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沙漠化侵襲的若爾蓋草原（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8年12月31日訊】「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首北朝民歌描寫了內蒙古一帶草原茂盛牛羊肥壯的景象。中國曾是世界上草地面積最大的國家，也曾有過世界上質量最好的草原。可以說遊牧民族就是靠吃草而生存發展。2018年月10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提出要「恢復森林、草原、河湖、濕地、荒漠、海洋生態系統功能」，可見中國生態環境問題的嚴重，包括草原生態系統。本文討論中國草原生態環境惡化的問題，也就是吃草問題。
中國人吃草也能活。若爾蓋草原上的草在哪裡？
一、前言
都說中國大數據技術名列世界前茅，但是一些最最基礎的也是最最簡單的數據，如中國的面積有多大？中國的耕地有多少？中國的森林面積有多少？中國的草地面積有多少？中國的城市建設用地有多大？近年來各類用地間的變化如何？許多年以來對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沒有一個一致的、而且邏輯上能解釋得通的說法。無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多麼英明、多麼偉大、多麼高瞻遠矚，沒有這些最最基礎的數據，他們的任何決策都不可能是正確的。因為餵進去的是垃圾，吐出來的依然是垃圾，在錯誤數據基礎上做出來的決策必然也是錯誤的。
在德國，聯邦統計局每兩年更新一次土地利用數據數字。聯邦統計局發表的這些數據，與市縣、州政府發表的土地利用數據都能對起來，也能和歷史的數據對起來。而這一點，中國做不到。如果沒有這些最最基礎的數據，搞什麼兩個一百年的規劃，其實都是沒有意義的。
下面一張表是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鑑1996年發布的土地利用狀況，為了便於讀者理解，面積也換算成畝，因為中國媒體中常常出現耕地紅線18億畝這樣的說法：
下面一張表是中國國家統計局2008年2月29日發布的土地利用狀況：
對比兩張表,草地和可利用草地以及內陸水域面積沒有發生任何變化，而國土總面積、耕地、森林和其他土地利用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國土總面積從96093萬公頃，即960.93萬平方公里，減少到95820萬公頃，即958.20萬平方公里，整整減少了2.73萬平方公里。習近平說過：老祖宗留下的領土一寸不能丟。在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報表上，老祖宗留下的領土一會兒是多了，一會兒又少了。到底丟沒丟？丟了多少？怎麼丟的？大家都想知道。最好大家都不要去知道。外交部告訴大家，不用你們管，這是國家秘密。知道了國家秘密，最輕的罪起碼是竊取國家秘密。
從1996年到2008年，耕地面積從14.2455億畝增加到19.5060億畝，森林面積從19.2945億畝增加到26.2365億畝。1996年到2008年期間，大量的農田被開發成房地產用地，但是耕地面積卻增加了三分之一。
中國土地利用數據的最大秘密就在「其他」這一項。從1996年到2008年，其他土地利用從47.9790億畝減少到35.3670億畝，減少了12.612億畝。「其他」這一項包括了哪一些土地利用呢？這裡包括沙漠、戈壁、石山、寒漠，冰川和永久積雪，還有就是所謂的荒山，最後就是城鎮建設用地，工礦企業和交通道路等。中國的沙漠佔國土面積7.4%，戈壁佔5.9%，石山佔4.8%，寒漠佔1.6%，冰川和永久積雪佔0.5%，把這些土地面積加起來，一共佔20.2%。可見，國家統計局2008年發表的土地利用狀況數據，比1996年更不靠譜。
2008年以後，國家統計局不再發表土地利用數據，而是採用國土資源部的數據。下面是2016年國土資源部發表的土地利用數據（2015年末）：
國土資源部發表的數據，只涉及960萬平方公里中的684.0501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利用數據，只佔國土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一。這樣就避免了國民對老祖宗留下的領土是否有所丟失問題的追問。同時也避免了由於重複統計、或者誇大某種土地利用而帶來的各類土地利用面積之和大於國土面積的問題。684.0501萬平方公里只包含了兩大類土地利用，一是農用土地，一是建設用地。沒有被包括在內的就是沙漠、戈壁、石山、寒漠，冰川和永久積雪，荒山，一共佔百分之二十九，比原來的百分之二十點二多出許多。
