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下黨示意圖。（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按：對共產黨憎恨的人進行妖魔化，一直是地下黨的任務之一。共產黨的創作怎麼能不「主題先行」呢？他們一定要先劃一個框框，然後叫寫文章的人在這個範圍內去寫，還力求寫得生動。
一九五三年，香港長城電影公司攝製了一部名叫《兒女經》的影片，編劇署名黃笛，便是後來大名鼎鼎的畫家黃永玉。
一九四八年起黃永玉便在香港生活。他搞木刻，搞美術，也搞電影編劇，是一個自學成材的多才多藝的人。他在《大公報》和《新晚報》的副刊擔任業餘美術編輯，又在長城擔任業餘編劇，還參與編輯《長城畫報》，這是當年我們在金邊時喜歡看的。
黃永玉創作《兒女經》，是以他的鄰居嚴慶澍的家庭生活為素材的。黃永玉說：「寫這部戲的動機是來自我一位好友身上，一天到晚吵個不休，前因後果，未始不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我想，弄一部以孩子教育問題為中心的戲出來一定是蠻有意思的，就大膽向袁老總（袁仰安）和一些友好提出來。」
劇本經名導演陶秦整修，並由陶秦導演，拍成了一部社會寫實與倫理主題相結合的「王牌之作」，當年十分轟動。
黃永玉多才藝以嚴慶澍家寫劇本
香港電影資料館編撰的《香港電影大全》，對《兒女經》有如下點評：
五十年代香港所謂「左派」陣營的電影，都有著一套嚴格的創作主導思想，慨言之，就是「主題先行論」。《兒女經》要探討的，是家庭中孩子的教育問題。
故事說在報館工作的顏興堂（蘇秦），生有七個孩子，整天要為生活奔波，晚上還要寫稿來幫補家計。妻子（龔秋霞）單是家務便應接不暇。七個兒女都有缺點：長女大明（石慧）念的是私校，染上了貪玩虛榮的毛病；次子二毛喜拆修機械；三毛好吃零食；四牛野蠻好鬥；五弟虎兒（黎小田）與六弟龍兒終日嬉戲，愛把牆壁塗得花斑；最小的女嬰客滿則整天啼哭。
影片難得的地方是充滿趣味性極強的生活細節（如五、六弟用鉛筆刨刨筷子），七個孩子的戲安排得流暢生動，豐茂的枝葉襯托著鮮明的主線（大明渴望要買一輛腳踏車）。美中不足的是結尾流於教條化，張叔叔（平凡）的「導師」和「救星」身份簡化了整個問題，完全掉進「主題先行論」的窠臼。
此外影片也未能擺脫某種原始的反富人情緒。當然貧與富有其生活上的矛盾，影片亦不乏敏銳的筆觸，但在下半部帶出唾棄資產階級生活的訊息時，也不免同時否定了彈琴跳舞等活動及年輕人自發的思想感情。因此，影片所標榜的健康生活方式，其實是十分褊狹的。
共產黨的創作怎麼能不「主題先行」呢？他們一定要先有一個主題，或是先劃一個框框，然後叫寫文章的人在這個範圍內去寫，這樣如何能寫得生動和真實？當年他們在《新晚報》炮製的《侍衛官雜記》和《金陵春夢》，便是主題先行的樣板。
周榆瑞命運與《侍衛官雜記》
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建立起政權後，其在香港的地下黨便負起了妖魔化國民黨及蔣介石的任務。一九五○年代初，周榆瑞以宋喬的筆名在《新晚報》連載《侍衛官雜記》，後由學文書店於一九五二年出單行本，是黃永玉設計的封面。
香港本土作家許定銘說：「《侍衛官雜記》是本日記體的長篇小說，假借侍衛官陳鎮坤的名義，寫他當『蔣先生』貼身侍衛時的所見所聞。當時的『侍衛官』，相當於舊日的『御前帶刀侍衛』，皇帝要出巡、遊玩、開會……侍衛官當然要亦步亦趨，開路並當保鏢。因長年在『蔣先生』左右，接觸到的軼事自然甚多，只看你怎樣下筆。由於宋喬曾以記者身份駐過南京，對蔣朝各階官員的生活及行事方式瞭解深入，寫起來得心應手。作者一開始已蓄意醜化『蔣先生』，選材便以負面內容為主，行文幽默風趣，極盡挖苦之能事，很受普羅大眾歡迎。讀者以消遣性質，一笑置之的態度讀之可以，絕不能視之為真正的歷史事件。」
弔詭的是周榆瑞於一九五三年被中共誘回大陸，在赴蘇州的火車上被捕，理由是他在國共內戰期間擔任《大公報》記者時常常進出美國大使館和美國軍事代表團，並且同一名英國記者關係密切。該記者被中共認定為英國情報人員，因此周便當然是英國間諜了。周被扣押到一九五七年，直到他答應充當中共的間諜以後才被釋放回香港。懾於中共的紅色恐怖，周榆瑞終於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秘密離開香港前往英國，並用英文出版了一本叫《彷徨與抉擇》的書，說他的出走是為了讓下一代能過自由的生活。周榆瑞一九八○年在英國病逝。
羅孚策劃抹黑蔣介石的《金陵春夢》
