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阿什杜德的瘟疫》(The Plague of Ashdod),Nicolas Poussin(1594~1665),法國,1630年。(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黑死病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致病是因為鼠疫桿菌,死亡率極高,目前為止死亡總數高達2億人,肆虐地球至少300年。
歷史上鼠疫有三次大流行,首次大流行發生於六世紀,起源於埃及的西奈半島,波及到歐洲所有國家,死亡近二千五百萬人。但由於缺乏詳細資料確認,一般不能確認這是鼠疫造成的。
第二次發生於十四世紀,僅歐洲就死亡二千五百萬人,即歷史上著名的黑死病,英國近1/3的人口死於鼠疫。到1665年,這場鼠疫肆虐了整個歐洲,幾近瘋狂。僅倫敦地區,就死亡六七萬人以上。1665年的6月至8月的僅僅3個月內,倫敦的人口就減少了十分之一。到1665年8月,每週死亡達2000人,9月竟達8000人。鼠疫由倫敦向外蔓延,英國王室逃出倫敦,市內的富人也攜家帶口匆匆出逃,劍橋居民紛紛用馬車裝載著行李,疏散到了鄉間。倫敦城有1萬餘所房屋被遺棄,有的用松木板把門窗釘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紅粉筆打上十字標記。當時還是大學生的牛頓,還因此從英國劍橋大學輟學一陣子。
據說最初黑死病從中亞地區向西擴散,並在1346年出現在黑海地區。它同時向西南方向傳播到地中海,然後就在北太平洋沿岸流行,並傳至波羅的海。約在1348年,黑死病在西班牙流行,到了1349年,就已經傳到英國和愛爾蘭,1351年到瑞典,1353年到波羅的海地區的國家和俄羅斯,連莫斯科大公和東正教的教主都相繼死去。黑死病的魔爪伸向了各個社會階層,沒有人能逃避死亡的現實。
只有路途遙遠和人口疏落的地區才未受傷害。根據今天的估算,當時在歐洲、中東、北非和印度地區,大約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間的人口因而死亡。
西方一般把這次作為鼠疫爆發的首次記錄。
第三次發生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死亡一千二百萬人。
傳說黑死病起源於亞洲西南部,一說起源於黑海城市卡法,約在1340年代散佈到整個歐洲,而「黑死病」之名是當時歐洲的稱呼。這場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約7500萬人死亡,而當時世界人口只有三到四億人,其中明朝人口就有六千多萬。
同樣的疾病多次侵襲歐洲,直到1700年代為止,期間造成的死亡情形與嚴重程度各不相同。較晚的幾次大流行包括1629年到1631年的意大利瘟疫、1665年到1666年的倫敦大瘟疫、1679年的維也納大瘟疫、1720年到1722年的馬賽大瘟疫,以及1771年的莫斯科瘟疫。關於這些疾病的異同仍有爭議,但是其致命型態似乎於18世紀消失於歐洲。
黑死病對於歐洲的歷史有著極為重大的影響,黑死病對歐洲人口造成了嚴重影響,改變了歐洲的社會結構,動搖了當時支配歐洲的羅馬天主教會的地位,並因此使得一些少數族群受到迫害,例如猶太人、穆斯林、外國人、乞丐以及痳瘋病患。生存與否的不確定性,使得人們產生了「活在當下」的一種情緒,如同薄伽丘在《十日談》之中所描繪的一般。
十日談(Decameron),桑德羅.波提切利繪於1487年。(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14世紀發生於歐洲的事件,剛開始被當時的作家稱作「Great Mortality」,瘟疫爆發之後,又有了「黑死病」之名。一般認為這個名稱是取自其中一個顯著的症狀,稱作「acral necrosis」,患者的皮膚會因為皮下出血而變黑。而黑色實際上也象徵憂鬱、哀傷與恐懼。
黑死病的病原體現在可能已經滅絕。