在國土資源部發表的2016年數據中，耕地和園地的面積進一步擴大。面積擴大更快的是林地面積，已經超過牧草地面積。如果從美國航天局發表的衛星照片來看，你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中國的土地上找出這麼多的林地。
從上面簡單的論述中可以看到，要談吃草問題，還真不是那麼容易，因為基礎數據不牢靠。讓計算機分析，輸進去的是垃圾，吐出來的也是垃圾。只有牛羊，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是奶，吃草也是能活的。
二、中國草原面積減少近半
無論是國家統計局1996年發布的數據還是2008年發布的數據，中國有天然草地面積40000萬公頃（60億畝），佔國土面積的41.62%，是世界上草地面積最大的國家，佔世界草地面積的12%，超過當年的蘇聯。在中國諸多土地利用類別中，草地也是最重要的土地利用類型，超過森林，超過耕地。
中國政府最喜歡說18億畝耕地是保證中國人吃飯需要守護的最後紅線。按13億人口計算，平均每人1.385畝耕地。如果把60億畝草地分攤在13億人頭上，每人有4.615畝草地。
中國的天然草地分布在東北三省、內蒙古到黃土高原，通過河西走廊，聯繫到西藏高原和新疆的大草原。
可是按照國土資源部2016年發表的數據，牧草地只有32.91億畝，與之前的60億畝相比，減少了27.09億畝，減少了45.15%，差不多減少近半。
如果按照國家統計局2008年發布的數據，中國人吃草可以活一年的話，那麼按照國土資源部2016年發表的數據，中國人吃草最多可以活200天，或者說，只有一半的中國人可以靠吃草活一年。這是草原面積數量的減少對中國未來的危害。
三、中國草原質量大幅度下降
中國不但曾經有過世界上最大草原面積，還曾經有過世界上質量最好的草場。比如內蒙古的呼倫貝爾草原，是中國四個質量最好的草原之一（其他三個為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新疆伊犁草原和西藏那曲高寒草原），曾被譽為世界上質量最好的草原。
可惜漢族人不懂遊牧文化，只認農耕文化，並且認為漢族的農耕文化是世界上最最先進的文化。幾千年來，漢族人和少數民族爭鬥，當漢族人取得勝利時，就把農耕文化推廣到草原地區，最著名的如漢武帝，屯墾戍邊，最後的結果是農耕文化破壞了草原地區的生態環境，造成了生態災難，也造成了漢族人的失敗。最近的例子有如新疆建設兵團。曾在新疆建設兵團勞動九年的美國女作家韓秀說：「兵團在那裡沒幹什麼好事，絕對沒幹什麼好事。大力地破壞資源，比如說塔什拉瑪乾大沙漠，周圍本來有千年的胡楊林，密密麻麻，等於是包住了塔什拉瑪乾大沙漠，讓這個大沙漠不會再繼續擴大。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十萬人在那砍樹，砍十年，連根挖掉，所謂屯墾戌邊。」相反，當少數民族取得勝利後，他們並不把遊牧文化強制推廣到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也沒有強迫漢族人，一定要吃草。只是當朝的共產黨領導人說，中國人吃草也能活。
1958年之前，呼倫貝爾草原只有零星的耕種，耕種面積很小，只是為了滿足遊牧民家庭的糧食和蔬菜需要。1958年，毛澤東號召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皇上英明，呼倫貝爾隨即建立了25個農場，成為國家開墾草原和種植糧食的重點地區。到1962年末已經把19.8萬公頃的草原變成了種植糧食的農田。結果如何？「一年開草場，二年打點糧，三年五年變沙場」。但是漢族幹部還是一味堅持以糧為綱，堅持吃草不是方向，繼續加大開墾力度。文化大革命中派去了大量知識青年，在廣闊草原上施展開墾農田的力量，讓許多人至今還感到「青春無悔」。這樣，世界上質量最好的呼倫貝爾草原就逐步消失了，變成沙漠化最嚴重的地方。
呼倫貝爾草原並不是中國最大的草原。中國最大的草原在西藏高原上。哲夫在《黃河生態報告》一書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寫了西藏高原草原退化的問題。以黃河源頭的瑪多縣為例，瑪多縣是青海省面積最大的一個縣，面積25253平方公里。曾經這裡64.7%的土地為草地，牧草主要為禾本科、莎草科等140屬429種。曾經瑪多縣的草原上牧草生長茂密茁壯，平均覆蓋率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單株的高度最低也在10厘米，高的可達50厘米，雖然最高大的草棵不能蓋沒牧牛，但是足以淹沒羊群的身高。
瑪多縣的縣委主要領導人都是是漢人，有一位的妻子孩子都在香港，是裸官。由於你懂的原因，瑪多縣的草原發生退化和沙漠化。曾經瑪多縣的5畝草場可以養一隻羊；後來30畝草場可以養一隻羊；最後需要1000畝草場才可以養一隻羊。
前面談到了草原面積數量減少對中國人靠吃草存活的潛在危害，那只是線性的減少，面積減少一半，一半中國人沒有草吃。這裡談的草原質量的下降，其危害更大，是指數式的減少。如果中國過去的草原可以供13億人吃草，那麼由於草原質量的下降，只夠不足一千萬人的吃草。最後的結果不是吃草，而是吃人。
