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飢荒中被餓斃街頭的中國農民。（網絡圖片）
與農村基層幹部多吃多佔不同，城市裡的高級幹部和著名高級知識份子，卻有合法的特殊照顧。能受到照顧的高級知識份子只是知識份子中的極少數，受惠最多的還是高級幹部。高級幹部在照顧高級知識份子的名義下享受特需供應。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在1960年7月30日擬訂的《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份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中央認為，這個報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見，原則上也適用於全國各地區，現把它摘要轉發，希望各地參照執行。」中共中央在轉發時，把齊燕銘報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給予照顧」幾個字改為「特需供應」，從此「特需供應」成了一個神秘而令人妒羨的詞語。齊燕銘報告的內容摘要如下：
特殊供應辦法，分為以下三類（自11月起根據中央指示，黨內以下標準再減半，紙煙不減）：
第一類，副委員長、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供應標準是：每戶每天肉一斤，每月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煙兩條。
第二類，人大、政協在京的常委，國務院各部委正、副部長，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人大、政協的副秘書長，各民主黨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級知識份子中的一級人員，以及黨政群同上述職務相當而名義不同或工資級別在七級以上的其他人員，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級煙兩條，雞蛋3斤。
第三類，全國人大在京的黨外代表和全國政協在京的黨外委員，國務院各部委黨的正、副司局長和黨外的國務院參事，各民主黨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黨內外高級知識份子中的二、三級人員，以及黨政群同上述職務相當而名義不同或工資級別在十一級以上的其他人員，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級煙兩條，雞蛋2斤。
根據上述規定，應當確定第二類和第三類照顧人員名單，各部門應分別報經國家機關黨委、中直黨委審查送國務院批准後，按照名單供應。
中共中央在批轉這個報告的按語中還有這樣一段話：「實行副食品特需供應的照顧面，對黨外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份子可以稍寬，對黨內幹部必須從嚴。不宜不分黨內外，籠統地規定某一級以上的幹部一律享受特需供應。堅持這一條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為了便於團結、教育和改造黨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顧他們一點，群眾是不會有多少意見的。但是，對黨內的照顧面如果規定得過寬，或者雖有比較適當的規定，而控制不嚴，聽任某些幹部在規定之外利用職權或『走後門』來取得額外供應，不作嚴肅處理，其後果就很嚴重。」
中共中央這個批語是很清醒的，反映了執政黨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由於沒有制度性的制約，執行過程中全憑幹部的自覺。好幹部一般能嚴格要求自己，盡可能與人民同甘共苦，但不是多數幹部能身體力行。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又發了一個關於「特需供應」的文件。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一辦法執行。」國務院財貿辦和北京市委的報告中規定：
1、對於下列人員，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糖1斤，大豆3斤。科學研究機關九級至八級研究人員；工程技術界十級至八級工程技術人員；醫務界十二級至九級醫務人員；出版界九級至八級編輯人員；新聞界十三級至十級編輯、記者；文藝界十一級至九級文藝工作人員；高等學校九級至八級教學人員；中等專業學校七級至五級教學人員；中等學校四級至三級教學人員；小學一級教學人員；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十七級至十四級行政幹部。
2、對於下列人員，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肉2斤，雞蛋2斤，糖1斤，大豆3斤，紙煙2條。科學研究機關七級至三級研究人員；工程技術界七級至三級工程技術人員；醫務界八級至三級醫務人員；出版界七級至三級編輯人員；新聞界九級至四級編輯、記者；文藝界八級至三級文藝工作人員；高等學校七級至三級教學人員；中等專業學校四級以上教學人員；中等學校二級以上教學人員；全國人大在京代表；全國政協在京委員；國務院各部委正副司局長，國務院參事；民主黨派在京常委；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同上述行政職務相當而又名義不同，或者行政級別在十三級以上的其它人員。
3、對於下列人員，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肉4斤，雞蛋3斤，糖2斤，大豆5斤，甲級煙2條。科學研究機關一級、二級研究人員；工程技術界一級、二級工程技術人員；醫務界一級、二級醫務人員；出版界一級、二級編輯人員；新聞界一級至三級編輯人員；文藝界一級、二級文藝工作人員；高等學校一級、二級教學人員；全國人大、政協在京常委；國務院各部、委正副部長、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全國人大、政協副秘書長；民主黨派中央主席、副主席；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同上述行政職務相當而又名義不同，或者行政級別在七級以上的其他人員。實行本辦法後，中央1960年11月9日發字927號文件中第二類和第三類供應人員，即改按上述標準供應。該指示中第一類人員除按原定標準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增加供應大豆5斤。
1961年這個規定除了照顧面更寬以外，對高級幹部增加了5斤大豆。這次沒有提黨內嚴黨外寬的原則。
有了特需供應人員，隨之就出現了特需供應商店。特需供應商店秘密而神秘，一般百姓只知道其存在，不知道它在什麼地方。掌握特需商品的人，也享受到特殊利益。這種特需供應商店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前，成為中國特權階層的象徵，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對象和批判對象。
由於市場上沒有食品供應，餐館幾乎停業，僅靠這些特需供應，也難解決食品的不足。何況在一個家庭中能夠享受這種特殊待遇的通常只有一個人。一個人的4斤肉，也難以維持全家人一個月的生活。所以，即使享受這種特殊照顧，生活水平還是大幅度下降。1960年，衛生部和中國科學院等單位，曾對在京的一部分著名專家的健康狀況進行了一次重點調查。這次調查了123人，其中教授有馮友蘭、朱光潛、馮定等33人，醫生有黃家駟、林巧稚、吳英愷、黃宛等52人，科學家有華羅庚、錢崇澍、陳煥鏞等25人，作家藝術家有歐陽予倩、戴愛蓮、馬思聰、劉開渠、葉淺予等13人。這些人當時是中國知識界的頂尖人物，知名度非常高。調查結果是，這些頂尖人物的健康狀況也不怎麼好，體重普遍下降，體質減弱，疾病增加。這123人大體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情況：體質減弱，但健康狀況還比較正常的34人，佔被調查者總數的28%；體重下降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堅持工作的有49人，佔被調查者總數的40%；體重下降突出，並患有嚴重疾病，已經全休或半休的33人，因工作不能離開勉強工作的7人，共佔被調查人數的32%。
在一些中等城市，有意放寬特需供應面，使更多的幹部得到好處。1960年10月7日，邯鄲市輕工業局幹部石旭東向中央寫信反映了這一問題。信中說：「上級號召不吃肉以後，我們就一點也不吃了，可是特需供應的肉比我們過去大家吃的肉還要多（全市平均每人每月3兩）。」「中秋節，全市幹部市民和工人連個月餅渣子也沒吃到，而領導幹部們卻每人發二斤。」「邯鄲市裡的食品商店都成了特需供應商店，群眾很有意見。走進商店一看，什麼都有，但什麼都要特供證。老百姓看到那麼多好吃的，一問即說是供應領導幹部的，怎麼能沒有意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