現在大家自然都知道,黑死病是一種鼠疫,是通過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播。但當時沒有人知道致病的原因,所以也無法預防。
最大規模的一場黑死病,應該是14世紀初期。
1348年,一場鼠疫大流行,改變了歐洲的歷史進程,也改變了人類的衛生保健史。這個時候是中國的元朝末年。
這次鼠疫最早由一位名叫博卡奇奧的意大利佛羅倫薩人記錄下來:最初症狀是腹股溝或腋下的淋巴有腫塊,然後皮膚會出現青黑色的斑塊,因此當時被稱為黑死病。染病後,幾乎所有的患者都會在3天內死去。
疫病皆有傳染源,黑死病的源頭是老鼠及其攜帶的跳蚤。當時傳說:最早感染黑死病的是蒙古人。蒙古人是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上的老鼠把瘟疫傳染給了他們。蒙古人居於中國北方,從成吉思汗起向西擴張,橫掃中亞和歐洲。
鼠疫於1331年開始肆虐中國。時值中國住民武力反抗元朝統治的頂點,元朝遂於1368年滅亡於明朝。其實在元朝之前,鼠疫曾多次傳入中國,所以雖然中國也曾發生過地區性鼠疫傳染,但中國人也逐漸有了對鼠疫的免疫力,死亡率相對較低。而歐洲人則在此之前幾百年內從未接觸過鼠疫,一旦爆發,自然死亡驚人。
1345年,佔領中亞、西亞的蒙古人進攻黑海之濱一個叫加法的城邦,加法向東羅馬帝國稱臣。面對驍勇善戰的蒙古人,加法人堅壁清野,閉城不戰。蒙古人圍城一年,久攻不下,而瘟疫在蒙古大軍中蔓延。蒙古人知道這種瘟疫會傳染,於是用拋石機將染病身亡的士兵的屍體拋入城內,這可謂全世界最早的細菌戰。加法人不瞭解這種瘟疫,對拋進來的屍體置之不理,甚至莫名其妙。屍體腐爛後,恐怖的瘟疫便隨之爆發。現在看來,是腐爛的屍體釋放出病菌,污染了空氣,毒化了水源,導致了瘟疫。
加法人大批死亡,全城恐怖,打開城門,紛紛倉皇逃竄。而城外的蒙古大軍也沒有高興多久。入城幾天後,他們同樣放棄加法倉皇逃走,因為鼠疫也沒有放過他們,蒙古人也大量死於黑死病。
劫後餘生的加法人乘船逃往他們的宗主國——東羅馬帝國。然而,加法城爆發瘟疫的消息已經傳遍歐洲,所有的港口都拒絕他們登陸。意大利威尼斯讓他們的船隻在海上隔離40天後才准許上岸,意在阻止瘟疫傳入。
只是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船上攜帶細菌的老鼠卻會游泳,它們早已泅渡到岸上,可怕的黑死病因此開始在整個歐洲蔓延。
當時歐洲城市的衛生極差,大街上四溢著髒水和糞便,到處都是垃圾和雜物,這正是老鼠的天堂。任何一個歐洲城市,都有大量的老鼠存在。
歐洲人把瘟疫的爆發遷怒於人,首當其衝的就是猶太人。
在德國的梅因茲,有1.2萬猶太人被當作瘟疫的傳播者被活活燒死,斯特拉堡則有1.6萬猶太人被殺。只有少數頭腦清醒的人意識到可能是動物傳播疾病,於是他們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貓狗等家畜身上,他們殺死所有的家畜,大街上滿是貓狗腐敗的死屍,腐臭的氣味讓人窒息,不時有一隻慌亂的家貓從死屍上跳過,身後一群用布裹著口鼻的人正提著木棍窮追不捨。沒有人會憐憫這些弱小的生靈,因為它們被當作瘟疫的傳播者。
當時,歐洲教會不知道老鼠是傳染源,認為貓是幽靈和邪惡的化身,鼓動人們捕殺貓。貓幾乎瀕臨滅絕。加上瘟疫爆發後,人們認為貓有可能是傳播瘟疫的載體,更是大肆捕殺。沒有了天敵的老鼠肆意繁殖,加劇了黑死病的流行。那時歐洲的醫學也非常落後,不論得了什麼病,都是千篇一律地實行放血療法,放血不奏效,又使用通便劑、催吐劑,仍不奏效,就用火燒灼淋巴腫塊。
這都是西方醫學鼻祖、古希臘醫學家希波克拉底傳下來的方法,不過也超越了希波克拉底,新療法是把乾蛤蟆放在皮膚上,或者用尿洗澡。這些療法自然也無效。於是人們只好相信上帝,把瘟疫歸結為人類自身的罪孽惹得上帝憤怒。要贖罪,一些人手執帶著鐵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一邊被打一邊哼唱著「我有罪」。
這場黑死病使歐洲人死亡約2500萬,佔當時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才可比擬。
