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下午，我離京去朝鮮時，李鵬到車站送行，他問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事後聽說，李鵬把這三條意見報告了鄧，鄧也同意。（AFP/AFP/Getty Images）
一、八九學潮初起
七年以前，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經把「六四」的一些事寫過一個東西，算是留下一些記事吧！現在我按這個材料來講。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發言中已講了，有些事沒有講，這裡一併來談談。
先說學潮的起因，學潮初期是圍繞著悼念耀邦開始的。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廣播以後，當晚北京一些大學的學生就自發地搞起悼念活動。隨後就走上街頭。而且人數越來越多。這時確有一些學生表現情緒激動，說了一些過激的話，但總的來說比較注意秩序，沒有發生越軌的事。4月18、19日晚，有數百人湧到新華門。我曾調公安部錄相來看。所謂學生衝擊新華門事件，實際上在前面的學生一直在喊：要守紀律，不要犯錯誤！主要是後面圍觀的人非常多。學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見什麼人啊，後面的人往前湧，往前推，秩序有點亂。後來學生自己組織了糾察隊，把學生和圍觀的人隔開了。
4月22日開追悼會時，天安門廣場有幾萬學生集會，這是經過同意的。我們在人民大會堂裡面舉行追悼會，學生在外面悼念，給他們設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學生可以聽到人民大會堂裡面開會的情況。
這就是4･26社論發表前學潮的情況。
為什麼學生對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強烈？這有複雜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主張改革開放，特別是他為政清廉。當時人們對腐敗的意見比較多，借悼念耀邦來表示對腐敗的不滿。第二，對耀邦1987年下臺的方式不滿、有氣。一方面對反自由化鬥爭不滿意、有牴觸，同時對耀邦下臺那種更換領導人的方式難以接受，總之為耀邦鳴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頓以後，改革開放全面收縮，政治改革不見動靜，經濟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後退。學生對這種狀況不滿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來表示對深化改革的願望。當時上街的學生大體是三部分人：絕大部分屬於上面說的這種情況；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對我們工作不滿意，借題發揮，鬧一鬧；當然，也確有少數人「反黨反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
當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我說，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有道理。因此我主張除了打、砸、搶、燒、沖五種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外，一般要採取疏導的緩和辦法。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了三條意見：（一）追悼會結束，社會生活應進入正常軌道，對學生遊行要進行勸阻，讓他們復課。當時我覺得學生不管是什麼動機，總而言之是借悼念耀邦這個題目。追悼會已結束了，你們也參加了，就沒有什麼題目了，應當復課。（二）對學生採取疏導方針，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多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徵求意見。學生、教師、知識份子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講。（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對打、砸、搶、燒、沖違法行為應依法懲處。
我的這些意見李鵬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並形成了文字。前面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針，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門。後面講的三條是我出訪朝鮮前講的。耀邦追悼會剛結束，中央主要領導人一起下電梯的時候我同他們講的，後來我又正式談了這些意見。4月23日下午，我離京去朝鮮時，李鵬到車站送行，他問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事後聽說，李鵬把這三條意見報告了鄧，鄧也同意。
那時常委中沒有什麼不同意見，至少沒有明顯的不同意見。我只記得一件事，4月19日夜李鵬突然給我打電話，質問我：學生現在正在沖新華門，怎麼還不採取措施？我當時回答他：喬石在第一線負責，有各種預案，他會應急處理。隨後我就把李鵬打電話的事告訴了喬石。實際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華門的大部分學生已經散去，少數人沒走的由公安清了場，強令他們上了車，送回學校去了。這就是我出訪朝鮮以前，學潮的情況以及當時常委的方針。
二、4･26社論激化了矛盾
