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屆金馬獎， 徐崢(右)以「我不是藥神」獲最佳男主角獎。謝盈萱(左)以「誰先愛上他的」獲最佳女主角獎（張新偉/中央社）
【看中國2018年11月19日訊】金馬獎最佳記錄片得獎導演傅榆領獎時，發表台獨演說，引起了中文世界一輪哄動。那番話溫婉文藝得很，「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是我身為一個臺灣人最大的願望」，大概就像「希望世界不要再有戰爭」之類，以普世標準來說，可謂人畜無害。
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卻不這樣想，他們大為緊張，用對付外星人的規格封鎖消息；各路效忠中國的藝人，也都缺席事後酒宴，作一種意識形態抗議。原籍中國的藝人當然近乎全部站邊，不少港臺藝人也統一口徑，一律貼上那張「中國一點也不能少」的圖片，去支持中國擁有臺灣統治權的主張；臺灣大咖藝人大S的老公在微博說要「教訓台獨份子」，之後自己刪貼；香港的陳偉霆則煞有介事打了一句：「念一遍：中國臺灣。」
很多人說政治不應干擾藝術，但金馬獎本身的來歷就有強烈的國共政治背景，況且有識之士都會瞭解，任何藝術都離不開生活和現實，也因此離不開政治。但世上的確是有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家，只是很難分辨誰是真正超凡脫俗，誰是附庸超脫的風雅。
形格勢禁的時候，藝人的性質就會很容易看得清。在平白無事之時，舉凡是地方上的不公義、社會衝突、政治爭議，大至新疆西藏級數的種族虐待，藝人總是封口不提，看來沒有意見，或者不在乎，只專注於自己的表演藝術。
記者問他們八卦的時候，有時他們都會正色道：「我們還是談回這次的電影/音樂吧」，彷彿他們真的是對鏡自憐的水仙子，毫不在乎森羅萬象的外部世界。也許他們也有意塑造這樣一個形象，於是他們對世間和現實不公義的無感或避重就輕，就成為了一層孤冷藝術家的包裝。
「政治歸政治」並不是大多數藝人的信仰
但金馬獎的事情告訴我們，他們並不是真的那麼不知道，或者不在乎。需要的時候，他們也會大剌剌而義正辭嚴地講政治，站到最高的地方，用最響亮的聲音宣示立場。其實「政治歸政治」，並不是大多數藝人的信仰。如果他們真正信仰這一套，他們不談自己地方或任何地方的社會政治，亦同樣應該對於臺灣主權問題沒有看法。但事實是他們一夜之間就突然對政治很有看法。
一個真正超拔而空靈的藝術家，有權覺得這些問題都是庸人的吵鬧派對。於是他必定對臺灣問題同樣拒不表態，曖昧是藝術家的專利。但他們表態了，所以之前的曖昧，不過現實的計算和聰明，而不是超脫的冒昧。
國家認同的問題困擾很多東亞地區，當這些問題來到的時候，99%的東亞藝人都是訴諸便宜的世界大同。他們會說，音樂超越語言、藝術超越一切，因此我是什麼人並不重要。自我認同是「世界公民」的藝術家們，試圖將中、港、臺之類的國族分歧，消融於自己的門票之中。
但其實他們是有身份認同的，到必要的時候，他們會選擇，並且選擇自己擁有最大市場的地方。其實去到最後，這世上沒那麼多世界公民，也沒那麼多討厭政治的藝術家。如果政治可以幫他們賺到表演的機會，他們會突然很樂於趕這淌渾水。
傅榆的話，令中國玻璃心碎了一地；而我們也同時看到平時看來冰清玉潔、一點政治氣味都找不到的天真藝人，其本質也就是政治的存在。他的政治性在於其刻意的非政治性。這種非政治性，是服務於需要維持社會穩定和簡單的政治議程。藝人其實就好像instagram。instagram上面的，都是美人美景、精緻商品、去哪裡玩哪裡吃、粉粉白白的夢幻瀘鏡、生活小事的文青語錄。那裡沒有政治，沒有衝突，因為沒有新聞，它距離色情影片網站的終極和諧，就一步之遙。
他們只是世故地懂得隱藏
但Instagram的世界是我們刻意營造出來的，我們和世界並不是真的那麼無菌，就好像藝人，他只是把自己的政治關係收藏起來，直至你被中國政府控告逃稅，那個現實的社會關係網才會一下子被抽出來。我們總是一次又一次發覺，藝人和藝術家並不是那麼冒昧，他們只是世故地懂得隱藏。
說來我倒是真正認識一個能夠奉行「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的藝術家，那就是德國導演萊妮．裡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她最知名的作品，是納粹黨宣傳片《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克》。後來納粹黨倒臺、二戰終結，裡芬斯塔爾受到清算。但直到2003年老死之前，她一生都沒有認錯，她聲稱不知道納粹有搞集中營，亦指自己的作品是記錄「純粹的歷史」。
她為什麼沒有認錯？也許她認為自己熱愛的是一種美學，而不是特定的政治或政黨，她愛的是那種《意志的勝利》中的齊一、浩大、神話化的調度。看《意志的勝利》，你會發現有些藝術真的可以超越政治。即使我們反對法西斯，仍會不禁折服於那個虛擬世界。
裡芬斯塔爾說，如果當日是邱吉爾巨額資助，她也會拍出一樣的作品，所以她似乎不在乎現實政治或者陣營，她甚至可能不在乎現實中的生靈塗炭，因為納粹德國向她提供無限的經費、過百人的攝製隊、三十多架頂級攝影機、無數的工作人員，就供她一人差遺，能為她實現腦中的宏大史詩。身為一個電影人，她想實現自己的創作和美學，而納粹黨願意支持。
納粹倒臺之後，裡芬斯塔爾繼續創作，去了非洲貼身拍攝一個非洲部落，從那些攝影作品中，你看見她沒有「認錯」，她仍然迷戀著那些陽剛、野性、健美和神話般的事物。
據說她晚年想拍一部希臘史詩電影，作為蠻族女王的女主角與希臘城邦交戰，最後被希臘的王者所殺，但後者禁不住愛幕，與女王的屍體交媾。裡芬斯塔爾希望用二千匹真馬來拍攝戰爭場面，也許這戲沒拍成的原因，是因為願意資助她拍大場面的極權已經沒了，而中共有張藝謀之類的導演，不需要外援。
但無論如何，裡芬斯塔爾真的是「藝術歸藝術，政治還政治」。她是納粹的宣傳機器，戰後沒有再得過什麼好的工作機會，但她不需要原諒，她堅持自己的美學追求。如果她好像很多曾經跟納粹過從甚密的藝術家、哲學家一樣，願意妥協和認錯，也許她會得回一些機會，也許她還能在電影史上爭回多一些地位。
但她沒有。功利來說，這很愚蠢，但藝術家的愚蠢，令人神往。而現實中沒那麼多藝術家，他們都很聰明，都在必要的時候沉默，在必要的時候復喧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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