古代歐洲人對於這次黑死病的恐懼,勝過對戰爭的恐懼。意大利人薄伽丘的《十日談》寫作背景就是黑死病流行時期。當時佛羅倫薩十室九空,七位男青年和三位姑娘為避難躲到郊外的一座別墅中。為消耗時間,他們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一共講了十天,講了一百個故事。《十日談》書名由此而來。
薄伽丘在《十日談》中寫道:在我主降生後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麗的城市——就是那繁華的佛羅倫薩,發生了一場可怖的瘟疫。這場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體的影響,還是威嚴的天主降於作惡多端的人類的懲罰;它最初發生在東方,不到幾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計其數;而且眼看這場瘟疫不斷地一處處蔓延開去,後來竟不幸傳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無策,一點防止的辦法也拿不出來。城裡各處污穢的地方都派人掃除過了,禁止病人進城的命令已經發布了,保護健康的種種措施也執行了;此外,虔誠的人們有時成群結隊、有時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過祈禱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終於出現了,災難的情況立刻嚴重起來。
這裡的瘟疫,不像東方的瘟疫那樣,病人鼻孔裡一出鮮血,就必死無疑,卻另有一種徵兆。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間或是在胳肢窩下隆然腫起一個瘤來,到後來愈長愈大,就有一個小小的蘋果,或是一個雞蛋那樣大小。一般人管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時候,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兩個部分蔓延到人體各部分。這以後,病徵又變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體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現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時候是稀稀疏疏的幾大塊,有時候又細又密;不過反正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樣,是死亡的預兆。
任你怎樣請醫服藥,這病總是沒救的。也許這根本是一種不治之症,也許是由於醫師學識淺薄,找不出真正的病源,因而也就拿不出適當的治療方法來——當時許許多多對於醫道一無所知的男女,也居然像受過訓練的醫師一樣,行起醫來了。總而言之,凡是得了這種病、僥倖治癒的人,真是極少極少,大多數病人都在出現「疫瘤」的三天以內就送了命;而且多半都沒有什麼發燒或是其他的症狀。
這瘟病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觸,就染上了病,那情形彷彿乾柴靠近烈火那樣容易燃燒起來。不,情況還要嚴重呢,不要說走近病人,跟病人談話,會招來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觸到病人穿過的衣服,摸過的東西,也立即會染上了病。
活著的人們,每天看到這一類或大或小的慘事,心裡就充滿著恐怖和種種怪念頭;到後來,幾乎無論哪一個人都採取了冷酷無情的手段:凡是病人和病人用過的東西,一概避不接觸,他們以為這樣一來,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有些人以為唯有清心寡慾,過著有節制的生活,才能逃過這一場瘟疫。於是他們各自結了幾個伴兒,揀些沒有病人的潔淨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絕起來。他們吃著最精緻的食品,喝著最美的酒,但總是盡力節制,絕不肯有一點兒過量。對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們完全不聞不問,只是借音樂和其他的玩意兒來消磨時光。
