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動員知青去農村山區上山下鄉。（網絡圖片）
我在農村上山下鄉插隊總計八年半又四天，把我從一個曾經是「少年壯志，海闊天空」的少年折磨成渾身傷痛，身心俱疲，不敢有夢的青年。我們是被犧牲、被蹂躪的一代。
1968年10月18日，我們，江南一所著名中學的一千多個學生「知青」，被學校的鄰居，江蘇省軍區教導大隊的軍人們用幾十輛軍用卡車，送到農村去插隊。那一天萬里無雲，秋高氣爽，黃葉滿地。我們的心情卻和秋色相反，烏雲密佈，沈重、陰鬱、惶恐：我們青春的夢想在這一天破滅，我們感覺到自己正在滑向一個無底的深淵。
我在農村插隊總計八年半又四天。八年半的插隊生涯把我從一個曾經是「少年壯志，海闊天空」的少年折磨成渾身傷痛，身心俱疲，不敢有夢的青年。學生的時代，我們曾經憐憫那些為謀生整天奔忙的芸芸眾生是「做穩了的奴隸」，八年半在農村的生活，卻使我們羨慕那些「做穩了的奴隸」，反而痛惜自己「想做奴隸而不可得」了。我們一千多同學的青春還沒來得及閃光，就葬送在黃土中；一千多同學的夢想從未有實現的機會，就被無情地扼殺我們同學的父母每一天錐心刺骨的掛念，這一千多個家庭經受著長期的煎熬。而全國像我們一樣的青年有一千多萬，「知青」家庭有一千多萬戶！從東北的北大荒到雲南邊疆的橡膠園，從陝甘的黃土高原到東海的崇明島，全國的農村、農場，到處留下了「知青」的血淚。
歷史上的這一段，無論如何逃不過「史筆」的。那麼，歷史將會如何評價這場運動呢？
不同的經歷、不同時代的人，自會有不同的評判標準。但是，歷史事件評判的最終標準是人，是人的生存與發展，是具體歷史事件對人的生存和發展所起的作用。評判這場運動的標準也只會是「上山下鄉」對我們這代人的生存與發展所起的影響。四十年過去了，當年的二十歲左右的「插友」，如今都已六十歲上下了，時間已經完全可以對「上山下鄉」運動作出的評判：
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一輩子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一輩子沒有有過理想的職業，一輩子沒有有過稍稍富足的日子，許多人一輩子沒有有過愛情，有人一輩子生活在「上山下鄉」的陰影中，還有人因病或自殺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在同日下鄉的一千多人中，後來能夠通過77，78年高考進入大學的竟然不足四十人，能夠出國留學的只有五、六個。我們那可是一所高考入學率曾有過近100％記錄的中學啊！1992年，我回國和同班同學聚會，發現他們中的多數已經下崗、退休，無所事事地在麻將和電視劇中打發餘生。當年的正值青春年華的少男少女們，生命中從未有過閃光的日子，就已經滿頭華髮，被社會遺忘。我們在相對唏噓之外，還能說些什麼！如果沒有那場運動，他們怎會潦倒至此！
我們是被犧牲、被蹂躪的一代。和祖輩、父輩相比，我們和他們一樣經歷過三年大飢荒的飢餓，多數人卻沒有享受過他們曾經有過的受教育、求職、遷徙的自由；和我的後輩相比，我們中的多數沒有像他們那樣能夠享受物質的豐富。國家歷史上所犯的錯誤，不公正地、過多的由這一代人來承擔了。
今天，有人或許會說，當時你們不也曾經向黨表忠心，要到農村去戰天鬥地、改造自己嗎？不也曾經發誓要把壯麗的青春獻給祖國的農村，立志做革命大業的接班人嗎？
是，當初是有一些人這麼做了。那是由於他們太年輕，對現狀缺乏瞭解，對統治者無條件的信任，確實想過到農村去幹一番事業。記得北京還有人到天安門去宣誓，決心去延安插隊，走老革命的路，等等。
但是，我相信懷有那種浪漫豪情的人只是少數，而且他們是在真實資訊被封鎖的情況下做出的錯誤判斷，是受到了愚弄。在和我一起插隊的一千多位同學中間，我從沒有見過這種「豪情」，哪怕是裝出來的。因為農村的實際情況無法被完全封鎖，我們還是瞭解一些；因為我們知道自己不是什麼「接班人」；因為我們知道，有資格成為「接班人」的少數同學，根本就不在我們之間，他們早已經由父輩安排參軍就業，和我們分道揚鑣了。
是，當年我們都是「自願」。但我們有可能不「自願」嗎？
很難。當時動員的手法，就是非讓你「自願」不可。最簡單、最客氣的辦法是所謂「車輪戰」，三班「工宣隊」一天二十四小時守在你家裡動員，不讓你和家人睡覺，直到你「自願」為止。兩三天下來，鋼鐵的人也受不了，何況是血肉之軀？不「自願」就發瘋。鄰居家的孩子因為數天「車輪戰」而神經失常，操起把菜刀來要和工宣隊拚命，結果被捕判刑。我們學校有一個被大家稱為「聰明美麗而又最大氣的」女同學，不過在給叔叔的信中說了句「不知命運的小舟，將把我們帶向何方」，竟然被套上「破壞和對抗上山下鄉運動」的罪名而在全校批判，你說我們有什麼辦法不「自願」？
