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後，中國開始大規模實施出口擴張。（圖片來源：James Thew/Adobe stock）
【看中國2018年12月23日訊】(接前文)
B、發展階段: 出口包工頭，以敢死隊身份挑戰美國刑法
賣方信貸的出口包工頭。在加入WTO後，中國開始大規模實施出口擴張，同時積極在亞非拉進行大規模投資，以換取相關國家的資源。華為作為投資擴張的一部分，依靠出口信貸，成為電信設施建設的包工頭，獲得快速發展。我在《紅色私企》中，對賣方信貸的模式，進行過詳細說明。
在這個階段，華為更加積極和大膽，充分表現出敢死隊的模式。在表面產權的歸屬上，華為與國企仍然有較大區別，所以華為必須更加積極，向中共體制效忠。同時，央企是中共體制本身，雖然執行中共的決策，但是並不積極。尤其是遇到問題時，國企的態度顯得更加消極。這種積極的態度，在重要時候表現得的較為明顯。例如，在違反伊朗禁售令的問題上，因為中共的指示，華為和中興都參與交易，表面上似乎沒有區別。但是，如果對比中興和華為的具體行為就可以看出，華為的行為更激進，全面表現出敢死隊特徵。
中興和華為的區別，是央企親兒子和私企敢死隊的差別，關鍵在於是否敢於擔責、敢於犧牲。當然，中國人基本不懂法律，不知道擔責的風險以及犧牲的後果。所以，無數私企勇於承擔責任，以個人犧牲完成中共交代的任務。在中興和華為的對比中，關鍵細節決定是否敢死隊：
a、中興雖然執行中共的指令，但是所有行為都屬於公司行為。在需要擔責時，中興所有的責任，都是公司責任。
在表面上，中興參與伊朗交易並被美國輕鬆截獲相關文檔，而且證據非常完整，也成為愚蠢的代表。在交易審批中有個最重要的細節是，在每一筆交易中，都按照嚴格的公司報告流程，由公司不同級別的人簽名。由於一級級的簽名非常完整，證據確鑿，無可推諉，以致於美國將中興連窩端，美國商務部對中興下禁售令。
不過，如果懂法律法規的人就知道，公司不同級別的人簽名，在遇到麻煩時變成至關重要的流程。當公司各級人員簽名後，意味著業務是公司整體的決策和執行，而不是個人行為。 當美國追究責任，主要追究整個公司的責任。所以，美國商務部出馬，以違反協議的名義採取對中興禁運的措施。這種措施的實施，屬於經濟/商業事件，而不是刑事案件，沒有人刑事罪名被捕。
在中興內部，每個員工為了保護自己的基本權益，層層簽名是必要手段。中興是國企，員工是體制內的人，都清楚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作為體制內的員工，每一級首先考慮的是保障個人的基本權益，即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個機制決定，任何公司下達的指令，都需要上級簽字確認，下級才會簽字執行。中興的員工也不會隨便掛名其他公司進行其他非法活動。
在個人權益優先的背景下，中興不會輕易做敢死隊。只有在中共的要求下，中興才會「被動」參與伊朗交易。如果中共不要求，中興不會主動參與。在伊朗問題曝光後，中興因為美國禁運而休克，中共必須承擔起對中興的責任。 這個責任意味著，中共負責與美國溝通，促使美國停止禁運，中興恢復生產；如果中共無法讓中興恢復生產，也必須負責撫養中興員工。因為，按照體制內的操作機制，中興為中共而受到打擊，所以中共也必須為中興的生存負責。
因為是親兒子，所以中興隨時可以為了自身利益出賣華為。中興作為體制內的一員，有權利為自身的生存而使用各種手段。當中共無能力恢復中興生產，又不能明確保障中興員工利益時，中興就有資格通過出賣華為（敢死隊），以保護自己的利益。所以，中興內部明確表態，只要能活下去，隨時出賣華為。反過來，華為對中興這種體制內的豬隊友，雖然極端憤怒，但又無可奈何。
b、華為敢死隊的關鍵在於，以個人為賭注鋌而走險，完成中共賦予的任務
在中興事件爆發後，中興文件中有華為（代號F7）規避美國監管的方式，即通過多層殼公司，以不簽名的方式訂立合約，讓美國無法抓住把柄。當時，很多人認為，這種方式非常聰明。如果中興按照華為的操作，也不那麼容易休克。
