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軍隊進入北京。（網絡圖片）
2000年，據倖存者互相交談統計：「反右」改正時，空軍已有10人被迫害死，18人殘廢，20多人逃跑生死不明，30多人失去聯繫。只剩下70多人僥倖存活，但也傷病纏身。
肖方之死
肖方被宣布開除黨籍、軍籍，押送農場勞改時，痛不欲生，號啕大哭說：「我死也想不明白，我從參軍，出生入死，保衛黨的生命，怎麼一夜之間變成了人民的敵人了？……」到農場後，拚命勞動。1962年，被摘了帽，但仍叫他「摘帽右派份子」，強迫留在農場勞動。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高潮中，農場「毛澤東思想捍衛隊」又把他揪出來，天天晚上批鬥，指控他有「新的反黨罪行」，逼他交代。
1969年冬，一天晚上召集200多人鬥他，因他交代不出新反黨罪行，就集體輪換用皮鞭木棍亂打，打得他皮開肉裂，全身鮮血，死去活來，滿地亂滾，號啕大哭。深夜12點還逼他跪在屋外毛澤東像前「請罪」2小時。回到冰冷的囚室後，他因流血過多，要求喝水。專政隊不給，要他喝尿！他要大便，叫他便在自己血褲中。
滅絕人性的迫害，痛得他深夜裡撕心裂肺地大哭大叫：「我實在沒有罪……救救我吧！……」慘叫聲驚醒了附近的職工，都說：「太殘酷了。」第二天還強迫他下地勞動。他爬到門外，就倒地死了，時年43歲。肖方死後，專政隊用一張破葦席把他屍身捆上，拋到海灘，讓海潮沖走。
汪慶凱之死
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元帥彭德懷也被批鬥迫害。（網絡圖片）
汪慶凱，湖北人，1957年被定為右派份子。送來果樹農場第一天，就被農工隊長厲聲喝罵一頓：「把你那一身皮扒了！（因他穿著新軍裝），臭美什麼？你們都是有罪的人，不是來享福的！」逼迫他下午挑水上山抗旱。從山下河溝挑水，要爬100多米的高坡。受到如此侮辱，他悲憤難抑，下午僅僅挑了2擔水，就躲到靜僻處，在一棵樹上吊死。時年31歲。他死後，農場領導還組織大批判，說他「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死路一條，死了也好！……」
劉庚堯、夏存國、于學航之死
他們都是先在陸軍受過戰火考驗，1950年從陸軍選送到空軍航校學習修理飛機技術、分配到基層一線的青年骨幹力量。「反右」運動中被定為右派，送到農場來勞改。1970年「文革」高潮中被「毛澤東思想專政隊」追逼交代新罪行，交代不出，就日復一日，白天逼迫上山幹活，夜晚開會反覆毒打。在絕望情況下，他們被迫走上絕路。
劉庚堯是抗日戰爭時期參軍的老幹部。他被毒打多日後，一天又逼他給果樹打農藥。他料到夜晚必定還要受毒打，就躲進一個廢棄的礦洞喝農藥自殺。屍體被發現時，已高度腐爛。因為給他準備的土坑挖小了，專政隊就用鐵鍬砍斷他的腿，才埋入坑裡。
夏存國則是遭反覆毒打後，深夜躲進一座水泵房上吊自殺的。于學航是遭受毒打多日，見劉、夏二位難友已死，料定下一個必是自己，深夜就在家裡上吊自殺。他的屍體被埋在一處山坡上。第二年修梯田，就把他腐爛軀體和泥土挖出作肥料，挖出他的頭骨，專政隊們叫喊：「把階級敵人的腦袋掛到樹上！」並在骷髏頭上寫上「于學航」三個字掛到一棵槐樹上。
黎明峰、孫昶、陳清萼之死
黎明峰，湖南人，文弱單薄。1960年5月，糧食定量下降至每人每天僅八兩毛糧，加之食堂盤剝，吃到嘴裡的更少，並且還要應付無休止的重體力勞動。人們的身體一天天垮下來，黎尤甚。1960年12月全體勞力上北山採柞樹葉，黎因身體實在太虛弱，留在隊裡幹些零活。這時他生命已呈現危殆的徵象，表情木然，行動遲緩。一天吃完晚飯，他又在外屋灶坑用飯盒煮一個蘿蔔根兒和蟲蛹。次日早晨，人們發現他已爬在灶坑前死去。死時26歲。
孫昶則身高體壯，曾作為空軍代表參加過全軍體育運動大會。有一天晚上，領導發現他兩天沒上山勞動，讓難友們批判他，大家等了一個多小時，他才走了進來，原本高大體壯的他，當時瘦得像一個只會出氣的木乃伊。他站在那裡，兩眼望著房箔說：「李大夫叫我回家休息。」（這是他生前給我們留下的最後一句話。）大家沉默無語，過了一段時間，他什麼也沒說離開了會場，領頭人有氣無力地宣布散會。第二天後半夜他就和我們永別了。當時我們都不在家，他的一塊貴重手錶被人掠去。聽說他的遺體被裝在一個小板櫃裡埋了。死時26歲。不久，27歲的陳清萼也餓死了。
責任編輯:李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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