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網絡圖片）
眾所周知，今天未名湖畔的北大是民國時代燕京大學的舊址，燕京大學的創始人司徒雷登的遺願就是能將他骨灰埋在燕園，歷時數十年，幾經周折，這個簡單的遺願最終還是沒有實現，直到三年前，他的骨灰在杭州郊外的一個普通公墓入土。如果說燕京大學已在近一個甲子前消失在歷史的深處，未名湖是北大所在地，「北大之父」、舉世敬仰的蔡元培校長歸骨北大，在未名湖畔選一塊地，應該是沒有問題了。遺憾的是多少年來，多少北大校友、知識界、新聞界人士不斷呼籲，同樣迄今未能實現。
1940年春天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故，當時國共兩黨一致給了他最高的評價，毛澤東從延安發出的唁電稱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正值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華北早已淪陷，北大遷到昆明，與清華、南開合組西南聯大，兵荒馬亂之中，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墓地在香港島西南角山坡的「華人永遠墳場」。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曾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兼《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一直呼籲讓蔡先生歸骨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墳》文中說，「整個山坡上，從下到上，又從上到下，堆滿了一座座墳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規律地陳列著；那格局是雜亂的。……萬墳如海，蔡元培的墳墓就淹沒在這樣的一坡墳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結果無人理睬。
相隔十來年，西南聯大外語系出身的翻譯家巫寧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得知蔡先生的墓仍在香港的墳場，情景十分蕭條，給北大寫了一封信：「懇請母校早日迎蔡孑民先生之靈歸葬於北大校園，供世世代代莘莘學子瞻仰。所需經費如有困難，可發動校友捐獻，本人自當帶頭……」這一次北大校長辦公室倒是回覆了，見過這封信複印件的羅孚在《關於蔡元培的墳》文中引用如下：「北大現在的校園為原燕京大學舊址，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後，北京大學由沙灘遷到這裡。校園的主要部分已於1994年3月，由北京市政府列屬文物保護區，該文物保護區必須保存現有格局，一切翻修和重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批准後，才得執行，學校方面無權動土。沒有列入文物保護區的校園，如學生宿舍、食堂、文體中心等，樓間的距離甚窄，鬧聲喧雜，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適當場所。」羅孚老人對此提出質疑，蔡先生的墓本身就是文物，對北大而言，這是尤為珍貴的文物。如果真的重視此事，為什麼不向有關方面提出請求，從文物保護著眼將蔡墓遷葬北大，這本身就是對文物的保護。（羅孚《文苑繽紛》，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131頁）
北大校友的同樣呼籲也一直沒有斷過。2003年1月，羅孚在《金庸小說，革命文學？文學革命？》文中再提此事，「蔡元培先生是北大的老校長。但他的骸骨卻是葬在香港的，埋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山坡上的千萬墳墓當中。擁擠不堪的，使人有活人住在山邊木屋區之感。我當年為此感到十分不妥，在香港和後來在北京，都在報上發表過文章，主張搬遷這墳墓回內地，回北京，回北大，這才能消除人們對這擁擠的不安。『北京十年』後，我回到香港，又為此在報上呼籲了一次，但一次都得不到回應。」（同上，374頁。）他不無沉痛地說：「我自然人微言輕。在某些不學無術的大人先生眼中，蔡先生似乎也還不夠重。」（同上，133頁）
如今羅孚先生已在香港謝世，他的八卷本《羅孚文集》在北京問世，其中至少有四篇文章呼籲蔡先生歸骨北大的。想到蔡先生與北大的深厚淵源，而今他奠定的北大傳統早已隨風而逝，即使想歸骨北大也不能，怎麼不令世上所有愛蔡先生、敬慕蔡先生的國人黯然無語。
今日之北大實在愧對蔡先生，這樣的北大，其實蔡先生的遺骸不歸來也罷。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之際，詩人、雜文家邵燕祥先生在廣東《同舟共進》雜誌發表的《讓孑民先生安息》一文說，蔡先生歸骨北大之議不成，也不必遺憾，「即使歸葬未名湖畔，對蔡先生來說，那也只是『燕園』；而蔡先生曾主校政的北大，他抗戰流亡中至死魂牽夢縈的，應是在沙灘的紅樓。昔之紅樓，久已撥作他用，樓後校園，早就填滿了簡易樓房，而『孑民堂』則屬文化部機關所有：老北大舊址，倒更是『樓間的距離甚窄，聲鬧喧雜，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適當場所』了。」他說，倒不如讓蔡先生在香港的「華人永遠墳場」安息下去。
蔡先生不能歸骨北大，無損於蔡先生一絲一毫，倒是大大有損於今日之北大，一個容不下蔡先生骸骨的北大，會是一個蔡先生開創的兼容並包的北大嗎？會是一個有容乃大的大學嗎？這些問號，在這個淺薄浮躁的唯物質化時代裡注定了無人理會，還是讓蔡先生想遙遠的香港仔山坡上，日日夜夜面朝大海，或聽海濤閒話，或聞驚濤拍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