話，卻變得很難成立事實。所以，她要勸服很多人。
「最難忘的是我見到一個17歲的年輕人，他好想離開但又不離開，他有兩個原因不離開。一個原因是不信任警察，另一個原因是他很想表達他留在理大是一種他自己應該享有的權利，不應該被控制或者被警方令到他不自主地要離開那個地方。」
「為什麼我難忘呢？因為我見到他想離開，但他又想堅持這兩件事。所以，他留下，他的面容上有恐慌，他自己都主動告訴我，我知道家人掛住我」。袁師母為此感到難過，「為什麼要一個17歲的少年人受這樣的對待呢？無故被禁錮，並有一種莫須有的恐懼令他在那的幾個晚上？」
年輕人跟她分享自己的感受，「晚晚睡覺都恐懼，因此很難睡覺。恐懼有警察忽然間衝入來。累，也只是合一下眼卻不敢睡。」期間，亦有人想用自己的方法離開，於是，更加不會睡。
人道災難下 善的力量
理大13日圍城所製造的人道災難，讓袁師母真實看到民眾對警方的不信任，以及留守者對自己權益的維護和堅持。原本，他們是理大人，在理大是天經地義，但當離開時需向警方上交個人資料時，卻變得非常之艱難。
他們堅持認為，其一，警方得到他們的資料，未必經合法處理，可能會誣告她們。其二，他們不承認自己有「暴動」，因為其中很多人並不是在激烈的對抗當中的人，所以他們更加不肯承認自己是暴動份子。其三，他覺得他自己是有自由出入理工大學的。
袁師母認為，「理工大學既是一個香港認可的私人大學，亦是一間公家大學。大學校園本身就是一個大家都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而不是一個禁錮、同社會隔絕、或者要申請才可進入的大學。」因此，很多人對突然被禁錮其中感到憤憤不平不平、認為不合理。他們當中有理大學生、職員、校工，因此而不肯離開。
袁師母早前曾經入過理大探訪學生，再入理大對學生表示關心，並說服他們離開，會否遭到反感呢？袁師母坦言，「我不是很強烈地感到他們對我反感，但是他們又不是完全接受：你來就是權勸我們離開？」她沒有一進去就勸說人離開，而是進入飯堂坐坐，有吃的一起吃點東西，聊聊天，彼此有了信任後，她才開始她的方式的勸說。
「我很尊重他們自己有一個選擇，他們慢慢會說不走，或者自己想辦法離開，他們也都會通知我。我不覺得他們很抗拒我，但是如果一些比較陌生不認識我的人，他們還會有些抗拒和敵意，甚至在最初的時候，他們有一種感覺，『你來減少我們的人數』。我都認同，因為這個是必然現象來的，1000個人你叫了100個人走，就剩下了900。如果你再叫100人走，又剩下800。他們的感覺和認知是真確的，我相信，要接受也要體諒。」
當最後都是用人數來確定走還是不走時，她相信，除了大家交流各自的思維外，不可勉強，同時，陪伴亦變得非常重要。
有了信任 有人交代遺書和後事
「有年輕人講了他們的遺書在哪裡，也有年輕人說，『如果我離開了，比如我用水路離開，如果我浸死了，請妳通知誰』，也有人同我講，『我不走，最後會怎麼樣怎麼樣』，講定怎麽樣怎麽樣給我聽，也都有人想到走的方式，會同我隱約地講一講，因為不可以講的好明顯，他們都很怕我講給別人聽。」
袁師母進場時，需經過警方的准許，這也令裏面的人無法完全信任她，甚至有人懷疑她是警方的「臥底」，來幫警方做事。但她相信，隨著時日的推進，當陪伴他們到第九日時，「我相信他們是無敵意的」。
她說，最擔心警察衝入學校，當然年輕人受傷或被捕是不應該的事。如果大家在衝突中，情況一發不可收拾時，警方忽然衝入來，情況則不由分說。「我最不想出現的景況就是，警方在衝突已經平靜後，忽然衝入到大學裡面。」
當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離開理大，當11.29理大解封後，一切都平息落來。面對處理結果，袁師母苦笑「不安樂的安樂」，「安樂的是因為事情都告一段落，不安樂是在過程裡邊行成了更深的仇怨，處理的方法不理想不恰當。我認為衝突完了，警方應該撤退，學校應該給學生和校方來處理。」
她透露自己有一個發現，她亦有在中大衝突時探訪過學生的經驗，「我發覺理大的校園被破壞的嚴重程度大過中大很多。」她認為，從破壞程度看，表達了學生對理大學校的憤怒和不滿。
「我覺得這個不是警察跟學生的事，不是警察跟示威者的事，其實也都很重要。是學生同學校，特別是同校長的事。」她感喟「不單止用了這個地方（理大），也的確是破壞了這個地方，而這種破壞表達了學生對校方代表——校長的不滿。」
同時，她質疑有些地方的破壞極不合理，非學生所為，比如一些房門門鎖被破壞。「有些破壞究竟是不是學生做的呢？因為我看我都走過七八間學校，雖然我無真憑實據可證明哪些破壞另有人所為 ，但我很肯定有些破壞不是學生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