但在法律層面，任何一個違法或者違約事件都必然有相應的主體，才能實施違法/違約行動。而華為的操作模式，雖然在表面上合同不簽字，顯得與華為無關。但是，按照法律的追溯原則，美國必然追查這個責任，直到追蹤到可以承擔責任的主體。
在華為事件中，承擔責任最終追溯到個人，而這個個人就是孟晚舟。華為想著逃避責任，以非常規的手段做合同，通過殼公司實施操作。但是無論殼公司有多少，交易經過多少個偽裝程序，最後在終極的交易中，必須有人簽字負責。孟晚舟則是殼公司的代表人，通過孟晚舟的簽字，其個人為此負責。也可以說，華為通過以個人為代價，避免公司受到牽連。
鑒於華為公司可能是法盲，最終讓孟晚舟自己跳進陷阱。在真實世界中，律師並非像人們想像的那樣精通法律，經常可能是半法盲。無論是華為公司，還是華為的律師，對於終極責任的基礎法理問題，並不一定清楚。所以，華為設計出自以為聰明的操作方式。如果讓華為和孟晚舟現在回顧當時的操作模式，很可能已經認識到，並不如自己最初想像的那樣周密。
早在2013年，中國國內的網站上已經有轉載（路透社）的相關公開報導。報導梳理一個簡單的路線分析，描述華為通過skycom的操作，規避對伊朗交易監管的過程。其中，孟晚舟在與銀行打交道的幾個關鍵動作，都可以變為嚴重的刑事指控。公開報導與匯豐銀行在2012年被罰款19億美元，又相互呼應。可以說，只要懂相關流程，再稍加關注，就會瞭解華為的操作手段，包括華為如何想著避開監管，以及孟晚舟作為核心操作者，其行為過程都被清晰記錄在案。
在2018年12月8日孟晚舟保釋聽證會上，控方律師作為美國檢方代表，提供起訴孟的理由和過程。控方律師的闡述內容，與當年公開報導的過程沒什麼差別。同時，控方律師應該還提供了相應的詳細證據，以支持其指控。雖然孟的律師提出反對意見，但是都被控方律師反駁。由於法官主要聚焦於孟是否適合保釋，對更深入的內容沒有追究。但是，從控方律師的態度上，美方檢控部門肯定擁有足夠的證據才如此強硬。這個過程說明，華為在skycom的操作上，不僅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聰明，還將孟晚舟陷入刑事案件的嚴重危險之下。
孟晚舟本身的重要性，也決定其在欺騙銀行和銷售給伊朗產品的過程中，成為敢死隊的核心成員。由於華為的狼性文化，只有為利益而相互撕咬，沒有任何的忠誠、合作和保密的概念。所以，按照當時伊朗交易的重要性，包括資金的調控轉移，任正非都不可能將核心交易部分交給外人操作，因為一旦外人離開華為或者面臨刑事訴訟，隨時會反咬一口，將交易內容和證據和盤托出，指認任正非和華為的操控，讓任和華為都面臨災難後果。 所以，任只有讓孟晚舟一手操作，才能盡量防止不必要的差錯。
當公司操作轉為個人，刑事指控因此提上議事日程。中興的模式雖然問題很大，但是有明顯的有利之處：中興雖然證據確鑿，但只是公司行為，中興的人員不需要因此坐牢。而孟晚舟的個人操作看上去很聰明，但是從長期後果的角度，孟不僅是商業違約行為，更是涉及到金融欺詐等刑事犯罪行為。2018年4月，中興休剋期間已經傳出華為面臨美國的刑事調查，最後，華為直接涉及到個人的牢獄之災，而且還是創始人任正非的女兒孟晚舟。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遭到加拿大警方逮捕，華為的操作模式早就決定了這個結果。
C、高潮階段：國際擴張之矛，以敢死隊身份挑戰世界。
在中共體制推動「2025」的戰略後，開始在全球範圍行動，實施各類高新技術抄襲仿製、購買偷盜、強制轉讓（搶劫）等操作。
在整體上，中國經濟與華為一樣，由於其血汗工廠的模式，無法實現自身的科技創新、發展和升級。而中共不安於現狀，為了發展中國經濟，必須提升中國的技術水平。所以中共採取與華為類似的手段鋌而走險，將目標盯準西方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實施超大規模的買、偷、搶行動。
在信息產業中，華為起到極為獨特的作用，全力支持中共的技術購買、偷盜和搶劫，進而引起歐美日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而且，華為通過巨額投資以5G領導者自居，準備大規模佔據5G通信設備市場，主導5G系統的建設和運行。