由於《侍衛官雜記》的成功，《新晚報》老總羅孚便想再接再厲，弄出又一篇奇文，塑造一個所謂「真正的蔣介石」。《新晚報》開了幾次會，誰也不肯接受任務。推來推去，任務落到了嚴慶澍身上，理由是：他在蔣介石發跡的上海住過，又上過抗日戰爭前方，到過內戰前方，還到過臺灣等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當時任務不重，每天寫稿只有兩三千字，時間充裕。
但是，用什麼來寫呢？嚴慶澍不但與蔣介石毫無淵源，在蔣介石執政的幾十年裡，他連總統府的大門都沒有進過，就連蔣介石本人他也只遠遠看到過一次。事實上，《金陵春夢》完全是虛構出來的。這位被中共稱為「一位赫赫有名的文壇奇才」的人，因惡搞得煞有介事，在香港、大陸甚至南洋和歐美華人世界都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金陵春夢》的開篇無疑是先聲奪人的，寫得也很精彩。不過，說蔣介石是鄭三發子，究竟有什麼依據？當時，羅孚手裡恰好有友人送的五頁「八行箋」，據說真是蔣介石的一個侍衛官寫的，說的是抗戰時河南曾有一個叫鄭二發子的人，到重慶尋找蔣介石，說他是蔣介石的親哥哥。蔣介石並沒有為難他，只是叫戴笠把他遣送回鄉。
一個精神不正常的人，夢想當朝總統是自己的弟弟，前往冒認，以期一朝富貴，或打點秋風，並不為怪。蔣介石沒有把他關起來，只著手下送他回家，說明蔣先生的大度；如果有人膽敢冒稱是毛澤東的哥哥，跑到北京城認親，這人不被人間蒸發，才是怪事！毛澤東死後，不是有不少女人到黨中央冒認她們的孩子是毛的骨肉麼，黨中央又是如何對待這些女人呢？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他的書裡說過：毛主席有性病，他早就不能生育了！
嚴慶澍妖魔蔣介石為黨立大功
嚴慶澍以那五頁材料為骨架，再翻閱蔣氏家譜、浙江地方志、風俗習慣、蔣的傳記資料……，便這樣杜撰開了，天南地北，子虛烏有，一直寫了八本之多。他巧妙地從「鄭發三子」的故事鋪延開去，說蔣介石的生父是河南人，姓鄭，生三子，介石排行第三，故名「鄭三發子」。後來他的母親王採玉帶他南下浙江嫁給奉化人蔣肇聰，「油瓶子」「鄭三發子」遂改姓換名為蔣中正。嚴慶澍還牽強附會地說「中正」諧音「宗鄭」，說明介石自認來自鄭家，真是刁筆一轉，可致人於死地。《金陵春夢》對蔣介石盡情妖魔化，使看書的人以為蔣先生就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的小人。在國民黨敗走臺灣和共產黨如日中天的一九五○年代初，嚴先生的生花妙筆確為黨立下大功。為了與「宋喬」相呼應，他取了「唐人」的筆名。
抗戰期間嚴慶澍曾入讀成都燕京大學新聞系，半工半讀。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加入《大公報》，一九四九年轉香港《大公報》。一九五○年《大公報》增辦《新晚報》（即《大公晚報》），嚴就在《新晚報》工作，直到一九八一年因心臟病於北京去世，死時身上蓋著黨旗。嚴先生為他的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這只是主題先行的兩個典型實例。幾十年來，中共筆桿子的創作絕大部分是主題先行，我們就不用多說了，徒污筆墨。有人說：嚴慶澍是抗日時加入中共的地下黨員。他一生中用近四十個筆名發表多部紅色宣傳品，是「逼出來的『革命』的多產作家」，和陳伯達一樣是受中共之命製造謊言的筆桿子。
污名蔣介石的左派報人馮英子
有文章說，「蔣介石是鄭三發子」的始作俑者是著名左派老報人馮英子。一九四九年五月，夏衍（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等人在香港創辦《週末報》，馮英子任總編輯兼總經理。不久有人投稿，說抗戰時期河南有一個叫鄭二發子的人到重慶找蔣介石，自稱是蔣介石的親哥。蔣並沒有為難他，只叫戴笠把他送回去。馮英子想起他從上海到香港時，在船上認識一位張大同先生。
到香港後，張大同和馮英子同住在大道東的真教圍，兩人經常在一起侃大山。有一次張大同談了蔣介石幼年時叫鄭三發子的傳說，佐證了馮英子收到的那篇稿子的故事。馮英子於是在《週末報》上撰文，把鄭二發子重慶尋弟的事情敘述一遍，然後發了一通議論。唐人在《金陵春夢》裡所寫的故事，就是從《週末報》抄來的。這一對蔣介石抹黑的故事流傳了幾十年，到今天仍然有人相信，你不能不佩服中共御用文人們造謠誹謗、無中生有的「功力」！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總第二十三輯）刊載了何國濤寫的《解開蔣母王採玉身世之謎》、宓熙（原蔣介石侍衛隊大隊長）寫的《我在蔣介石身邊的時候》、唐瑞福與汪日章合寫的《蔣介石的故鄉》等文，徹底澄清了唐人在《金陵春夢》中所寫的海外奇談，只是謬種已經流傳，流毒甚廣，但能看到這些文章的能有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