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為唯有縱情歡樂、縱飲狂歌,盡量滿足自己的一切慾望,什麼都一笑置之,才是對付瘟疫的有效辦法。他們當真照著他們所說的話實行起來,往往日以繼夜地,盡情縱飲,從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一時興來,任意闖進人家住宅,為所欲為。也沒有人來阻攔他們,因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保不住明天,哪兒還顧得到什麼財產不財產呢。所以大多數的住宅竟成了公共財產,哪一個過路人都可以大模大樣地闖進去,只當是自己的家一般佔用著。可是,儘管他們這樣橫衝直撞,對於病人還是避之唯恐不及。
浩劫當前,這城裡的法紀和聖規幾乎全都蕩然無存了;因為神父和執法的官員,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連一個手底下人也沒有,無從執行他們的職務了;因此,簡直每個人都可以為所欲為。
還有好多人又採取了一種折衷的態度。他們既不像第一種人那樣嚴格節制著自己的飲食,也不像第二種人那樣大吃大喝、放蕩不羈。他們雖然也滿足自己的慾望,但是適可而止,他們並沒有閉戶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過手裡總要拿些什麼鮮花香草,或是香料之類,不時放到鼻子前去嗅一下,清一清神,認為要這樣才能消除那充滿在空氣裡的病人、藥物和屍體的氣味。
有些人為了自身的安全,竟抱著一種更殘忍的見解。說,要對抗瘟疫,只有一個辦法——唯一的好辦法,那就是躲開瘟疫。有了這種想法的男男女女,就只關心他們自己,其餘的一概不管。他們背離自己的城市,丟下了自己的老家,自己的親人和財產,逃到別的地方去——至少也逃到佛羅倫薩的郊外去,彷彿是天主鑒於人類為非作歹,一怒之下降下懲罰,這懲罰卻只落在那些留居城裡的人的頭上,只要一走出城,就逃出了這場災難似的。或者說,他們以為留住在城裡的人們末日已到,不久就要全數滅亡了。
這些人的見解各有不同,卻並沒個個都死,也並沒全都逃出了這場浩劫。各地都有好些各色各樣的人在自身健康時,首先立下榜樣,教人別去理會那得病的人,後來自己病倒了,也遭受人們的遺棄,沒人看顧,就這樣斷了氣。
真的,到後來大家你迴避我,我迴避你;街坊鄰舍,誰都不管誰的事了,親戚朋友幾乎斷絕了往來,即使難得說句話,也離得遠遠的。這還不算,這場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於哥哥捨棄弟弟,叔伯捨棄侄兒,姊妹捨棄兄弟,甚至妻子捨棄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傷心、叫人最難以置信的,是連父母都不肯看顧自己的子女,好像這子女並非他們自己生下來似的。
因此許許多多病倒的男女都沒人看顧,偶然也有幾個朋友,出於慈悲心,來給他們一些安慰。不過這是極少數的;偶然也有些僕人貪圖高額的工資,肯來服侍病人,但也很少很少,而且多半是些粗魯無知的男女,並不懂得看護,只會替病人傳遞茶水等物,此外就只會眼看著病人死亡了。這些侍候病人的僕人,多半因此喪失了生命,枉自賺了那麼些錢。
就因為一旦染了病,再也得不到鄰舍親友的看顧,僕人又這樣難雇,就發生了一種聞所未聞的風氣。那些太太小姐,不管本來怎麼如花似玉,怎麼尊貴,一旦病倒了,她就再也不計較僱用一個男子做貼身的僕人,也再不問他年老年少,都毫不在乎地解開衣裙,把什麼地方都在他面前裸露出來,只當他是一個女僕。她們這樣做也是迫於病情,無可奈何,後來有些女人保全了性命的,品性就變得不那麼端莊,這也許是一個原因吧。
