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圖片來源：VOA）
【看中國2019年5月9日訊】4月29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局主任奇諾．斯金納（Kiron Skinner）在華盛頓一個論壇上討論川普(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時講到，美中之間的大國競爭是兩個文明之間的衝突。斯金納說：「這是與一個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爭鬥，而美國以前沒有經歷過這種情況。」
一
斯金納這一說法立即引起各界的熱評熱議。此前有報導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在制定一項中國戰略，該戰略就是基於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進行較量」的理念。斯金納也是國務卿的資深顧問，為國務卿提供必要的長期的高層級的建議。不少人推測斯金納的意見是否反映了國務院的看法，故而對斯金納的這番講話格外關切。
斯金納還說，美中之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這是第一次我們將面臨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不是高加索人種(Caucasian，即白種人)。」這種說法顯然不準確，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就曾經面臨日本人這個強大的競爭對手，而日本人不是白種人。有人批評斯金納這句話有種族主義之嫌，還有人擔心美國會不會出現排華。不過我從這句話的上下文看，斯金納未必有那層意思。斯金納無非是強調美國這次面臨的挑戰不同以往，以前美國遇到的挑戰者都是白種人，這次來了個非白種人。記得在2012年，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面對中國崛起，西方缺乏準備。」文章說：「很快我們就會來到一個歷史時刻，自英王喬治三世以來，第一次，一個非西方、非民主的國家，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這裡，陸克文特地提到「非西方」，其目的也無非是強調中國崛起這件事的特殊意義，未必有東方主義、西方主義一類的含意。
不少人對斯金納有誤解。他們以為斯金納認為美中之爭就是兩種文明之爭，因此他們認為斯金納的看法不全面，美中之爭還有意識形態之爭，還有利益之爭，等等。其實斯金納的看法並不那麼簡單化。斯金納也談到貿易戰，談到美中在經貿上的衝突。斯金納說：「與中國的貿易不是唯一的問題，從長遠來看，或許甚至不是最大的問題。」斯金納也談到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她說：美國與中國的競爭，不僅侷限於雙方的國家利益，也存在於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等更為廣泛的領域。由此可見，斯金納認為美國與中國的衝突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經貿的衝突、國家利益的衝突、意識形態的衝突，等等。斯金納的與眾不同之處是，她還特地提到了文明的衝突，並且把文明的衝突放在相當重要的位置上。
二
斯金納供職於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局。顧名思義，這個機構的工作就是為美國政府提供政策的規劃與建議。正如斯金納所說，你不能在缺少論證的情況下就出臺一項政策。有時候，總統對某個重大問題有一種意向，有一種感覺或直覺。這時，就需要政策規劃局把總統的意向、感覺或直覺加以理論化、系統化，使之成為一種學說，從而成為一項政策的指導。斯金納說，我們正試圖為中國撰寫一篇文章，就像當年冷戰之父喬治．凱南寫的那篇政策論文一樣。
喬治．凱南是美國外交界的一個傳奇。1946年，時任美國駐蘇聯代辦的凱南給國務院發了一封長達8千字的電報，1947年，凱南又以X的筆名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在這封長電報和論文裡，凱南基於對蘇聯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整套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也就是遏制政策。凱南的建議被美國政府採納，對冷戰時期的世界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現在斯金納們所做的，正是當年凱南做的事情。只不過到目前為止，斯金納的這個工作還沒有完成，還在進行之中。
川普總統對中國問題確實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或直覺。首先，川普總統認為中國問題很重要，非常重要，是最重要的問題，比什麼恐怖主義問題，比俄國問題都更重要。第二、中國這個最強對手的情況和以往別的挑戰者的情況都不一樣，比如說，和蘇聯就不一樣，是以前從來沒有遇到的。
以前，美國政府曾多次在人權問題上批評中國，但斯金納認為，人權這張牌對中國可能不會像當年對蘇聯那麼管用。斯金納講到赫爾辛基協議。1975年，美國和包括蘇聯在內的歐洲國家簽訂了赫爾辛基協議，該協議寫進了人權條款。斯金納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西方概念。它打開了一扇門，在人權原則上真正削弱了蘇聯這個極權主義國家。」當時，蘇聯和東歐國家都有異議人士成立人權組織，捷克的七七憲章也是在赫爾辛基協議的背景下發布的。赫爾辛基協議還規定了宗教自由和移民權利，這對於削弱蘇聯東歐等國的共產專制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同樣是人權牌，按照斯金納的說法，用在中國就沒什麼作用。