四、人能勝過老鼠？
中國人吃草能活，必須首先戰勝老鼠。
哲夫用很大的篇幅描寫了西藏高原上的鼠害問題。
「瑪多的草場上老鼠種類中最多且為害最嚴重的便是這種名為達烏利亞鼠的鼠兔。這種貪吃會打洞個體碩大繁殖力十分旺盛的齧齒類動物，和它的不同種族界別的同類們，已經在這片超載、超生、過牧的土地上安家落戶。它們不事聲張，悄然崛起，抓住人類犯錯誤的這個空當，抓緊時機繁衍自己的族類。它們為人類的愚蠢，欣喜若狂，它們為鼠丁的興旺，彈冠相慶。」
「瑪多人是談鼠色變。如果說超載過牧是草場退化的主要原因，那麼鼠害便是雪上加霜，傷口上撒鹽的幫凶。它們的危害，加劇也加速了草場退化的速度。這些像早期人類一樣盲目生育盲目吃喝的小動物，先天的近視使他們只顧眼前利益，不管長遠光景，無計畫地生育使它們鼠口大量過剩，為了肥碩現在的自己，吃跳蚤都不留後腿，連鼠子鼠孫的窖藏，也敢挖出來吃光喝盡，超前享受和消費。最為可惡的是它們喜歡吃牧草的根莖，它們將牧草的根從土地裡刨出來，連須帶根一點不剩地吃個精光，這種吃法如同人類的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吃得牧草斷子絕孫，連來年再生的指望，也被它們毫不留情地吃進肚子裡了。更加讓人不能容忍的是，它們還肆無忌憚地擴張自己的版圖，發展壯大自己家族勢力。它們盲目地不斷地開闢自己的疆土，到處挖掘它們的地下通道，將翻出來的黑色沙土，堆滿了草場的地面，壓滅和窒息了殘有牧草的最後一線生機。」
改革開放後，漢族人蜂擁到西藏高原去挖髮菜、挖冬蟲夏草，去挖礦藏去挖玉石，也把漢族地區的老鼠帶到了西藏高原。西藏高原本有雄鷹，是老鼠的天敵，保持了自然界的平衡。漢族幹部相信耗子藥可以毒死老鼠，可惜毒老鼠的藥也毒死了西藏高原的雄鷹。也許老鼠的智商超過人類，當老鼠看到同類被耗子藥毒死，它們絕不會再去碰耗子藥的。
根據筆者這些年來種植菜園的經驗，沒有三頭六臂，是無法戰勝老鼠。所以中國人要吃草，還得問問老鼠是否能夠同意。
五、草原的生態環境功能
佔國土面積的41.62%的60億畝草原，不僅僅可以用於放牧，而是中國最大的綠色生態屏障。原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草原監理中心副主任劉加文認為：「如果把森林比作立體生態屏障，那草原就是水平生態屏障。草原承擔著防風固沙、保持水土、涵養水源、調節氣候、維護生物多樣性等重要生態功能。」劉加文指出，科學研究已經表明，草原的防沙作用明顯。當植被蓋度為30%∼50%時，近地面風速可降低50%，地面輸沙量僅相當於流沙地段的1%；蓋度60%的草原，其每年斷面上通過的沙量平均只有裸露沙地的4.5%。在相同條件下，草地土壤含水量較裸地高出90%以上；長草的坡地與裸露坡地相比，地表徑流量可減少47%，沖刷量減少77%。草原的這些重要生態功能是其他生態系統無法比擬的，更是無法替代的。中國沙塵暴災害的增加，與草原退化和草原沙漠化有直接關係。當沙塵暴直接威脅到北京時，中國領導人也沒有學學漢武帝，下個罪已詔，檢討一下發展政策的錯誤。
中國的母親河長江、黃河、瀾滄江、怒江、雅魯藏布江、遼河和黑龍江等源頭水源都來自草原地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草原是中華民族的水源和「水塔」。黃河水量的80％，長江水量的30％，東北河流50%以上的水量都直接源自草原。
中國工農紅軍在兩萬五千里長征過程中有爬雪山過草地的故事。過草地就是經過西藏高原上的若爾蓋草原。若爾蓋草原面積近3萬平方公里，由草甸草原和沼澤組成。若爾蓋草原位於黃河、長江上游。若爾蓋濕地和草原涵養大量水分，為黃河及長江提供充足水源，特別是黃河百分之三十的水是來自若爾蓋濕地。近年的研究發現，若爾蓋濕地正在消失，若爾蓋草原正在快速沙漠化。如今若爾蓋草原經常沙塵漫天，沙塵直接威脅成都市和周圍的城市。黃河中下游缺水，和若爾蓋草原的沙漠化有著直接關係。如果紅軍現在再過草地，可能就找不到可以充飢的野菜了。
六、草原退化的經濟損失
中國政府一向重視耕地的保護和耕地數量的變化，提出18億畝耕地是中國的紅線。但是對於草原面積的減少和草原質量的下降，則不夠重視。中國政府主觀認為，中國草原面積大，那裡地廣人稀，草原退化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會很大。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楊光梅、閔慶文與李文華曾對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經濟損失進行了估算，經濟損失包括直接經濟損失和間接經濟損失，估算結果令人震驚。
錫林郭勒草原是中國四個質量最好的草原之一，面積1970.17萬公頃，佔內蒙古自治區草原面積的24.17%，草原東西綿延700餘公里，是京津冀的最大的綠色生態屏障。