有許多病人,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調理,本來可以得救,現在卻都死去了。瘟疫的來勢既然這麼凶猛,病人又缺乏護理,叫呼不應,所以城裡日日夜夜都要死去大批大批的人,那情景聽著都叫人目瞪口呆,別說是當場看到了。至於那些幸而活著的人,迫於這樣的情勢,把許多古老的習俗都給改變過來了。
照向來的風俗說來(現在也還可以看到),人死了,親友鄰居家的女眷都得聚集在喪事人家,向死者的家屬弔唁;那家的男子們就和鄰居以及別處來的市民齊集在門口。隨後神父來到,人數或多或少,要看那家的排場而定。棺材由死者的朋友抬著,大家點了一支蠟燭,拿在手裡,還唱著輓歌,一路非常熱鬧,直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但是由於瘟疫越來越猖獗,這習俗就算沒有完全廢除,也差不多近於廢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新的風氣。病人死了,不但沒有女人們圍繞著啜泣,往往就連斷氣的一剎那都沒有一個人在場。真是難得有幾個死者能得到親屬的哀傷和熱淚,親友們才不來哀悼呢——他們正在及時行樂,在歡宴,在互相戲謔呢。女人本是富於同情心的,可是現在為了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竟不惜違背了她們的本性,跟著這種風氣走。
再說,人死了很少會有十個鄰居來送葬;而來送葬的決不是什麼有名望有地位的市民,卻是些低三下四的人——他們自稱是掘墓者;其實他們幹這行當,完全是為了金錢,所以總是一抬起了屍架,匆匆忙忙就走,並不是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而往往送到最近的教堂就算完事。在他們前面走著五六個僧侶,手裡有時還拿著幾支蠟燭,有時一支都不拿。只要看到是空的墓穴,他們就叫掘墓人把死屍扔進去,再也不自找麻煩,鄭重其事地替死者舉行什麼落葬的儀式了。
下層階級,以至大部分的中層階級,情形就更慘了。他們因為沒有錢,也許因為存著僥倖的心理,多半留在家裡,結果病倒的每天數以千計。又因為他們缺乏適當的醫治,無人看護,幾乎全都死了。白天也好,黑夜也好,總是有許多人倒斃在路上。許多人死在家裡,直到屍體腐爛,發出了臭味,鄰居們才知道他已經死了。
城市裡就這樣到處屍體縱橫,附近活著的人要是找得到腳夫,就叫腳夫幫著把屍體抬出去,放在大門口;找不到腳夫,就自己動手,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惻隱之心,而是唯恐腐爛的屍體威脅他們的生存。每天一到天亮,只見家家戶戶的門口都堆滿了屍體。這些屍體又被放上屍架,抬了出去,要是弄不到屍架,就用木板來抬。
一個屍架上常常載著兩三具屍體。夫妻倆,或者父子倆,或者兩三個兄弟合放在一個屍架上,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人們也不知道有多少回看到兩個神父,拿著一個十字架走在頭裡,腳夫們抬著三四個屍架,在後面跟著。常常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神父只道要替一個人舉行葬禮,卻忽然來了六七具屍體,同時下葬,有時候甚至還不止這麼些呢。再也沒有人為死者掉淚,點起蠟燭給他送喪了;那時候死了一個人,就像現在死了一隻山羊,不算一回事。本來呢,一個有智慧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偶爾遭遇到幾件不如意的事,也很難學到忍耐的功夫;而現在,經過了這場空前的浩劫,顯然連最沒有教養的人,對一切事情也都處之泰然了。
每天,甚至每小時,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屍體運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墳地再也容納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習俗,要求葬在祖墳裡面,情形更加嚴重。等墳地全葬滿了,只好在周圍掘一些又長又闊的深坑,把後來的屍體幾百個幾百個葬下去。就像堆積船艙裡的貨物一樣,這些屍體,給層層疊疊地放在坑裡。只蓋著一層薄薄的泥土,直到整個坑都裝滿了,方才用土封起來。