中共的戰略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方面，在國內，中共強制外企進行技術轉讓，強搶外企的技術，支持中國經濟增長。同時，中共號召大量私企，向華為學習狼性，藉助網際網路和國際貿易的信息渠道，從各個領域偷盜西方技術和其它知識產權。我在《實體末日》中明確，隨著中國實體經濟走向末日，能夠生存下來的私企，基本依靠假冒偽劣和偷盜，或者轉變為金融類生產模式。而後續形勢如我所料，中國私企全面從最初的血汗工廠，轉變為假冒偽劣偷盜搶的犯罪組織。
另一方面，中共加大宣傳，展示中國經濟的光明前景，極力吸引海歸回流中國。在展示中，華為成為宣傳的明星私企，增強對海歸的吸引力。中共將海歸主要分為三等：頭等以千人計畫和長江學者等為代表，這些海歸不必回中國，最好還能在國外繼續就職，持續將國外的先進知識和技術偷回中國；二等是帶著國外的秘密知識和技術回國，有效實現中國國內企業追趕國際先進企業的目的；三等是有一定知識技術的海歸，可以成為新型血汗技術人員，支持國內企業的運營。
第三方面，中共進行大規模海外擴張，在國際範圍購買和偷盜技術，華為在其中起到主導作用。在華為網路設備的支持下，中共組織國內的黑客，對歐美的網站進行大規模攻擊，盜取各種資料，獲得豐厚成果。但是，這種非法行為，不僅無法見光，更遭到西方國家越來越嚴厲的回應，並且成為川習會上的重要議題。華為則以私企的身份，表面上獨立，在歐美國家投資研發機構，對大學實施研究資助，以此實現實用技術的購買和盜取。
華為實際代表中共，以獨特的優勢，實施大規模海外擴張，起到獨特的海外擴張之矛的作用。
華為以私企的形象出現，起到中共體制和國企無法實現的功能。同時，華為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接受監管機構的監督，可以進行各類幕後操作。華為獨特之處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方面：
一方面，華為可以通過靈活的手段，隨時批出大筆資金，吸引和招募知名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將其納入千人計畫等項目，並且隨時可以起到監控作用。
另一方面，華為可以通過設立研發機構，隨時關注科技發展的最新動向，並且獲得最新的技術，將這些技術傳回國內，帶動國內技術的發展。
第三，華為通過對美加等大學捐款，支持基礎研究，不斷獲取基礎層面的知識和技術。
第四，中共軍方的技術人員可以以華為的身份，到歐美大學接受培訓。華為獲得的先進技術和動向、基礎研究的知識和技術，以及軍方人員的培訓，都會加快中國軍事技術的發展。例如，根據加拿大公開媒體報導，華為每年對十幾所加拿大的大學提供1800萬美元的資助，資助100名研究人員的研究，獲得其中40%成果的知識產權，並且轉移回中國。而且，華為向這些大學派駐的學習人員中，有來自軍方的人員，以獲得相關的知識和技術。
最為關鍵的是，華為的網路設備，對於中共實施網路攻擊和網路盜竊起到關鍵作用，引起歐美日各國政府的高度警惕。
隨著5G商用系統開始測試安裝，美國要求歐洲各國避免使用華為設備，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國，也紛紛表示，要求電信服務商避免採購華為產品，甚至連中國一直拉攏的俄國，都決定禁止購買華為、中興的設備。
這些國家共同行動的背後是華為網路設備的缺乏安全性。隨著各方面數據的彙集，各國官方和民間的網路安全組織/機構發現，中國黑客進行網路攻擊和盜取的事件中，基本來自於華為的設備安全漏洞。
很多專業組織認為，華為是專門設置這些漏洞（因為這些漏洞並不是難以發現或者解決的問題），方便中國黑客網路攻擊，盜取各種知識和技術。
