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是從朝鮮搬到東北的。（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我們家是從朝鮮搬到東北的。1952年我5歲，在村子裡玩時，走進一間快要倒的破屋子，門窗都沒了，一進屋就發現幾個人倒在一堆草裡，我認出其中一個是我爸爸。我驚訝地喊了一聲爸爸，爸爸嗯了一聲就不再說話。他們都被反綁著，天氣很冷，只鋪著一堆爛草。我哭著跑回家，問媽媽，爸爸為什麼要在那兒？那兒好冷好破。媽媽趕緊制止我，不讓我哭，並囑咐我：「你還太小，以後別問這些事了。」看得出，媽媽好怕。1954年，趕上三反，爸爸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
上初二時我已經寫過十幾次入團申請書。有一次，老師說要跟我談話，我以為是談吸收我入團的問題，沒想到老師竟這樣告訴我：我各方面表現都很好，老師特別喜歡我。如果不是我的家庭成分有問題，我早就能夠入團了。老師叫我以後不要再寫入團申請書了，寫了也不會有結果。放學後，我獨自一人趴在教室裡哭。眼睛哭腫了，我不敢回家，怕被別人看見，也怕家人看到為我傷心，只好等到天黑悄悄往回走。
東北的冬天特別冷。剛到家門口，爸爸早已在門外等我入團的好消息。此前我已告訴家人，老師要跟我談入團的事。爸爸迫不及待地問我談的如何，我強裝笑臉喊了一聲爸，就再也控制不住，撲在爸爸懷裡哭了起來。爸爸極力安慰我：「都怪爸爸的出身不好。」可是我知道，爸爸的心裡比我更難過。
有一次五四青年節，學校排節目，音樂老師安排我打小鼓。忽然得到這種機會，我和全家都高興的不得了。那個年代，孤獨、自卑和歧視牢牢籠罩我們全家。為了我參加節目表演，家人拿出僅有的積蓄，為我做了新衣。五四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穿著新衣服來到學校。可是因家庭成分，我被臨時取消了演出資格。15歲的我，心已經死亡。
姑姑那時是街道婦女主任，是幹部培養對象，領導要她必須和自己的親哥哥（我爸爸）劃清界限。我叔叔家的三個孩子，老大是縣武裝部長，老二是工廠廠長，老三是縣政府工作人員，也必須和自己的親伯伯（我爸爸）劃清界限。文革的第二年，姑姑組織我們家族的30多名親戚朋友，搞了一次對我爸爸的家庭批鬥會。
那是7月的一天，姑姑帶著這一大幫親友，高喊著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文化大革命萬歲的口號來到我家。爸爸幾乎整天挨鬥，渾身是傷，在家裡躺著。看到姑姑來了，爸爸艱難地爬起來問候了一句：「你來了。」姑姑開口吼道：「朴和均，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我告訴你！老老實實交待問題！要不決沒有好下場！」那年爸爸已經65歲了，比我姑姑大了整整35歲。在我們朝鮮族，年齡小的對年齡大的這樣不敬，那是大逆不道。可是在那個荒謬悖逆的年代，爸爸只好忍氣吞聲：「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文革兩派，無論哪一派搞批鬥會，都要把我爸爸抓去，在他脖子上掛上幾十斤重的濕木板子，上寫「歷史反革命分子朴和均」，名字上還紅筆劃一個大叉號。爸爸的脖子幾乎天天血肉模糊，臉腫得認不出來，脖子和頭一樣粗。姑姑接著吼：「你還坐著幹啥？站起來！」爸爸低著頭，彎著腰，哆哆嗦嗦硬撐著站了起來。爸爸血肉模糊的脖子上再一次被他的親人掛上了那個不知掛了多少回的大濕木板。
姑姑逼爸爸背毛語錄，爸爸全身發抖，結結巴巴背不出來。姑姑再次怒吼：「你連毛主席語錄都背不出來，你有什麼資格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三堂哥掏出手槍對準我爸爸氣洶洶地喊：「你知不知道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你說！你說！」他們邊喊邊靠近我爸爸，已經六親不認。我從五歲開始就親眼看爸爸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抄家，敢怒不敢言，可是當我看到了我的堂哥和姑姑也變得這樣沒有人性時，我憤怒了。我衝過去，擋在他們面前，一邊保護著我爸爸一邊大聲吼道：「你們來幹啥？！滾出去！」二堂兄啪啪打了我兩個嘴巴，邊打邊罵我：「該死的，你幹啥？！你為什麼還不劃清界限？！」我被重重打倒在地。二堂兄、三堂兄同時用手槍指著我爸爸喊：「你知不知道什麼是垃圾？你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垃圾！」看到我被打倒，我的媽媽和嫂子哭作一團。爸爸只好在自己的親妹妹和親侄子等30多位親戚面前連聲說：「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1967年9月，也就是遭受家庭批鬥會兩個月後，爸爸被抓到林業局農場接受改造。不准家人探望，沒有任何爸爸的消息。一年半以後的1969年4月18日，勞改農場來人通知我們：朴和均已經死了，趕快去辦理後事。
爸爸被扔到一個亂石堆裡，一條破被子裹著。我哭著說：「爸爸，讓我再看看你的臉吧。」這哪是我的爸爸？臉已被打得認不出模樣了。現場監視的人擔心被扣上同情反革命的帽子，連一把鍬都不敢借給我們。我們全家只好一邊哭，一邊用手挖了一個不大的坑，草草掩埋了父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