2002年錫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直接經濟損失為11.09億元人民幣，相當於當年錫林郭勒第一產業GDP的47.9%，錫林郭勒總GDP的13.5%；
2002年錫林郭勒草原退化的間接經濟損失為12.24億元人民幣，相當於當年錫林郭勒第一產業GDP的52.9%，錫林郭勒總GDP的14.9%；
錫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直接經濟損失與間接經濟損失之和為23.33億元人民幣，相當於當年錫林郭勒第一產業GDP的100.8%，錫林郭勒總GDP的28.5%。換句話說，草原退化的經濟損失大於第一產業的GDP，錫林郭勒草原第一產業的綠色GDP為負數，第一產業的GDP的產出不如草原退化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經濟活動失去真正的意義。無論錫林郭勒的總GDP每年以百分之七或者百分之七甚至百分之十五增加，也不能抵消草原退化一年的經濟損失佔總GDP的28.5%。
從楊光梅、閔慶文與李文華給錫林郭勒草原退化算的這筆經濟賬，可以看到錫林郭勒的真實損失，也能看到內蒙古的真實損失，看到中國西北部的的真實損失，乃至中國的真實損失。
七、家庭聯產承包制度和定居政策是罪魁禍首
中國是世界上草原退化最嚴重的地區。那麼草原退化和草原沙漠化的原因是什麼？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楊汝榮在《我國西部草地退化原因及可持續發展分析》一文中例舉了下列一些原因：
——開墾草原變耕地；
——畜牧數量超載；
——投資少；
——亂砍濫伐；
——亂挖濫摟；
——濫用水資源；
——乾旱；
——病蟲害等。
筆者以為已經退休的內蒙古師範大學生態學教授劉書潤對中國草原退化和草原沙漠化問題的認識最為深刻和尖銳。劉書潤教授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定居政策、中國共產黨在牧區推廣的草原家庭承包制度是草原退化和草原沙漠化的根本原因，無論是定居政策還是家庭承包制度都不適合草原地區的生態環境。
家庭聯產承包制度是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向集體生產組織（如村）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任務的農村生產責任制形式。這種承包制度是1978年11月24日安徽小崗村農民提出來的，後來在內地推廣，促進了當時農業生產的發展。後來中國共產黨把家庭聯產承包制度推廣到少數民族遊牧地區，把草原也分塊承包給每一戶牧民家庭。共產黨認為，在內地農耕區取得的成功經驗，在少數民族遊牧地區也一定能夠取得成功。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度在少數民族遊牧地區的推廣，中國共產黨也強迫要求牧民改變遊牧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在規定的某一個居住點定居下來，便於管理領導。
劉書潤教授指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內蒙古並不是一個十分乾旱的時段，但是是內蒙古草原退化最厲害的時段，原因是在這個時段，共產黨在內蒙古大力推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度和定居政策。
劉書潤教授反問道：「蒙古包只是簡單的住所嗎？」「不是！是蒙古包拯救了草原，房子將把草原一塊塊吃掉，蒙古包是不動土的進行遊牧的住所，是遊牧民族的天才發明，是蒙古族天人合一與草原融為一體的殿堂。只有蒙古包水草才能很快得到恢復，只有蒙古包牲畜才能天天就近吃到新鮮牧草。只有蒙古包才能使人類擺脫壞名聲，成為地球村的普通村民。圓圓的蒙古包把朋友和親人緊緊圍攏，它好像白蓮花的花蕾，孕育著忠於大自然的人們，成為當代的諾亞方舟。」
劉書潤教授用一個蒙古人著名的諺語告訴大家，為什麼遊牧才是適合草原的生活和生產方式：孩子問媽媽：「媽媽，我們蒙古人為什麼總是不停搬遷？」媽媽回答：「我們要是固定一地，大地母親就會疼痛，我們不停移動，就像血液在流動，大地就感到舒服，你給媽媽上下不停捶背，媽媽會舒服，如果固定在一處會怎樣？」
這個諺語就是特別深刻的生態學原理，為什麼蒙古人、西藏人、新疆人是移動的民族，他們又比漢人更好的對自然、對生態、對環境、對天人合一的理解。
八、結束語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對美國華爾街大佬說：中國人吃草也能活！可惜，中國人在這之前已經把草原生態系統破壞了。中國人無法再靠吃草苟且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