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我爺爺輩的人把讀書人稱為「文化人」，是因為他們的思想觀念裡，文化人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天地良心的代表。（繪圖：志清/看中國）
小的時候，看到穿中山裝，或胸前別支鋼筆的人，爺爺會帶著羨慕與尊敬的眼神說：「文化人。」父親沒有了羨慕，會帶著尊敬的眼神說：「知識分子。」我一直沒有思考過這兩者有什麼區別。
知識分子與文化人之隔
一天，觀看新唐人電視台的「今日點擊」欄目，主持人石濤先生分析了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的區別：中共把讀書人稱作知識分子，是灌輸，把人當作桶，土、垃圾等往裡裝，灌輸；文化人是傳承，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我想了想，是這麼回事，不單單是稱呼的不同，內涵、含義都改變了。
幾天後的晚上，我閱讀《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的第四章「共產邪靈 毀人不倦（下）」，有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思考：「本書一再強調，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學說、一種社會制度、一個失敗了的嘗試，它是一個邪靈，其目的是通過毀滅文化、敗壞道德來毀滅全人類。只有把握了『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是毀滅人類』這一主線，才能透過紛繁複雜的表象，看清邪靈毀滅人類的路線圖、計劃書、流程表，甚至操作手冊。」「究其實質，毀滅真正的傳統文化，敗壞人的道德，讓人反神、變成非人－－這才是共產黨萬變中的不變。」
我按照「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是毀滅人類」這條主線去思考，會發現，爺爺輩的人把讀書人稱為「文化人」，是因為他們的思想觀念裡，文化人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天地良心的代表，眼神裡有尊敬與羨慕；到了父親輩，受中共一系列政治鬥爭的毒害，天地良心的感受不強烈了，從讀書人身上看到的是假、惡、鬥，所以接受了中共的「知識分子」稱謂；到了我們這一代，儘管從老人們那裡還繼承點傳統文化的皮毛，但是也沒有，也不可能真正去思考文化人與知識分子的不同之處；再到下一代，會發現他（她）們根本不相信這世上還有天地良心的存在，完全是一副反傳統、反文化、反天地的模樣，好勇鬥狠，把黑社會頭子當作崇拜的偶像，甚至把住監獄當作光榮的事，把人的生命根本不當回事，甚至含辛茹苦的父母也成了可有可無，把父母當作免費的丫鬟這還是好的，還有更出格的。
變異的知識分子
鄰村有個老太太，三個女兒，兩個兒子，兒女成家後，都到外地打工掙錢去了，老太太一人在家。今年的前幾天，下小雪的那兩天，天氣特別冷，第三天，鄰居去串門，發現門沒開，趕緊找人打開門，發現老太太已經凍死在屋裡。在兒女們眼裡，掙錢比照顧老母親還重要。某城市，一個親生女兒照顧癱瘓在床的老父親，時間長了心裡有怨恨，一天，餵父親吃了包毒藥死去了。
今天兒女們這樣的行為在古代都是不肖子孫的行為，是罪惡，會招致惡報的，要被天打五雷轟的。做出這樣事的，並不是沒讀過書，很多都是中共經過思想改造後的知識分子。
短短的幾十年，中共就是這樣通過摧毀傳統文化，一步步敗壞人的道德，天地良心的概念越來越淡漠，甚至消失，中國人一步步變成了非人，做了壞事也沒有負罪感、內疚感，最後因為罪大惡極被神佛銷毀，多可怕啊！
懷持良心的文化人
古代的文化人正好相反，他們有心法的約束，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在道德上有更高的標準與追求。比如，《岳陽樓記》的作者范仲淹，無論被皇帝重用，還是被貶官，總是心繫老百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做了很多行善積德的好事，不僅自己得善終，而且福蔭兒孫後代。有句話「富不過三代」，而范氏家族興旺了八代，今天還有范氏後代。
民國時期的文人們更是表現出了自己的錚錚風骨。梅貽琦，一位被清華人譽為是「終身校長」的謙謙君子。1955年11月，梅貽琦從美國回到台灣考察創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及台灣清華大學，由於他掌握著數額巨大的清華基金，所以台灣的各縣長、市長紛紛接近他，企圖趁機撈一把油水。可是他們哪裡知道，此時的梅貽琦卻因為經濟拮据，不得不將已62歲的太太韓詠華留在紐約依靠打工獨自生活，自己隻身一人赴台。當有人告訴梅貽琦「師母在那邊生活太苦，必須設法給師母匯錢，或接她來台灣」時，梅貽琦說自己在台薪金微薄，無法匯錢照料。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於台大醫院，享年73歲。梅貽琦生前隨身攜帶一個手提皮包，住院後一直放在床下一個較為隱秘的地方。兩星期後，在各方人士監督下秘書將皮包啟封。當包打開時所有人都口瞪目呆。原來裡面裝的是清華基金帳目，一筆筆清清楚楚地列著。睹物思人，在場者無不落淚。