判斷華為專門設置漏洞、用於黑客攻擊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為黑客攻擊和盜竊提供方便，同時不利於被攻擊方進行反偵查，屬於典型的保護黑客的行為；二是漏洞不僅沒有解決，反而越來越多。例如，在2011-2012年，一些組織明確指出華為設備的漏洞，這些漏洞本來可以很容易補上，但是到2016-2017年，華為的漏洞不僅沒有大大減少，甚至更多。
華為網路設備對美國造成巨大的直接和間接損失，引發美國政府各情報機構的高度關注，進而準備採取一系列打擊行動。
簡而言之，華為通過充當國際擴張之矛，成為中共擴張戰略的關鍵一部分。華為在挑戰世界的過程中，獲得中共的大量資金支持，更增強了挑戰世界的信心。
當然，華為是中共敢死隊，其出發點依據是中共體制。當華為按照中共的安排部署，不斷進取，積極挑戰世界時，華為似乎忘記了，世界面對中共和華為的挑戰有能力反擊。從來沒有經歷過真正戰爭的華為，雖然整天叫囂狼性，但是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恐怖。
當世界反擊時，可以如碾死螞蟻一樣頃刻毀滅華為。而華為壓根想不到、更看不到這樣的局面，仍然在挑戰世界的道路上奪命狂奔。
3、 擴大龐氏騙局後的絕境
手機業務成為新的龐氏騙局，也意味著華為面臨絕境。華為通過推動手機業務增長，維持華為的業務規模，成為華為的新龐氏騙局，掩蓋虛擬股權的龐氏騙局，防止華為的突然破產。華為對5G市場超乎想像的幻覺，表現出華為在龐氏騙局中開始面臨絕境。
收不抵支是龐氏騙局的根本原因。從收入角度，華為仍然是私企，必須從市場中銷售獲利以維持自身生存。雖然華為獲得中共的大量資助，但只是輔助手段，不能作為華為的生存基礎。隨著4G時代落幕，華為主要收入開始枯竭，無法應對巨額支出，只能不斷做大龐氏騙局，也意味著龐氏騙局面臨破滅的絕境。
在4G時代，華為以體制包工頭的身份獲得大量業務，保持充裕的資金。除了利用賣方信貸之外，華為還在中共資金補貼的支持下，以極低的價格入市，在歐美發達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凶猛搶奪訂單，試圖將歐美競爭者全面擠垮。在規模增長的支持下，華為樹立起強勢形象，既通過虛擬股權集資，又可以輕鬆佔壓供應商的大量資金。
華為實施大規模擴張，資金消耗急劇增加。華為在4G獲利後進行大規模研發投入，試圖在5G市場中佔據更多份額，實現更豐厚的利潤。雖然中共體制對研發高額補貼，但是對華為的資金需求來說遠遠不夠。同時，華為積極推動手機業務，早期也需要大量資金，尤其是華為投資麒麟晶元等所謂的核心技術，在給愛國民眾打雞血的同時也消耗大量資金。
隨著3G/4G通信設備市場接近飽和，華為面臨銷售下降的危機。從2014-15年開始，4G設備市場逐漸飽和，即使華為有賣方信貸和超低價格做支持，可以建設的4G網路也快速減少，華為的設備銷售增長減緩甚至停滯。重要的是，利潤率不斷降低，利潤結余快速消失。更可怕的是，一旦設備銷售從增長變為下降，利潤變為虧損，華為的資金將急劇萎縮。
銷售下降意味著龐氏騙局隨時暴露。銷售下降從三方面刺破了華為的龐氏騙局：一是銷售下降，現金流減少，利潤轉負。華為無法支付虛擬股權的股息，將引發華為員工紛紛退股，華為的龐氏騙局破滅；二是，華為被迫裁員，不僅需要支付華為員工的離職金，還需要用現金補償員工的退股，也需要大量資金，加速龐氏騙局破裂；三是供應商與華為停止合作，從華為收款結束關係，以及中共的資金支持減少，進一步加速龐氏騙局破裂。
手機業務增長支持華為的銷售規模。按照市場的培育順序，先是設備市場發展，隨後帶動手機市場增長。隨著設備市場飽和，電信運營商加大市場推廣，促使手機銷售的爆髮式成長。手機銷售的滯後效應，給華為以進入市場的機會。華為手機從2012年開始規模化增長，2011年出貨300萬臺，2012年2000萬，2015年1.08億，2016年1.39億，到2018年 預計超過2億臺，是2012年的10倍。在2017年，手機銷售額達到2800億，與通信設備的銷售額相當。到2018年，手機銷售額相信超過通信設備，成為華為的主要銷售來源。