最後意大利人(其實當時還沒有意大利這個國家)無意中,找到了一種阻擋瘟疫蔓延的有效辦法:隔離。當瘟疫快要蔓延到米蘭時,大主教下令,對最先發現瘟疫的三所房屋進行隔離,在周圍建起圍牆,圍牆內的所有人不許邁出半步,結果米蘭避免了瘟疫。這是人類對傳染病第一次建立隔離制度,並一直沿用至今。
黑死病在客觀上促進了醫學的進步。一個名叫希利亞克的醫生在教皇支持下開始解剖死者的屍體,而在此之前解剖屍體被教會視為大逆不道,必須坐牢甚至處死。希利亞克正確判斷出鼠疫的兩種類型,即肺鼠疫和淋巴腺鼠疫,前者通過空氣傳播,後者通過血液傳播,前者的感染性更強。解剖學由此開始發展,西方醫學逐漸認識了人體生理,進而促進了外科學的發展。
歐洲人為了保命,也被迫改善了衛生習慣。在此之前,在巴黎、羅馬、佛羅倫薩等城市的街道上,污水橫流,垃圾遍地。人們終年不洗一次澡,為遮掩體味,法國人才發明了香水。鼠疫流行後,歐洲各國積極加強基礎衛生設施的建設,如挖掘寬敞的下水道,並且重視對垃圾的處理,加上普遍進行殺蟲和消毒,使鼠疫等傳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此,國際上把對鼠疫的防治稱為「第一次衛生革命」。
從14世紀一直到17世紀中葉,黑死病每隔幾十年都會在歐洲重現,但再也沒有造成像第一次爆發時那樣慘烈的疫情,這應歸功於公共衛生的改善。到20世紀中葉,抗菌素的發明使鼠疫成了容易治癒的疾病,如今鼠疫僅在非洲貧窮落後地區偶爾發生。
歐洲鼠疫流行使人口大量死亡,勞動力極其短缺。瘟疫氾濫地區,無人看管的牛群羊群四處亂跑,牧羊人早已死去。因為工人和農民數量奇缺,農奴地位因此提高。
黑死病登陸英國土地的同一年,所有牲畜的價格都急劇下降,即便活著的人也很少能保住自己的財產。本來值40先令的一匹馬,現在只能賣6.5先令,一頭壯實的公牛只能賣4先令,一頭母牛12便士,小牛6便士,一頭羊3便士,一頭肥豬5便士。羊群和牛群在田野裡四處漫遊,沒人去照管它們,聽憑它們死在農田裡、溝渠裡。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一個收割者替人幹活索取的報酬大大提高了,每天不得低於8便士。還得供他吃飯。許多莊稼在田裡腐爛掉了,因為請不起人來收割它們。在瘟疫流行的年代,勞動力的匱乏成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這時,英國國王發布命令說,無論是收割莊稼的工人還是其他雇工,都不准索取高於往年水平的工資,違反者將給予嚴厲懲罰。但是勞工們根本不理睬國王的命令。任何人想要雇佣他們,都得付出比往年多得多的錢,否則就讓你的莊稼或者果實腐爛在農田和果園裡。
在英格蘭瘟疫肆虐時,蘇格蘭人也跑來趁火打劫。當他們聽說英格蘭人中間正在流行著瘟疫時,以為他們的詛咒終於應驗了,因為他們一直在詛咒:「讓該死的英格蘭人都在瘟疫中死去吧。」現在一定是上帝在懲罰英格蘭人了。於是,蘇格蘭人在塞爾克森林聚集起來,準備協助上帝徹底的消滅英格蘭人。但這個時候,黑死病也傳到了蘇格蘭,在幾天的時間裡就死了5000個蘇格蘭人。剩下的人準備返回自己的家園,卻遭到英格蘭人的反擊,死傷又過大半。
鼠疫造成的勞動力奇缺,導致底層民眾要求更多的權利和自由,歐洲封建貴族由此開始逐步衰落,新興的資產階級逐步走上歷史舞臺,直至出現資產階級革命。一場傳染病,就這樣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而英國的鼠疫更有戲劇性,1666年9月10日,倫敦布丁巷內一家麵包店發生火災。當時倫敦非常乾燥,加上倫敦以木質建築為主,火勢迅速蔓延到了整個城市,連燒了三天三夜,第四天被撲滅,造成4/5市區被毀,包括87間教堂、44家公司以及13000多間民房。奇特的是,此後人類百戰不勝的鼠疫竟然徹底從英國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