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共開展「反右運動」，將百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網絡圖片）
一九五八年夏天，浙江美院（現中國美術學院，原國立藝專、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的反右派鬥爭已經結束。
我們這些被劃定的右派分子，在等候最後發落時，曾被分成幾個小組，每天在校內從事各種勞動。
這天上午，我和倪煥之、趙琦一起正在操場的東牆角下拔草，忽見泥水師傅黃寶根走過來向他們招呼了一聲，便把他倆給帶走了。我心裡想，這很有可能是被叫去宣布處理了。中午時我回家吃飯，那時我和趙琦都住在棲霞嶺的教工宿舍。剛一進院子，就看到黃寶根帶著趙琦從他家裡出來。當時趙身上只背著一個很簡單的行李，也不見趙家有人出來送行。我急忙問他是去哪裡？他苦著臉說還不知道。我眼巴巴地就那麼看著他被黃姓工友急匆匆地帶出了大門。誰知就是這樣的一次碰面，竟成了我和趙琦最後的一別。
教師倪煥之、趙琦死於勞改
第二天早晨，我剛進校，就看到告示牌上貼出了一張佈告，公布右派分子倪煥之、趙琦因有反革命歷史，已送交司法部門法辦。不久我從他們的家屬處得知，兩人都被判處勞改，送到奉化某一勞改場所。
那時倪煥之與家人一起住在外西湖朱公祠宿舍裡。倪被送去勞改後，我曾多次去看望過他的妻子和孩子。聽他妻子說，倪不斷給家中寫信，說勞改場裡對他很好，只是生活條件較差。因此她不得不常常給他寄些吃的東西。有一次她寄東西時被一個鄰居看到了，還傳出了一些閒話，說倪實在是享受慣了，這樣的人雖然住在勞改場裡，也很難改造得好。
倪的妻子是位善良的農村婦女，那時他的一個男孩只有七歲。倪被送去勞改後，便已停發工資。他們是在極其艱困的生活條件下，不斷設法給丈夫寄些吃的東西，期盼他能早日回家。
趙琦的妻子王適新當時是市立第三中學的數學教師。趙走後便由她獨自撫養四名年幼的子女，不久就把家搬到了三中的教員宿舍。那時我們一家也從棲霞嶺搬到了洪春橋。我們兩家雖然相離很遠，但王總是不斷到我家來，訴說趙在勞改場地的生活情況，還特地把他的信帶來給我看。有時坐得晚了，就住在我家。有一天，她突然跑來高高興興地對我說，趙有可能在年底前就回來。說著便把一封剛剛接到的信交給了我。
趙在信上說，場裡的管理人員對他都很好，勞動上很照顧他，看來有可能在年底前被放回家來過年。
當時我看趙這封信和倪的信內容基本差不多，都說場裡對他們很好，只是趙沒有像倪似的提到需要寄東西給他吃。到那時為止，他們去勞改場還不到一年，因此我想是不會這麼快就放回來的。每次信中所寫的話，不過是些安慰之辭。況且他們所寫的信也是必定要經過檢查的。因此實際情況如何，家人根本無法得知。然而，王卻信以為真。看到她那麼高興，我也無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她。
不料萬沒想到只過了三天，王竟哭哭啼啼地跑到家來找我，手裡拿著一封電報，說是趙已經死了。只見那封電報的電文只寫了簡簡單單的幾個字：趙琦於×月×日病死，立即來場處理後事。
王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事實，當時不停地哭，眼睛都哭腫了。從奉化勞改場回來後，她含著淚水對我說，她趕去那裡時，趙的屍體已被火化，結果竟連一次面都沒能看到。場裡說他是屬於暴卒，不知患了什麼病，是突然間死去的。按照場內規定，凡是病死的勞改犯人，都必須立即火化處理。王覺得丈夫死得太離奇，但又無處評理，最後只好帶著一件丈夫生前的遺物，一塊瑞士手錶回到家裡。
倪煥之翻譯藝術理論貢獻大
就在趙剛剛死去不久，倪被場裡送到了杭州市第一醫院，當時肚子已脹得很大。沒多久，即因患血吸蟲病而不治身亡。
王因趙的死因不明，總想弄清楚到底是怎麼死的？我讓她去找美院的黨委書記陳隴，請求學院出面追問。她找過後回來對我說，陳的態度比勞改場的領導還要壞。陳說：趙琦是勞改場的犯人，早已不是學校裡的人了。他究竟是怎麼死的和我們學校毫不相干。而且一個勞改犯人，死在勞改場裡本是死得其所，是理所當然的事。請問你有什麼權力去追究他的死因？
倪煥之先生和趙琦先生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呢？如今學校內知道他們的人已經不多了，與他們同時代的人大都已經過世，幸而我還活著。而且他們兩人生前無論在工作和生活上和我的關係都是甚為密切的。