華為手機業務屬於賠本賺吆喝的部門。眾所周知，在世界的手機行業，蘋果和三星佔據行業的所有利潤，其它廠商普遍為低利潤或者虧損。根據Strategy Analytics的2016年數據，蘋果在中國市場佔據主要利潤，而華為、poop/vivo手機佔據6.4%的利潤，估計華為佔據1.6%的利潤，即9.29億美元，合60多億元人民幣。按照近1.4億臺的銷量，華為每部手機利潤40多元人民幣。考慮到華為高昂的綜合運營成本，將運營成本分攤到手機業務上，手機業務自然處於虧損。
手機業務繼續攤薄華為利潤率。我在《紅色私企》中，列舉華為的利潤率不斷下降。根據華為2016年年報顯示，華為2016年實現全球銷售收入5216億元，同比增長32%；淨利潤371億元，同比增長0.4%。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2016年，華為的利潤率已經降到7.1%，比2015年進一步明顯降低。同時，華為不斷增加研發投入，除非在5G業務上獲得突破式增長，否則利潤率將不可避免地延續下降趨勢。
雖然華為手機試圖增加盈利，但是收效甚微。2017年開始，華為海軍崛起，並且在海外進行大規模的廣告宣傳，試圖打造華為中高端手機的形象。華為的手機不僅銷量快速成長，而且價格不斷上升。但是，如果考慮到成本端，手機零配件價格暴漲，大幅侵蝕手機的銷售毛利。而且，華為在國外推廣中，花費巨額廣告費。另外，華為日益膨脹的運營成本，也在侵蝕其利潤率。即使華為以偷偷減配的方式降低手機生產成本，也對華為的消費者傾向造成打擊。
雖然華為手機無法盈利，但是成為新龐氏騙局的支撐點。華為手機本身不能盈利，不能給華為帶來資金收益。從商業邏輯的角度，華為不應該瘋狂投入和擴張，而是應該放棄。但是，如果從龐氏騙局的角度，華為的行為就變得非常合理。華為手機業務的迅猛成長，起到兩個關鍵作用，一方面 帶來巨額現金流，華為可以通過拖延對供應商的付款，使用巨額現金流，另一方面催大華為的規模，進而華為可以根據業務規模從銀行和基金等外部金融機構融資。
手機業務的龐氏規模超乎一般人的想像。金立手機作為一個很小的山寨機品牌，只是在幾百元的功能機時代知名，在智能機競爭中完全小小不言，而金立倒閉時爆出200億債務無法償還的消息。而華為手機的2018年銷量達到2億臺，單機價格數千元，總量超出當年金立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於華為不是上市公眾公司，財務不透明，可以通過截留現金和各類外部貸款，欠款幾千億元而基本不被關注。
5G市場是華為的主打目標。華為在手機業務截留現金，主要用來支持公司堅持到5G時代。華為看到5G市場的廣闊前景，已經進行巨額的研發投資，而且積極參與到5G市場的標準制定。按照華為的打算，隨著5G市場的到來，華為可以快速佔領市場，成為主要巨頭之一，從5G的巨大市場中，獲得豐厚的收益。按照華為的展望，如果能佔據5G市場相當份額，就可以實現豐厚的利潤，完全可以解除手機業務和虛擬股權的龐氏騙局危機。
華為過度宣傳5G市場，到了接近幻想的程度，屬於典型的中國夢。華為在國內大規模宣傳，宣揚5G市場的廣闊前景。這些宣傳讓絕大多數希望瞭解未來市場趨勢，不懂行的中國人對5G產業的規模和利潤產生完全脫離現實的期望。在此基礎上，華為再宣傳自己在技術上是世界第一，遠超其他廠商，可以輕易成為市場第一。5G市場超乎想像的規模，以及華為超乎想像的競爭優勢，意味著華為將獲得超乎想像的市場和利潤。中國的「大國崛起」、「厲害國」、「2025」宣傳中，華為的5G也都是濃墨重彩的一筆。基於華為的宣傳，當美國禁用華為系統時，華為宣傳的態度是，美國將因此落後於世界的5G市場發展。
人們越是面臨危急形勢甚至絕境時越容易幻想，自我畫餅鼓勵自己努力前行。華為海軍對華為手機的鼓吹，以及華為對手機業務的重視，充分體現出華為對手機業務龐氏騙局的依賴。而華為對5G市場前景的幻想，表明華為已經陷入絕境。（未完待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2018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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