這就是講天地良心的「文化人」的真實寫照。有天地良心在，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環境、地位都難改其志。
擁護中共的知識分子
中共的知識分子就不同，沒有了天地良心，就什麼都可以做，什麼都可以說了。郭沫若在五十年代曾講過：過去學的傳統文化在今天沒有一點用，還要重新學才能跟上時代。重新學啥？被中共灌輸假、惡、鬥的黨文化。你不這樣做，就會被中共視為階級敵人，打倒批臭，甚至被虐殺。
2007年，在公交車上遇到一位五十多歲的知識分子，他自我介紹在某市委黨校當教師，他大談中共的政策如何好，然後話題一轉：老百姓的生活這麼好，上什麼訪啊？給國家添亂，影響國家這難得的穩定局面。他一下車，有人馬上說：「狗腿子。」
我的大學同學和大學老師也有在中央黨校工作的，他們很少在微信朋友圈發文章，一發文章都是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之類的文章。難得聚會，見上一面，只要一談到中共如何邪惡，如何耍流氓，馬上就拍桌子瞪眼，開罵：「你忘本」、「誰給你發的工資養活一家老小」、「吃水忘了挖井人」等，可是他們的兒女上的大學卻不是北大、清華，而是美國的大學。那時候他們也忘記了所謂的「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忘記了「國外的反華勢力」等。
一旦披上了「知識分子」的外衣，就意味著大陸的讀書人已經淪落為中共用來裝潢門面，宣揚偉光正的工具。在迫害法輪功中，表現的尤為明顯。按正常的思維，人的認識有個過程，中共說法輪功不好，讀書人要去獨立思考對與錯，看看《轉法輪》（法輪功的主要著作）裡講了什麼，中共的迫害有沒有理由，但是中共的知識分子不是這樣，如科痞何祚庥，再次看到了政治投機，撈取政治資本的機會，信口雌黃的在北京電視台和《青少年博覽》雜誌上污衊法輪功，靠謊言起家與維持生存的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羅京、方靜、天安門自焚的製片人陳虻等傳播謊言，鼓動仇恨，使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殘酷程度步步升級，甚至陳虻在海外公開宣稱：共產黨給我錢，我就給共產黨幹。從中能看到人的天地良心與讀書人的錚錚風骨嗎？中共通過所謂的共產主義學說已經把中國人拖向了地獄的深淵。中國人深受其害。
中共在海外動員群眾反制異議者，就是要達到騷擾，甚至是威嚇的目的。（攝影：Abraham Chuang／上報）
天理昭昭惡報顯
講天地良心的文人們得到的是福報，不講天地良心的中共知識分子得到的只能是惡報，這是天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羅京、陳虻、方靜四十多歲得癌症死亡，那些依靠迫害法輪功得到高官厚祿的人，今天中共當局反腐形勢下，紛紛落馬，或被判刑，或在審查期間得癌症死亡，或自殺身亡，這正是中共想看到的，讓中國人，甚至全世界人都在惡報中滅亡。
看上去是稱謂的不同，實際上是對傳統文化的變相摧毀與破壞，最終破壞掉的是人的善念與良知。有人說，中共不是在大力建廟宇，學生課本加大古詩詞數量，在海外大建孔子學院，國內大演古裝戲嗎？正如《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所講的，這是離開水的魚，對傳統文化的變相糟蹋與破壞，對人心的破壞更可怕，中共的用心更險惡。寺廟道觀成了亂發「信仰財」的地方，方丈做起了CEO，寺廟也要打包上市，裡面的和尚還有政治地位呢，科級、局級，還發工資配小車呢，據報導西安一個老闆手裡有七、八個廟，一年收入幾千萬。
中共只要存活一天，它變著法子害人的目的就不會改變。「邃古之初，當神創造神州大地的時候，就已經埋藏下了未來危機中的轉機，絕境中的希望。末世大劫之前，能否讀懂天機、聽懂神言，關乎每個人的命運和未來。」（《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走回傳統文化之路，解體中共魔鬼，恢復傳統文化，就是中國人的出路。
這是每個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人最明智的選擇。要福報，還是惡報，就在自己的一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