這兩位先生原都是我院副教授。當時倪煥之在理論教研組裡做翻譯工作，趙琦在基礎課教研組教水彩畫。這兩個組，在「解放」初期都曾由我負責。他們都是江豐（當時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來杭州接管這個學校時，特地從上海聘請來的專才。
一九五六年應中央美術學院之邀，我和倪、錢同去北京，幫助他們建立美術史系。在籌備建系的過程中，首要任務便是把蘇聯剛剛出版的阿爾巴托夫所著《世界美術史》的歐洲部分譯成中文。而主持這項翻譯工作的人就是倪煥之先生。
說來實在可憐，像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從來也不曾有過一本像樣的歐洲美術史，而所有美術學院也從來沒有正式開過歐洲美術史的課程。自從美術出版社把這些譯文出版發行後，我國讀者才得以系統地瞭解歐洲美術史。應該說以倪為首，凡是在當時參與過這項翻譯工作的人都是功不可沒的。
趙琦不知劃右派等於判死刑
趙琦學會俄文後雖然翻譯的資料並不多，但當時他把精力都主要集中在教學和繪畫上了。他非常關心學生們的學習成績，常說我不能誤人子弟。並總是不斷畫出新的示範作品來給學生觀摩。他自己不停地畫，除水彩外，他的油畫基礎也很紮實。我每次到家去看他，都見他坐在窗前畫畫。有一次，我們一起帶學生去蘭溪實習，他幾乎每天都在外面畫水彩。他畫了許多幅動態各異，非常生動的牛群。這些畫回校後曾舉行過展覽，並給全院師生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
一九五六年，我住在北京中央美院時，有一天，趙突然來找我，說他從來沒到過北京，這次是特地到這裡來畫畫的。我給他安排了住處，以後就很少再看到他。因他每天清早起來，買了兩個燒餅揣在懷裡後就跑出去畫畫了，就憑著這兩個燒餅，在外面一畫就是一整天。可以說在當時我院所有教師中，我還不知道有哪個畫起畫來能比他更為勤奮。
反右開始時他不在學校，到西北去寫生了，還不知校內已經開展了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不知學院早已把他定為右派，是學校特地打電報要他趕回來戴上那頂右派帽子的。
他回來的那天，恰巧我們在校門口相遇，記得他還笑著說：這是怎麼搞的，怎麼你也成了右派？看來把我叫回來也是在劫難逃。不過，我倒很想嚐嚐當右派到底是什麼滋味。
那時我們何嘗知道這頂右派帽子的份量！他回來的第二天，學校就迫不及待地召開了大會，把他劃成了右派分子。誰知對他來說，一經劃成右派也就等於判處了死刑。
江豐非常懷念他的老友倪煥之。江的右派問題一經改正，重新恢復名譽又來杭州時，很想和我一同去看望倪的妻子與孩子。可是他哪裡知道，倪當年被送去勞改不久，他的家人就被攆出了學校宿舍，弄得他們一家擠居在茅廊巷一個弄堂的過道裡，只能十分勉強地在別人家的房檐下搭了個床鋪住下來。那時我們全家曾去看望過他們，後來我被送到諸暨農村勞動改造就再也不知道他們一家的下落了。江豐聽說這些事後沉默了很久，始終沒有講出一句話來。
極左黨委書記陳隴的凶惡嘴臉
吳明永是五十年代畢業的學生，學習期間因生活艱苦患上了肺病，有一段時期曾在孤山「一片雲」的宿舍裡養病。他喜歡讀書，寫文章，並常把所寫的文章拿給我看，在當時的學生中是一個非常突出，值得好好培養的理論人材。畢業後留校的他，曾被介紹去北京《美術》雜誌實習，當過助理編輯。一年後返校在理論教研室教文藝理論課，做我的助教，並幫我創辦我院和中央美院合辦的學報《美術研究》。他對太平天國頗有研究，針對當時研究太平天國的學術權威羅爾綱的論點，提出過許多不同看法，並寫成了論文。這篇文章曾發表在《美術研究》的創刊號上。
吳是在新到任的黨委書記陳隴來校不久後被劃成右派的。在陳的眼裡，不管他有沒有什麼言論，及表現如何，既然是我的助教，與我的關係密切，便理所當然是小右派。
回想起當年陳被調來學校時，那種威勢不能不令人髮指。在他剛剛到校的第一次講話時，竟然在大會上這樣喊叫著：我今天來到你們這個美術學院，是奉旨而來，也就是奉旨而來的「欽差大臣」，要是在封建王朝時代，你們見到我都得下跪。早就聽說你們學校裡有什麼「三金」（意指金浪、金冶、朱金樓），說他們權力很大，很厲害。如今「三金」全都成了右派，看他們還有什麼可厲害，現在真正厲害的是我……