後來讀到張正隆的《雪白血紅》才知道，這是統治者幾十年行之有效的手法：當年在東北招兵買馬，也就是用這套「車輪戰」而讓農民「自願」參軍的。甚至會在大熱天燒一熱炕，讓農民坐在炕上烘烤，直到「自願」參軍為止。當年在蘇聯，布哈林、季托維也夫們，不僅「心甘情願」地承認自己是國際帝國主義間諜，還懇請法庭判處他們死刑。連冤死都能讓你「自願」。
那些真的曾經豪情滿懷的下鄉的「知青」們，在資訊被封鎖、被歪曲、被捏造的情況下做出的選擇，也算是「自願」？即使退一步承認那是「自願」，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只是我不願意把話說絕，才沒有講百分之百？？很快就發現自己上當受騙，很「自願」回到城市來。那時，有人考慮過他們的意見嗎？
或許有人會說，農村嚴酷的環境鍛練了我們，使得我們更懂得社會，更懂得生活，生存能力更強。
是，這些都沒有錯。我自己經受過那場血淚生活的磨練，到海外來遇到一些挫折，就真看成「小菜一碟」，用美國人的說法，是「蛋糕一塊」（a piece of cake）了。有一年母校的人事處長到美國來交流訪問——她本人也曾是插隊知青——看到我這麼個書生竟然能自己裝修房屋，踢天弄井，就曾說過，「還是『上山下鄉』鍛練人啊！」這樣的話。
但是，磨練了意志，學得了謀生能力，都無法補償我八年的青春時光，無法補償那八年多在絕望中所受的煎熬，無法補償消失了的夢想、失去的愛、損害了的健康；更重要的，運用暴力強制我的意志、限制我的自由，對我人格的污損和造成的精神創傷更是永遠無法補償。如果在自由、青春、教育、理想的自主追求和生活經驗的被動獲得兩者之間讓我選擇，我當然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我想大多數同輩人也會做同樣的選擇。
或許有人會說，我們的青春時代有過人生一場非常特殊，前無古人，大概也後無來者的經驗，值得珍視。
是，對我們來說，這是人生非常特殊的經驗。但，「特殊」本身就意味著不是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然需要！而越是慘烈的經驗越特殊：「勞改」，「古拉格」的經驗夠特殊吧？有人喜歡嗎？殺頭、抄家特殊吧？除了金聖嘆以外，會有人說「殺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聖嘆於無意中得之，豈不快哉？」
現在或許還有人會說，當年讓我們「上山下鄉」，本來是出於好意，是讓我們經風雨見世面。證據是毛太子當年不也是被送到農村去鍛練的嗎？
是，有些太子、公主們是去過。那真是出於他們父輩的苦心，那是為了讓他們將來接班的時候不致像阿斗、晉惠帝那樣輕易丟掉政權。他們去，有明確的目標和既定的程序下農村，進工廠，去部隊，進學校，學成文武藝以繼承他們的事業。因此對他們不需要強迫、欺騙，他們自然也不會不自願。對我們則從插隊的第一天起就明白無誤、板上釘釘地說清楚了：我們將在那裡一輩子，那培養接班人「程序」的第一步對我們來說永遠不會結束！如果不是人亡政息、天下巨變，這程序的第一步也確實沒有終結之日。這兩種「下鄉」還有什麼可比之處？
或許說，我們這一代人的犧牲，是為了解決當時國家的在經濟、政治上的困境，因此也為國家、民族作出了貢獻。
是，我們是為國家、民族，也為統治者的錯誤作了犧牲。但我們的犧牲不是出於自己的意志。當年譚嗣同拒絕逃亡，喊出「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而毅然走向死亡，為變法犧牲，是求仁得仁，自願如此，因此了無遺憾。而我們和他毫無共同之處，因為我們是被迫犧牲的。
因此，不管現在，還是將來，如果有人試圖從這場血淚斑斑的運動中尋找什麼「積極因素」，什麼「閃亮點」，都是毫無作用的：一場以強迫為手段而戕害了一千多萬青年的運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更不人道，在歷史上當然不會得到正面的評價。
手段的卑鄙從來都只反映目的的卑鄙。《赫魯曉夫回憶錄》中有個故事。當年他還是蘇共第一書記的時候，去訪問一個集體農莊。一個農民對他說，「赫魯曉夫同志，你們是想用棍子把我們趕進天堂。」改革者赫魯曉夫聞之大受震撼，因為他懂得「棍子」本身就是對「天堂」的嘲弄。強迫婚姻不合法、不合理、不人道並不在於婚姻的雙方不般配，而在於不是出於當事人自己的意願。即使是一個天堂，人們也不願意自己被棍子趕進去，人也應當有選擇進去還是不進去的自由。何況當年趕我們去的地方，連面目猙獰、手操刀棒，心如蛇蠍的人，也不好意思說是天堂。
今天，拿一千條冠冕堂皇的理由，一萬種所謂積極的因素，想為那場運動辯護都是徒耗心力：判定那場運動是國家恥辱、青年災難的性質，只需一句話：「我們沒有自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