但是，後來學潮怎麼會鬧成那麼大的亂子？關鍵是4･26社論。學生有不滿情緒，總會表現出來，即使當時沒有鬧起來，以後還是要表達。總是有意見嘛！但是學潮鬧得那麼大，就在那個時候鬧出那麼大的亂子，就是4･26社論。社論以前和社論以後的情況不同。如果當時因勢利導，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會鬧得那麼大。4･26社論是個轉折點。
4月19日，我就訪朝的事情去過鄧那裡，也向鄧談了學潮的情況和如何處理的意見，鄧當時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離開北京的當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錫銘、陳希同就找萬里，要求召開中央常委會議聽取他們的匯報。萬里就上了他們的當。萬里對學運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終都是一致的。萬里把他們的要求轉告了李鵬。我出訪期間由李鵬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鵬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開了常委會。在李鵬主持下，李錫銘、陳希同極力把學潮情況說得非常嚴重，他們不顧當時學潮有趨於緩和的情況。其實學生中間當時已經出現分化，一部分主張復課並已經復課了，少數人反對復課，有的學校為此還發生了糾紛，一些學生回到教室上課，那些比較激進的分子在門口把著不許進去。這種情況是因為這些學生氣還沒有完全出夠，鬧了一下就這樣完了？當時如果接著做些工作，疏導，對話，允許學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這是很好的機會。可是他們在匯報時竟說「一場全國規模的包括中學生、包括工人在內的大規模行動正在組織發動之中」，還說北京大學生紛紛派人到全國各地串聯，到街上募捐籌集經費，要搞更大規模的行動。他們把個別學生的過激言論，特別是對鄧小平個人的過激言論加以宣揚，把學潮說成是反對共產黨的，針對鄧小平的。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學生特別是大學生對西方的東西聽的很多，看的很多。說一個領導人幾句話，他們根本不認為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當中空氣比較緊張的時候。當時說我的也很多，什麼幾個孩子搞「官倒」呀，什麼運了多少車皮化肥到我的家鄉呀。當時在多少萬人中間沒有人說些偏激、過激的話是不可能的。有十個人說了這類話，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錫銘、陳希同他們這麼做，是他們原來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起作用，還是別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會上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畫、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政治鬥爭」，並形成了會議紀要。李鵬、李錫銘、陳希同是始作俑者。
4月25日李鵬、楊尚昆把常委會的情況向鄧作了匯報。鄧這個人對學潮一向主張採取強硬方針，認為學潮影響穩定。聽了匯報以後，鄧當即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以解決。我4月19日到鄧那裡，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鵬、楊尚昆一講，鄧又同意他們的看法了，因為這和他歷來的主張一致。4月25日鄧同李鵬等人的講話，本來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裡，李鵬就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廣泛傳達，4･26日又把這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公開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畫、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在我出訪朝鮮之前，李鵬、北京市的領導都沒有向我說過他們這些看法。我剛剛離開北京，他們很快就召開了常委會，並直接取得了鄧的支持。這就改變了政治局常委原來的分析及準備採取的方針。
鄧對李鵬大範圍傳達他的講話是不滿意的，鄧的孩子對把鄧推到前臺也不滿意。「五四」青年節我有個講話。毛毛打電話給講話起草人鮑彤，希望在講話中加上鄧愛護青年的內容。5月17日在鄧家決定戒嚴的那次會上，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
有人利用學生的過激言論來激化矛盾，把黨和政府推到和學生尖銳對立的地位。經過改革開放，學生批評領導人本來算不了什麼事，發泄一下而已，並不意味著這些人要推翻我們的制度。但是把學生批評鄧的話集中起來說給鄧聽，對老人是極大的刺激。這些人還把學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過激言論說成是學潮的主流，說鬥爭矛頭指向鄧。由於鄧多年形成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方式，所以一聽到李鵬的匯報就發表了那樣的講話。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鮮時，4月24日常委會紀要和鄧的講話通過使館傳給了我。我回電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對付當前動亂所做出的決策。這些文件發給我，我就必須表態，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見，因為我在國外不瞭解國內的情況。但我沒有對常委紀要表態。看了鄧的講話，當時我腦子裡馬上的一個反應就是又一場反對自由化的運動要來了。我倒沒有想學潮平息不了，因為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擔心的是十三大以來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勢頭受到損害，因為鄧認為，學潮的原因是長期反自由化不力。