這個奉旨而來的「欽差大臣」果然厲害，沒想他進來後感到這個學校所劃的右派還遠遠不夠。為了顯示他的威風，即刻便把反右鬥爭重新推向了高潮，經他的手又劃出了一大批右派。比如像鄧野、張懷江等，在陳隴來校前，本是領導反右的人，但在他的手裡竟都成了右派。儘管如此他還意猶未了，準備在那些老教授中再圈劃出一些右派來，要把學校裡的教授一網打盡。當他把整理好的材料送到浙江省委後，沒想因為學校裡所劃的右派實在太多，早已大大超過了預定的百分比，以致未被批准，使得許多老教授都十分僥倖地逃過了這場劫難。
青年右派吳明永的慘死
被劃成右派的吳明永，最後的處理結果是被開除公職，留校察看，每月只發給十五元人民幣的生活費，並曾被送往東陽勞改農場勞動改造。經過一年勞改又回到學校時，本來就十分羸弱的他已經重新患上了肺病，被分派在一間非常潮濕，永遠照不到陽光的陰暗小屋裡。那段時期，每逢去食堂午膳，他都會和我坐在一起，那時我們吃得都非常差。
當時他急需營養，並必須改善居住條件。為著這事我曾跑到人事科替他交涉過。可想而知，我這個老右派替小右派講話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不久，他的病情加劇，雖被送到醫院也並未得到妥善治療。
我去看他時，見他住在一間擠滿了二十多個床位的大病房裡，十分嘈雜。他告訴我說自從住進醫院後，很少能夠入眠，病房裡整天整夜吵鬧不堪，使他難於合眼。外加大便乾燥，吃不下東西。要是能夠調換個病房，能夠睡覺，病情便自然會得到好轉。
我看到他乾裂的嘴角上凝結著血塊，心裡非常難過，便急忙跑到醫院的院長室要求給他調換病房。沒想院長卻對我說：目前病床十分緊張，要知道能夠住進來就已經不錯了，怎麼還想調換病房？我說病人睡不著覺，你們有責任使他每天都能休息。他說這不關我的事，你應該去找大夫。要是連這樣的事都來找我，我這個院長的工作還怎麼做。於是我便又去找了大夫。他說病人剛來時全都睡不好覺，多住幾天就會好的。我說能不能給他配點安眠藥之類的，讓他每天都能休息得好些？但這位醫生卻說至於怎麼醫治，我們會考慮的。臨別時我把交涉的結果告訴了吳，心想既然不能調換病房，若能給他服點安眠藥片總是件容易做到的事。誰知我再去探望時，他的病情已經惡化。他說仍一直無法睡眠，每天僅能喝一點水。我又去找大夫，他說他的病本來就很難治了，因為是你們學校送來的，所以才住進來。我們還實在設法給他醫治的。就這樣，誰知沒過幾天，他就眼睜睜地死在醫院了。
三十多年來，每當我想到吳明永的死，就非常痛心。要是他不因為我的緣故被劃成右派，何至死得這般淒慘，何至於過早地離開人世。他死時還不到三十歲。
吳逝世後，他的弟弟從閩南家鄉趕來，為他處理後事。他的遺體被送到鳳山門外的火葬場時，除我和我的妻子董林外，在場的有他生前要好的老同學周昌谷、徐永祥等。沈潤棠雖然和他一起在理論教研室工作，但自從反右後，便早已與吳劃清了界線。誰料這天竟也趕來參加了葬禮。其中最使我難忘的是張延芬。
張原是美院附中一個年齡最小的女學生，打那時起就認識了吳。她因家境不好而常常得到吳的照顧，一直稱他為吳大哥。吳也一直把她當作自己的小妹妹一般看待，始終保持著那麼種純潔而又無比親切的師生關係。那天，她哭得十分傷心。吳的遺體被推進火葬場時，全身覆蓋著一張白布單，只有兩隻沒穿鞋襪的腳露在外面。張不忍心讓她的吳大哥在臨近火化時還赤著雙腳，便立即跑到外面為他買來了一雙鞋襪穿在腳上。
當大家圍立在吳的遺體前時，我忍不住滿腔的悲憤，用力掀開蒙在他身上的白被單說：大家一起來看看吳明永的遺容吧！只見他身穿一套新的藍布幹部服，緊握著雙拳。他那張枯瘦的臉已經完全變成了黑色，嘴角周圍堆滿了黑黑的血塊，緊閉著雙眼。看那表情顯然是在極端痛苦中死去的。
在文革中我被批鬥時，沈潤棠竟然還站到台上聲色俱厲地說：吳明永這個小右派，真是反動透頂，至死也沒說過一句感謝黨的話。他的反動完全是金冶這個死不悔改的老右派一手培養的。在火葬場上，吳臨近火化時，老右派金冶還親自揭開那塊蓋在他身上的遮屍布向我們示威，是在告訴我們吳是被迫害致死的。你們看老右派金冶對他所培養的這個小右派的死，該有多麼痛心！
倪煥之、趙琦和吳明永這三位極富藝術才華的年輕教員的右派冤案，雖在一九七八年已得到改正，但反右運動迄今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他們的生平事跡和蒙冤而死的往事卻早已隨著歲月湮沒無聞。我對他們的所知雖亦有限，但凡是親歷其境之事，卻仍記憶猶新，永遠無法忘懷。我是在深切的懷念中，本著無可旁貸的責任來寫這篇悼念文章的。
二〇〇四年八月一日於巴黎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