斯金納認為美國打人權牌對中國沒有對蘇聯管用。對於這種說法，我們當然不讚同。在我們看來，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它很少打人權牌以至於沒打人權牌。從當初和中國建交，聯合中國對付蘇聯，對當時中國遠比蘇聯更惡劣的人權問題隻字不提，到後來不堅持人權原則就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以及接受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直到現在，美國對中國的人權問題也沒有做出多大努力。
不過斯金納的話也不是毫無根據。譬如說，今天的中國遠比當年的蘇聯東歐更加對外開放，在美國高等院校的國際學生中，中國留學生佔極大的比例。可是這些中國留學生有不少是小粉紅，並沒有多少人變得反共反專制，變成自由民主的擁護者。對於這種現象，我有我的解釋，暫且不表；不過我可以理解它會在許多美國人、包括政策制定者心中造成困惑。
斯金納在4月9日曾經接受過美國之音的專訪。斯金納對記者說，美國、歐洲和加拿大都意識到日益增長的中國威脅。斯金納說：「我們已經有了一整套的中國政策了嗎？我不認為真的有。我覺得現在有一些關於中國的問題需要來應對，但美國和北約共同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對中國威脅的根本性質的問題以及對需要制訂基礎廣泛的戰略政策予以應對的問題上達成共識。這是未來數年需要應對的挑戰。」
三
斯金納講話最引人注意的一點就是文明的衝突。一講到文明的衝突，人們自然會聯想到已故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斯金納說，她的觀點有亨廷頓的一些思想，但也略有不同。
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書中，亨廷頓提出，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亨廷頓把世界分為七大文明，中國被歸為儒教文明。亨廷頓斷言，美中衝突不可避免。美中兩國的分歧是全面性的，是根本性的。按照亨廷頓，自由民主只是西方價值，不是普世價值。
多年來，中共當局鼓吹中國特色、中國國情，否認西方式自由民主，應該說和亨廷頓的觀點有某種契合。有趣的是，近些年來，某些憤世嫉俗的異議人士也在宣揚某種中國特色論或中國國情論。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不是共產黨的問題，而是中國人民的問題。在他們看來，堅持自由民主價值的中國人只是一小撮，而他們注定得不到廣大民眾的支持。
亨廷頓把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歸為儒教文明。這明顯站不住腳。因為中共是中國歷史上最敵視儒教、最反對儒教的；在所謂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中，有不少都比大陸更好地保留了儒家的傳統，也都接受了自由民主價值，可見儒教文明並不拒絕自由民主價值，中國大陸的問題不是傳統文化的問題，不是儒教文明的問題，而是共產專制的問題。
美中衝突究竟是制度的衝突還是文明的衝突？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如果你認為美中的衝突是制度的衝突，而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你就會致力於促成對方制度的改變。尤其是那種壓迫性制度，大多數人都是受害者，因此都有反對和改變這種制度的願望，所以促成制度的改變不但是可取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但如果你認為美中的衝突是文明的衝突甚至種族的衝突，結論就不一樣了。因為文明、更不用說種族，是不可能改變的，至少是很難很難改變的，除非武力征服，然後強制改造，否則你就只有去接受對方的存在，學會如何與對方和平共處。
所謂普適價值，一般含有兩層意思。其一是指該價值具有普遍適用性，不分宗教、國家、民族，都適用。另一層意思是，該價值在大多數地方被很多人共同發現和認同，哪怕這種發現還很模糊，哪怕這種認同並沒有表現在外部行為上。在晚清，中國一批飽讀詩書的儒生，一接觸到西方的自由民主，立即大加讚揚，認為其深合中國古代先哲先賢之意。這就表明這些價值具有普適性。
更有力的證明是八九民運。30年前，在中國，爆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運動。這場運動的巨大規模有力地證明了，在中國，自由民主絕不僅僅是極少數異議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萬萬民眾的共同願望。抗議者們在天安門廣場，仿照美國的自由女神像，樹立起一座民主女神像。這說明抗議者們正是把美國當做榜樣。這說明在當時，大家都深信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不但適用於西方，也同樣適用於中國。
斯金納並沒有簡單地把美中之爭歸結為文明的衝突，更沒有說中國文明就是排斥自由民主的。應該說到今天，西方國家對專制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嚴重危害已經有了較多的共識，但是對於這樣一個崛起的專制中國的基本性質，還缺乏足夠清晰的認知；因此在如何應對的問題上，還缺乏必要的共識。在八九民運、六四屠殺30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認真解決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