前面說過，追悼會結束以後，學潮趨於緩和，而且學生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一部分主張復課，這是很好的機會。只要我們進一步做好工作，學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4･26社論一發表，情況立即發生了變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學生被社論的言辭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有計畫有目的」等等，學生多年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情緒一下子激動起來，原來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也被推到了激進的一邊。從朝鮮回來後我找了幾個大學的人談過，他們都講了這個情況。4･26社論一發，各方面包括機關都非常不滿意，「怎麼搞了這麼一個東西？」所以4月27日上街遊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萬。由於4･26社論的言辭比較嚴厲，學生們感到這個行動可能受到鎮壓，因此有的學生遊行以前給家裡或親友寫下了遺言、訣別信。4･26社論不僅激怒了學生，機關、團體，民主黨派也普遍牴觸。他們不理解、牴觸，甚至反感。他們認為學生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改革命運，提出社會熱點問題，是可貴的愛國行為。政府不僅不表示愛護，加以引導，反而站到學生的對立面，給他們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以火藥味如此之濃的社論嚇唬他們。尤其是知識份子反應更加強烈。政府這樣做，社會上更加同情支持學生。從現場拍攝的錄像可以看到，當時學生的遊行隊伍走到哪裡，沿街的群眾就拍手歡迎，呼喊支持的口號，有些人甚至加入遊行隊伍。就連負責阻擋遊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來佈置的一些封鎖線，學生隊伍走到那裡，警察就讓路，學生遊行可以說暢行無阻。
當時許多老同志對學生遊行相當擔心。因為知道小平講了那麼一篇話，生怕矛盾激化，發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動武。彭真直接給中央辦公廳打過幾次電話，說無論如何不要動武，無論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讓矛盾激化。當時只有李先念聽了小平講話以後，給小平打電話說：「要下決心抓他幾十萬人！」這話不知準不準確。還有王震，他也主張多抓些人。面對成千上萬的遊行隊伍，加上許多老同志勸告，原來決心驅散遊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領導人和李鵬等人也束手無策。這當然是很好的事情。學生們原來以為遊行可能受到鎮壓，結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這樣一來，參加遊行的學生回到學校以後，就慶祝勝利，歡欣鼓舞，更加無所畏懼。
由於傳達了小平同志的講話，發了社論，學生會、黨團組織、校長、教師，原來都拚命地阻擋學生，叫他們無論如何不要去上街。學生回去以後，弄得黨團幹部受到奚落，他們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緒，認為被出賣了，躺倒不幹了。包括陳希同這樣的人也有這種感覺。5月1日常委聽北京市的匯報，陳希同一肚子怨氣，說學校基層幹部感到被出賣了。我批評他：誰出賣誰？
4･27大遊行的結果說明這麼幾個事：原來以為4･26社論一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調子一定，學生就不敢動了，結果不僅沒有壓下去，反而鬧得更大了。這說明用無限上綱的老辦法，過去很靈現在不靈了，此其一；其二，由於廣泛傳達了鄧小平4･25講話，學生都知道4･26社論是鄧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顧一切地上了街，這說明再靠最高權威的領導人發話也不靈了；其三，北京市剛剛發布示威遊行管理辦法，提出了嚴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靈了，等於作廢，警察阻擋也不靈了。當時我回到北京瞭解了這些情況以後就感覺到，如果不緩解下來勢必動武。現在與4･27以前不一樣了，學生經過4･27大遊行什麼都不怕了。他們認為政府沒有辦法，政府什麼手段都拿出來了，就剩下出動軍隊這一招，而學生當時認為政府是不會出動軍隊的。所以以後的事就比較難辦了。總之，4･26社論對整個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壞的作用，增加了以後解決問題的難度。
以上說明，如果不用疏導對話辦法，要用強制手段制止學潮，除了動用軍隊，沒有別的辦法。我從朝鮮回來途經瀋陽時，聽了瀋陽的匯報，他們也是大會傳達鄧的講話，省委都懷疑：現在還用這種辦法行嗎？他們說，傳達鄧講話以後很多人罵鄧。所以我從朝鮮回來後就覺得局勢很危險。4･26社論以後，其他辦法都不靈了，存在著發生大規模流血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